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饭，我们踩着石级下到河边，然后摆渡到对岸。从那里，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到达干校的营地。那天的雪很厚。我们始终在雪地上走，完全看不到路。我不知道父亲用什么来辨别方向。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母亲说话。不过，他提到了营地里那几只很聪明的狗。他说它们在等着我们。他说我们会成为它们的朋友。他说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它们会一直把我们送到河边来的。我很少接触狗，更不要说成为它们的朋友。对那几只狗的想象缩短了我和营地之间的距离。
到达营地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惊奇地发现，真正在等待着我们的是人而不是狗。我们刚刚放下行李，父亲同屋的那些“难友”们就都挤到了他的床边。另外几间屋子里的“难友”们也陆陆续续过来了不少。他们好像都读过我写给父亲的信，都夸我的字写得工整，信写得通顺。接下来，他们要听我背诵“老三篇”。我坐在父亲的窄床上，一篇一篇地背。我的背诵让父亲的“难友”们惊叹不已。接下来，我开始为他们表演样板戏。我忙得满头大汗，演完了鸠山，又演王连举。在那间阴暗又拥挤的房间里荡起的那一阵阵开心的笑声令我有点忘乎所以。
二十三年后的一天，我在广州外语学院的电化教学馆里看《辛德勒的名单》。影片里奥斯维辛牢房的场景突然将我带回到了1972年2月的那个夜晚。我突然又看到了围坐在我跟前的那些“干校”学员。他们开心的笑声改变了我的身份。我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夜晚，我是他们所有人的孩子，或者说，他们所有人都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们用最隆重的方式款待我们。他们为我们端上来了三大碗糯米饭。这是节日的待遇。更特别的是，每一碗糯米饭的上面还加放了一大勺凝固的猪油。这是贵宾的待遇。但是，我咽不下如此油腻的食物。从那一大勺凝固的猪油，我的胃口辨认出了我自己过着的正常生活与我父亲们的非常生活之间的差别。在七十年代，除了著名的三大差别之外，还存在着这“正常”与“非常”的第四大差别。
那几只很可爱的狗为我学生时代（也是我的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寒假增添了不少的乐趣。长得像狮子的那只狗就叫“狮子”，而另外一只狗的名字却不知道为什么叫“上尉”，它们是我最好的朋友。它们小便时的姿势让我好奇，它们争抢食物时的神态让我开心，它们被关在门外时的沮丧让我同情。当然，最难忘的是我们的分离。果然像父亲说过的那样，在“狮子”和“上尉”的带领下，营地里所有的狗都来为我们送行。它们忽前忽后，边跑边玩，看上去像是一个快活的集体。但是在接近河道的地方，这个集体突然解散了：那些孤独的个体开始寻找各自的位置。“狮子”就在路边停下来，“上尉”和另外两只狗跑到了附近的一座小山堆上，而另外一只狗干脆慢吞吞地往回走。它们都拒绝将我们送到渡口。但是，我知道，它们都在用嗅觉陪伴着我们的小船摆渡、靠岸，陪伴我们登上石级，直到我们消失在与空棺材相伴的小镇生活的嘈杂声中。
1972年是“发现”的年份。我们发现了遥远的过去：在母亲订阅的《人民日报》上我第一次看见了恐龙的化石。而就在我们城市东郊的马王堆，一座西汉的墓穴被打开了。从里面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竹简，还出土了一具皮肤仍有弹性的女尸。这“土葬”的奇迹在孩子们中间激起了又一轮关于“土葬”和“火葬”的争论。更神奇的是，我们不仅有时间上的发现，还有地理上的发现。我们发现了遥远的“新大陆”：《英雄儿女》和《打击侵略者》还在一遍一遍地陶冶我们的情操、愉悦我们的感官，突然，尼克松来了，他站到了我们的迎客松的前面。
“新闻简报”里触目惊心的画面丝毫没有削弱语言的地位。一年一度的元旦社论和层出不穷的最高指示仍然是我最重要的精神粮食。当时，长沙有一个以“宣传”而著名的“傻子”，他能够在任何重要文章见报后几天将它背诵出来。然后，他举着一块写着文章标题的木牌，站在马路边或者登上公共汽车，大声朗诵。像那个“傻子”一样，我也能够背诵许多的元旦社论。社论的标题，比如《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后来变成了我的许多文章的结尾。重温这熟悉的题目，那“更大”的激情让我觉得昨天的革命就好像是今天的奥运。
伟大领袖“立竿见影”的语言对孩子们语言的习得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它来自最高处，却深入到了最底层。在我们的游戏中，性情温良的孩子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脾气暴躁的孩子则首先使用原子弹和氢弹，“炮打司令部”或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大家的共识，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是所有人下不了决心时的强心针。如果对游戏完全失去了兴趣，那就让我们“别了，司徒雷登！”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在游戏中灵活地使用同样锐利的思想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母亲于1972年10月被调往一所位于郊区的中学。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搬家。母亲的朋友们送给她的离别纪念是一个16开大小的相框，相框里的湘绣作品再现列宁阅读时的姿势和神情。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母亲的调动其实与教育战线的“派系”斗争有关，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结果。
与在宁乡的启蒙学期类似，我的同学又都变成了郊区菜农的孩子，我的周围又绵延着大片大片的菜地。我居住的校园与我就读的小学仅一墙之隔，翻墙是上学或者从学校回家的捷径。但是，离住处最近的商店和电影院在两公里以外，要步行二十五分钟才能买到食盐和看到样板戏。
1973年的新潮被称为“回潮”。新学期开学的时候，中学教材的样子全变了。报到的那几天，母亲学校的气氛显得特别热闹。学校堆放教材的地方已经不够了，有许多的教材需要堆放在老师的家里。码放在我们屋中间的物理和化学教材的厚度让我有点吃惊。而一个刚刚领到了教材的学生对另一个学生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语言与我的听觉习惯相冲突，让我觉得有点滑稽，有点庸俗。
父亲也回来了。他在城里的一座老式建筑里有了一间与许多人共用的办公室。他们在那里负责为从干校回来的人安排工作。父亲好像对生活充满了向往：他用在干校学到的泥瓦匠手艺在家门口打造了一个有多种功能的土灶；他买了一辆飞鸽牌的自行车，不仅让家里有了一件贵重物品，而且还缩短我与样板戏之间的距离；他休息的时候与母亲的同事们一起打篮球、下象棋、玩扑克；他与附近的一些菜农交上了朋友。这突然出现的生机让我感到一阵罕见的和谐。
但是，建立在“回归”基础上的和谐很快被新的冲突打破。教育的“回潮”遇到了两个风格不同的对手：一个不立文字，以白卷向它挑战；另一个连篇累牍，以日记对它反击。相比之下，我对那个比我高两级的北京小学生的印象比较深。我在文章中肯定写过像她那样的“反潮流小英雄”学习和要与她“做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一类的话。但总的说来，这两位“英雄”没有激起我严肃的敬意。
父亲的“回来”引发了我们之间的第一场严重冲突。那是一个悠闲的晚上，我父亲在与他的一位朋友下棋，而我在一边观战。突然，我以为看到了一步好棋，伸出小手去为父亲支招。父亲粗暴地将我的手推开，让我走开，不要干扰他下棋。我觉得受了很大的委屈，走开的时候骂了他一句，骂他做“右派”。父亲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当权派”，不是“右派”，但是他却被这顶从来没有戴过的帽子激怒了。我完全没有准备他会有那样激烈的反应。他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用拳头照着我的头部痛打起来。
这场冲突从语言（一个名词）开始，以暴力结束。一个九岁的孩子会给自己的父亲扣上“右派”的帽子，而一个四十一岁的父亲会被这顶莫须有的帽子激怒，用自己在劳动中锻炼出来的拳头照着自己儿子的头部，将他痛打一顿。这是七十年代的奇观，这是七十年代的中国的奇观。
那一年，死亡第一次与我擦肩而过。7月中的一天，父亲带我和姐姐以及姐姐的一个朋友去校园后面的水塘里游泳。结束的时候，父亲先上岸，去不远处的一户菜农家换衣服。他交代我们也赶快上岸。我那时候还几乎不会游泳，但是我想在最后的时刻有所表现。我推开救生圈，准备划近靠岸边站着的姐姐和她的朋友。但是，我的身体不往前走，而是往下沉。我很快就呛了几口水。我惊叫起来。姐姐和她的朋友也开始大声呼救。一个正在水塘边菜地里浇肥的菜农跳进水塘，游到我的跟前，将我拽到岸边，抱上岸。这个干瘦的菜农表情严肃，褪尽颜色的衣服上散发出很重的汗臭。他抱起我的时候骂了我一句（骂我做“化生子”），而我条件反射，用同样的词语回敬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我的第二次生命就从那至今仍然令我内疚的骂声中开始。
如果夭折于1973年7月，我就连“孔老二”都没有听说过了。
和许多同龄的孩子一样，我仅仅在伟大领袖的一首《水调歌头》里与孔子有过一面之交。“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中性的孔子，与反动的“奴隶制”没有瓜葛。“儒法斗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孔孟之道。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全面展开，我们对“孔丘”甚至“孔老二”有了深刻的认识。这是1974年的奇迹。这奇迹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两代人补上了一堂中国文化课。这曲线的补课让我们的听觉有机会接触到母语中腐朽的词语，比如“仁义礼智”，比如“克己复礼”。这些词语与“深挖洞，广积粮”以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等最高指示在同一个时代交响，对听觉是一种难得的磨练。
这一年，父亲重新上岗，成为一家生产拖拉机配件的中型国营工厂的党委副书记兼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骑着他的飞鸽自行车带我一起去工厂报到。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走进工厂的大门。巨大的厂房、奇特的机床、厚重的油污、震耳的噪音以及上下班壮观的人流令我兴奋不已。将近十年宁静的校园生活和田园生活结束了。借用当时两部电影的名字，我进入了“火红的年代”和“沸腾的生活”。此后的六年，我将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父亲是一个实干家，他一年中在车间劳动的时间超过在办公室开会的时间。因为工厂的休息日与社会“星期天”错开，在我的逆反期到来之前的那三年里，我的大部分星期天也都是随父亲在工厂的加工车间里度过的。我穿着工作服，带着袖套，将轴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我喜欢这样的休息日。我喜欢车间里的一切：噪音、油污以及工人之间那些妙趣横生的调侃，我甚至喜欢车间厕所的结构和气味。
父亲还是一个热心人。他的热心让不少人受惠，让许多人感动。工厂里有一位没有人理睬的老工人，家境赤贫，绰号“傻子”。他找到了我父亲，求他帮忙解决家属的城市户口。这是当时的天方夜谭，但是父亲却不遗余力，竟将它变成了在工厂广为流传的佳话。那个老工人对我们一家都充满了感激。每次见到我，他都会停下来，用纯朴的语言歌功颂德。最让我难受的是他对我的称呼。我只有十岁，而他年长我四十岁，但是他叫我“叔叔”。他一遍遍地叫，叫得那样真心、那样满足。我很难受。我知道，除了语言之外，任何其他形式的感激都已经被父亲谢绝。我也知道，我无法剥夺一位老工人使用语言的权力。但是我很难受。他纯朴的语言和衷心的感激对我造成了终生的伤害。
就在那一年，我第一次发现了特权。从锅炉房到医务所、从传达室到行政科，所有的人都对我非常客气。父亲说这是因为我很有礼貌、很守规矩、很爱劳动，大家都很喜欢我。我没有怀疑过周围的人对我的好感，但是我突然开始遭受负疚感的折磨：一种对所有人的负疚。我不知道这是先天的心理障碍还是长期在灵魂深处“斗私批修”的结果。当我坐在工厂的北京吉普上从上下班的人流中穿过时，那曾经让我兴奋不已的壮观景象会让我负疚地低下头来。
事实上，物质上的优越并不十分明显。我们的住房与普通工人家庭一样。我们与四户人家一起共用楼道里的厕所，与同性别的所有人一起共用公共澡堂。真正的优越来自另外的地方，来自语言和信息。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一起去看望他任市委副书记的朋友。他的朋友谈起了与我们用鲜血连在一起的邻邦的元首，说他已经开始带着年轻的儿子出席政治局的会议。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世袭在七十年代已经成为定局。还有一天，在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到的一本《大参考》上，我读到安东尼奥尼的劣迹。又过了不久，我第一次见到了索尔仁尼琴的名字。他是苏修的敌人，而苏修又是我们的敌人。与“凡是敌人反对的”著名逻辑相反，我们对他好像并不“拥护”。毫无疑问，我比那些生活在普通工人家的孩子更容易看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信息的不对称并没有妨碍我与同龄孩子们的交往。本能的萌动决定了这种交往的方向。在学校里，那些“坏”同学不仅吹嘘曾经爬到树上偷看过女澡堂，还将他们提心吊胆窥探到的秘密再现在课本上。下课的时候，他们还引诱男同学掏出自己的家伙来比大小，并且竟违背常理（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价值判断一样），以小为美。那位力挫群雄的同学得到了一个露骨的绰号，从此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讲述警察怎样“当场”抓获男女流氓的故事。他们关于女流氓的描述让我听得脸红心跳。而到处张贴着的市革命委员会的公审布告里，反革命的数量在逐渐减少，流氓的数量在急剧增加。现在想来，那也许是一种七十年代中期“社会转型”的标记。一些稀奇古怪的流氓罪名经常让我浮想联翩。
这一年，死亡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惊扰我。它是一只受伤的鸟。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注意到它。它趴在马路下面的那一大片菜地旁。我的脚步声惊动了它。它吃力地飞起来，但是很快又停下来。我一直将它追赶到菜地尽头的一个死角。它终于飞不动了。我将它抱起来，它的翅膀绝望地扑打了两下，就彻底放弃了。我抚摸着它，刚想跟它讲话，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上。我回过头去，看到了三个高年级的学生。他们问我抓到了什么。我告诉他们是一只受伤的鸟。他们让我将它交给他们。我不同意。他们中间的一个抱住了我，另外两个将那只受伤的鸟从我的手里抢走。
这段经历后来变成了我的处女作的素材。站在潮湿的黄昏看着那三个孩子走远，我觉得极度的孤独。像许多受伤的孩子一样，在那一个时刻，我开始幻想一种世俗的权力：以暴制暴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