客观讲，焦哥的这段经历不算典型，我的亲友中还有很多不相识的迁徙者，他们路途之遥、受苦之重、累及子女之痛、年头之长（还有许许多多人因为人为因素和客观困难至今不能返回城市），焦哥与之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我当年在太行山某“小三线”企业上班时，碰到这样一对夫妇—我们住在一个叫井店的小山村里，我发现他们的言谈举止、装束都不像农民。有一次我们连长跟房东聊天，他说，夫妻俩原都在兰州市上班……说完扼腕长叹。后才了解到，这对夫妇从1952年就是甘肃某报社干部，做会计工作。1962年，领导通知他被确定为精简还乡对象，他哪能同意，领导便发挥思想工作优势，做不通，便停止工作，停发工资，天天关屋里学习，被逼没法子了，只好携妻将雏还乡到老家—河北省涉县这个小山村。他的大儿子长到十八岁知道父母的经历后，非要到兰州闯闯，抱着寻梦的目的去了，中间回过老家两趟，再后来杳无音信了。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我离开当地，他的家人仍未找到他。有的说1983年“严打”时被处理掉了，有的说出车祸没了性命。
于是我想搞清楚：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大中城市因工作变故造成两地分居的有多少？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查不到确切数据，有人估计在一千万人以上，总之数量极大。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饥荒和最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刚缓解不久，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式提出要“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为“要准备打仗”伟大战略方针而准备的西南地区大三线建设、华北等地区的小三线建设以及西北地区的工程建设，“调整国民经济”，抽调大批企业从各自的城市迁出，大批职工干部离开城市，“三线建设从1964年至1980年，共投入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从各自的故乡出发，来到西南三线地区”（《中国新闻周刊》）。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天津市为例，“天津市为支援内地建设，1963年至1965年又有近四万职工迁出”（《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为解决国民经济困难，精简和动员职工和家属还乡生产，“据统计，1961年至1965年全市还乡职工达到215630万人，而且这部分人基本上是从市区迁出的非农业人口”（《天津简志》《中国人口·天津分册》）。后一资料还载明，“迁移变动人口主要是男性青壮年”。“从1962年至1978年天津市共有415000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天津通志·人事志》）。相当多的知青后因回城、选调等造成夫妻两地分居。
还有缘于政治动因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冤假错案，以“文革”为高潮，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干部和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被当做改造对象遣返农村，“仅1968年一年，市区、郊区就遣返了17002人，其中市区占了94.3%”（《天津简志》）。
这庞大的人群中，只身一人从城市迁出有之，举家迁出有之，夫妻同迁出但与子女、与各自年迈父母长期分离更是不可胜数。这种从地域、职业范围、数量上说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移，造成徙民者众，造成普罗大众生活之大痛苦—首当其冲的是千千万万职工长期夫妻两地分居。
这种长期夫妻分居，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负效应是巨大的。试列举一二：
夫妻间爱情遭到破坏。夫妻因受空间阻隔长期不能一起生活，无法通过彼此关怀、帮助和爱抚加深爱情，相反与此伴生的诸多外在因素如家务劳动、亲属关系、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等矛盾，使彼此间心理距离越来越大，隔阂越来越深。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许多长期两地分居夫妻，其爱情就是随着彼此疏离感和陌生感的不断加深而出现危机，危机一旦出现，常常难以逆转。
由于无法满足正当性需求，使婚姻的重要功能失去意义。男女双方因性压抑、性饥饿，从而产生烦恼、焦虑、痛苦。焦哥说的话糙理不糙。基·瓦西列夫说：“长期节制‘下流的’性生活会使人智力停滞，精神受到创伤，如果再有其他因素，就会引起神经官能病症”。
家庭的诸多功能无法实现。比如抚育幼子和教育青少年的功能—夫妻分居实际成了单亲家庭，即便夫妻同迁者出于教育质量好的动机，多数也选择把孩子留在大城市。但由于得不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子女人生路上缺乏父母双亲的关爱和指导，使他们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诸如升学、就业等关键几步，常常处于劣势、被动，与机缘失之交臂，影响贻误了子女的大半生甚至一生。至于举家迁徙的，则更是献了青春献子孙。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文中方才提到住过同院儿的刘婶孙子“一端起书本就头疼”，奶奶气得说他“咋就烂泥扶不上墙”。初中没上完就上班了，进了区修配公司修上下水道。一晃二十多岁了，一表人才，却找不着对象。女方家长都嫌学历太低，说连初中文凭都没有，怎么教育后代。后来母亲终于喜滋滋地告诉我—定亲了。大家都挺高兴，举行婚礼那天我正巧出差，还请母亲替我随了份子。不久却听说离婚了。
我在参加西部某地区散文笔会时，碰到一位天津老乡—确切说是天津老乡的女儿，一位三十多岁的乡村小学非编教师，她父母就是当年从天津和济南迁厂到这里的，她还有一个哥哥在当地上班，下岗了从农村趸点梨骑自行车驮俩筐四处叫卖。她在天津还有姑姑们和叔叔，住在河西区陈塘庄，她只回过一次老家，已经好多年不怎么走动了。她说，爹妈常背着我们，冲着故乡方向抹眼泪。说完望着路上四处乱飞的树叶喃喃道，爹妈就是一片落叶，飘哪是哪—这位小老乡无意间的一句话让我动容，是啊，多少年来一般民众不就是一片片树叶，一阵风刮来，风头把他们刮到哪是哪吗？
“一般民众”这一称谓并非我的发明—最近天津最大的会展中心举办新一届“台湾名品博览会（展销会）”，主办方发布的广告词赫然写着：“×日至×日为一般民众参观日”。偌大的广告设置在一个个公共汽车候车亭内。
“公民还有一般民众、非一般非民众之分吗？”我说。
“‘一般民众’就是老百姓，这有什么可矫情的。”旁边我一哥们嫌我有点不认头发什么神经呢！
夫妻两地分居的大量存在引发和加剧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单亲家庭子女中的刑事犯罪率明显高于健全家庭。1983年集中统一“严打”及其后两次“严打”，其结果证实“从重从快”的对象大部分是青少年，而形成他们犯罪的社会原因，如单亲家庭（包括长期夫妻两地分居家庭）不能对子女进行很好家庭教育当属首要，在缺乏理性分析和关注民生前提下，由于“人治”，“说打就打了”，其教训是深刻的。
北京市某妇女组织1999年调查显示：卖淫女（20岁至29岁）中家庭处于非正常状态，即单亲家庭—单独与母亲或父亲或与其他亲属一起生活的，其比率高达22.3%。这种状况与她们在家庭中缺少亲情交流与行为上的指导，容易产生行为上的偏差不无关系。
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还为婚外性关系、嫖娼卖淫活动提供了一定条件。一是男女容易走上婚外恋道路；二是助长嫖娼、卖淫活动。据一些地区对嫖娼者的调查，一部分人就是离家在外的“寡男”，至于卖淫女，相当多的是丈夫长期离家外出的寡居女人。
两张文化宫活动票
焦哥仍沉浸在对那段经历的回忆中，看得出他心里不是滋味，我想把他思绪岔开，随便问：“除了刚才说的，那些年给你印象最深，最让你忘不了的是什么？”
焦哥低头想了想：“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挺简单的。”
老张为我的调动费那么大心，给我说好话，给我多少次的联系上级单位、反映困难，跟踪“对调联系函”卡哪了，却没收过我一分钱，没吃过一次请。
那时我已经回天津上班了，有一天我听别人说老张到天津出差，住在南市一家小旅馆。我去找他，非要请他吃一顿饭，不管怎么说，他就是不同意。我说饭馆都定好了，他就是不去，说不能让我破费，那是他应该做的。我给他买了点水果、两瓶酒，也硬逼着我拿了回来。就这样到今天也没有请上他。
“还遇上好事啦。”焦哥接着说。
我原来是电工，到了北郊区机电配件厂当仓库保管员，因为这个厂电工位置已满。可是厂里管人事的老顾始终惦记这个事。这时候，天津市文化宫恢复重建，需要一个电工、一个木工，请我们厂的上级单位市机电局支持。局里把这个任务派到我们厂，当然我不知内情。我和老顾家住得比较近，都在南市一带，每天上下班经常碰上，道远，骑自行车，在路途往返得用三个小时。那天路上他跟我说：“市文化宫需要一个电工，你要是愿意走，我帮你联系，你要是不愿意走，我正好舍不得放你。”
我求之不得啊，那时我小子才三岁多，闺女刚出生，家务事正多。这样我又调进文化宫，骑自行车十分钟就能到单位。
“行啊，焦哥，喜到门前皆是双。”我笑言。
“是是，这点白的，我全去了。”“这庆祝算是后着补。”我端起一碗啤酒也一气喝下。
焦哥边把一盘杂面下到锅里边说：“要是搁现在，这俩事至少花十万。包括从邯郸调回来，乐子剧团那两口子，帮我穿针引线当红娘，就是诚心诚意帮你。没有那种现在到处都是的骑驴得好处，没有。”焦哥语气肯定。
“就是一种淡如水清如泉的关系。”我自语道。
“对，对！我给老张送条烟，不要，请吃饭，更不去。他说应当的。”
“应当的”，这三字让我回味良久，因为他们心里有做人的标准，精神操守，人性—字典上说，正常的感情和理性—人性使然，为此他们活得内心宁静和坦然。
焦哥接着说：“只是我给他送过两次文化宫的活动票，他带孩子来玩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