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莫里森狂放的诺贝尔演讲好像是从我这段经历的结尾处开始的。几个年轻人想羞辱那位无所不知、名闻遐迩的老妇人。他们从她生理的弱点下手，要她回答，他们手里的鸟是死的还是活的。双目失明的老妇人拒绝回答。因为她知道那只鸟的生死完全控制在她的挑战者的手里。在托尼·莫里森的话语里，那只鸟是语言的象征，它正在遭受政治、商业、技术等等的压力，已经奄奄一息。我想告诉那位虚构的老妇人：那只鸟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如果它在七十年代碰巧被一个热爱文字的小男孩带回家去……
我幻想的权力是“我有一个哥哥”（我用它做我的处女作的题目）。这种幻想在1975年将我带进了一个年轻人的圈子。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玩乐器、洗照片、唱歌、读书和谈恋爱。我很快挤进了他们阅读的接力赛，将自己接近他们的不良动机忘得干干净净。我开始阅读那些繁体竖排右起的“黄色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茶花女》和《牛虻》。
这一年，母亲将我带进了她所在的中学（也是我后来的母校）的图书室。这也许是她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一次努力吧。在那里，我可以借到正式出版的书籍。在一篇谈论成长的短文中，我这样写道：“他很小就迷恋上了阅读……他经常去帮图书室整理报纸，换取一次多借三本书的优待。他读《巴黎公社史》，他读《摘译》，他读《哥达纲领批判》，他读《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他不懂装懂。他从许多狭隘的窗口里展望世界。他的思想游行到了很远的地方。”这如饥似渴的“他”就是1975年的我。
我在1975年完成了与书籍不可分离的婚配。这是由上帝包办的婚配。同样在这一年，我的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有一天，一位我不认识的老师走进我们的教室，他环视了一圈后，对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指了指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于是，我成了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员。我们的宣传队在长沙市享有盛名，经常要到工厂、部队和剧院去演出。我始终只是宣传队里的次要演员。在大合唱时，我站在最后一排的最右边；在歌颂民族大团结的歌舞里，我有90秒钟的双人舞，但是我的舞伴不是那些骄傲的女队员中的一位，而是一个像我一样干瘦的男孩子。而且我们跳的是蒙古舞，而不是更重要的藏族或者维吾尔族舞。
宣传队的生活不仅将我从那些“坏”同学的包围中解救出来，而且还培养了我铁的生活纪律。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都要5点钟起床，摸黑步行二十分钟，赶到学校去练功。下午下课之后还经常要留在学校排练，到天黑才能够回家。遇上演出的日子，回家的时间就会更晚。七十年代的家长不会到学校门口接送他们已经十岁的孩子。这种起早贪黑的生活完全要靠自理。
表演引起了我对音乐的注意，也强化了我对语言的迷恋。如果没有在舞台上高声表白和放声歌唱的经历，我也许还是能够理解“马尾巴的功能”的幽默和用意，却难以品味“历史的火车头”和“盛大的节日”等等导师级隐喻的魅力。“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盛大的节日”，这血腥的隐喻是我最早痴迷的“狂欢节”理论。革命是一部虚构的作品，它的万能的叙述者唯一不能决定的是它的结局。
舞台上的表演只是部分地满足了我的表现欲。我的语言积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渴望着其他的表现形式。从这一年开始，日记开始成为我私下的表演。不过，最初的表演过于简单：它基本的风格是“自我批评”，它重复的独白是“豪言壮语”。与日记这种挑战时间的激情相应，我还有了挑战距离的冲动。我寄出了第一封不是在母亲的要求下写成的信。收信人是远在哈尔滨的一个与我年龄相当的亲戚。三个星期后的一天上午，我的班主任老师将回信交到我的手上。她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她说她从来没有收到过给她学生的信。那也是我一生中收到的第一封信。那种挑战距离的快感将成为我永远的奢侈。同样在1975年，通过日记和书信，我向“写作”许下了终身。
这一年，死亡将一个河南农民带离（或者说带进）了我的生活。这个农民在十八岁那年生下了第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在十七岁那年随解放大军南下，离他而去。又十五年之后，这个农民听说自己的第一个孙子在湖南出生……这繁衍的链条在十一年后的一个下毛毛雨的日子里炸裂：父亲那天告诉我“爷爷死了”。他带我一起去离工厂大门不远的小邮局，往老家汇去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我还能清楚地记得父亲趴在柜台上填写汇款单的样子。那是一个七十年代的儿子为父亲送终的姿势。
我与爷爷的生命有十年的重叠，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家里没有一张他的照片，没有一个他写的字，没有“任何”他的痕迹。对我来说，他并不存在，或者说，只有死亡才会让他存在。是什么造成了这亲情的“缺席”，革命？叛逆或者距离？问题很可能出在他的“成分”上：他不是“地主”，但也不是“贫下中农”。他处在灰色的地带。这种灰色的处境在七十年代肯定是仕途上的障碍。
母亲长期订阅《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我很小就学会了在语言的暴力中寻找语言的魅力。但是，1975年底的一天，母亲突然决定终止与这两份报刊的关系。她告诉我，我可以订阅自己的杂志了。就这样，即将复刊的《人民文学》和《诗刊》进入了我的生活。这是我个人的“语言转向”。文学成为了我对1976年的期盼。
我盼来了终生难忘的诗歌。其中生机勃勃的《鸟儿问答》让我提早许多年感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力：“试看天翻地覆”是毋庸置疑的魔幻；“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是明摆着的现实。事实上，《鸟儿问答》创作于1965年，与《百年孤独》的创作几乎同时。在世纪末用另一种语言细读那部小说时，我曾经魔幻地相信在七十年代去世的伟大领袖就是小说孤独的主人公的原型。在小说中，主人公带领一大群人经过长途跋涉在一个被沼泽包围的角落建立了一座孤立的村庄。他有无穷无尽的奇想。他有没完没了的冲动。
与诗歌一起到来的还有一颗开花的铁树。它在天心阁（长沙最古老的建筑）上的一间展厅里展出。我不记得是谁告诉我那个消息以及我为什么会有兴趣。那座古老的建筑离涌冒“长沙水”的著名井口不远，离我住的南郊却有相当的距离。但是，我在一天下午站到了那千古奇观的跟前。我身边那些表情严肃的参观者议论纷纷。他们都说“铁树开花”是将要出大事的征象。
几天之后，广播里果然传来了哀乐。我也许还沉浸在“弹指一挥间”的洒脱和“不须放屁”的义愤之中，当天早上并没有特别的悲哀和冲动。震撼来自一个月之后那部诗一样的纪录片以及三个月之后被诗歌凝固为历史的清明节。“灵车队，万众心相随”，这是我从来没有目睹过的场面。“将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创意。尽管仍然伴随着一模一样的哀乐和大同小异的悼词，死亡却因为这场面和创意获得了伦理和诗意。这伦理和诗意将在随后那个传统节日演变为七十年代最动人的抗议。就像在五年前那个深秋的中午一样，在1976年清明节的夜晚，我又一次感觉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这就是铁树开花兆示的大事吗？
七月底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也并没有让我特别震惊。但是几天之后，父亲的一位同事从北京出差回来。他带来了在那里的亲身经历。他谈到地震前的症候，谈到地震后的恐慌。他绘声绘色的叙述让我战栗。除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忆苦思甜”报告之外，这是我一生中完整地听到的第一段“口述历史”。它让我同时迷上了“叙述”和“历史”。让我战栗的不是死亡的人数（那人数是七十年代的秘密），而是死亡的速度。我恐惧毫无准备的死亡，瞬间的死亡。“他们很多人都光着身子，”父亲的那位同事说，“因为北方人睡觉时喜欢光着身子。”他叙述中的这一特写让我觉得既生动又恐怖。这就是铁树开花兆示的大事吗？
我当时很想知道那横扫一切的天灾会不会危及伟大领袖的生命。这是名副其实的“杞人忧天”。但是在那个时候，社会上只存在关于他的身体状况的猜测，却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身体状况的消息。9月9日那天下午，父亲如约带我去工厂家属区对面的那家地质职工医院看病。在诊室里，他与医生谈起了马上就要收听的重要广播。他们都说不知道它的内容，但是他们的表情都显得凝重。后来在医院的门口与父亲分手时，我问他重要广播会不会是关于伟大领袖的消息。他提醒我赶快回家，不要乱猜。回到家里刚在书桌前坐下，家属区的高音喇叭里就传出了七十年代最沉重的哀乐。我激动地站起来，面对着窗外的那一片住宅楼的建筑工地。眼泪很快打湿了我的衬衣。与从前不同，这一次，我不是觉得历史又走到了一个新的生死关头，而是觉得历史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这就是铁树开花兆示的大事吗？
历史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停止的只是“一切娱乐活动”。在庄严肃穆了两天之后，我在第三天的上午一度失控，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我爱五指山”。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了禁令的存在，没有接着唱下去，没有再去“爱万泉河”。第二天中午，因为一件小事与姐姐发生争执，她向母亲报告我“昨天”曾经在禁区犯规。我母亲没有给我承认或者抵赖的时间，责令我立即在伟大领袖的画像前跪下。我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跪了将近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是“七十年代”博物馆的理想藏品，又是我个人思想解放的导火线。
与那些重于泰山的死亡相比，这一年的一次轻如鸿毛的死亡在我的文学中留下了最早的痕迹。我的短篇小说《游泳》以“四个少年爬上了围墙”开始，在结尾的地方，却用“三个少年爬上了围墙”来呼应。语法上刻意的平衡突出了语义上的倾斜。那个没有在小学毕业典礼上出现的少年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也是我们工厂的家属）。他不肯与我们一起偷偷到水库去游泳，因为他父亲在同个时间会带他去湘江里游泳。湘江是伟大领袖“风华正茂”时“中流击水”的地方，与水库相比，就像是“鲲鹏”与“蓬间雀”的区别。我们对他的羡慕难以形容。
他父亲带他去了，但是没有带他回来。那天晚餐时，我母亲问我下午到哪里去了。我对她撒了谎，没有提去水库游泳的事。而我母亲却没有对我撒谎，她告诉我，我最好的朋友已经离开了人世。
历史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但是，生活却一度中断。我们这些等待进入中学的孩子们入学的时间一拖再拖，一直等到北京的第一轮政治斗争偃旗息鼓，到十月底，我们才得以在中学正式报到注册。新学期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新意。它的主要任务还是“深入揭批”，还是“口诛笔伐”。我继续使用小学时已经熟练掌握的语言，铿锵有力的语言。不同的是，语言所憎恨的对象变了，从“走资派”变成了“四人帮”。
这生活的中断好像是为了一个瞬间所设。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瞬间。它与语言有关，也与死亡有关。在9月底的一天下午，我随意地从母亲的书柜里取出那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跪到水泥地上（伟大领袖画让我习惯了这种姿势），将书在跟前摊开。我一页页地翻动着枯黄的书页。突然，一个引号中的句子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被一道闪电击中，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畅快和疼痛。我干瘦的身体冒着汗，我被“不能”征服，被“河流”征服，被“人”的无能征服。那是我的“顿悟”，一生只有一次的“顿悟”。
很多年后，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生活就是十二岁时那一次意外的阅读留下的伤痕。”这不是“忆苦”，这是“思甜”。这无法愈合的伤痕是“精神家园”的象征。
通过列宁而进入古希腊，就像通过伟大领袖而走近春秋战国一样：七十年代的中国为知识的考古设定了史无前例的路径。我后来经常看见那个热爱文字的十二岁的小男孩：他跪在坚硬的水泥地上，重读了一遍引号中的文字：“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在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完全懂得了那个句子，他以为自己已经懂得了所有的一切。
从1977年开始，一种更为神圣的激情开始与日记和书信一起分割我对语言的迷恋。文学和发表的激情留下的最早的痕迹是那些歌功颂德或者义愤填膺的诗句。我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人民文学》的“编辑叔叔”，通常还会附上一段简短的“导读”。一个多月之后，我会收到一封铅印的退稿信。它让我倍受鼓舞。这是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要知道，我从《人民文学》收到的第一封退稿信与第一封约稿信之间相隔了二十年的时间，这是仅次于无期徒刑的判决。没有宿命的耐心，没有支撑这耐心的宿命的激情，没有人能够等到“质变”的那一天。
但是在1977年，文学还只是我的“隐私”。我的公共生活仍然由“超我”主宰。我是“又红又专”的表率，对自己必须“高标准、严要求”。除了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以外，我担任班长和年级的红卫兵连副连长，社会活动频繁。我要出黑板报，要发展新同学“入兵”，要在全校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发言。我的语言里仍然阴魂不散：在发言的中部，通常会强调“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到了发言的最后必然要肯定“我们的目的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到达”，或者更加国际化一点，坚信“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在这一年5月7日的日记里，我这样写道：
我们一定要让革命的思想占上风。我们年幼，世界观并没有定型。注意！必须抓住这一段时间来培养自己的革命思想。要用红笔来填写自己的成长过程。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历史上，不要出现污点，要保持鲜红鲜红的颜色。
这是七十年代所有的初中生都可能写出的日记。它与“日子”和“记忆”没有任何联系。那时候的日记除了“自我批评”就是“自我鞭策”。它使用的语言已经与我的阅历不匹配，与我的感受相抵触。
5月26日的日记是一个难得的例外，它记录的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今天”的事情：
今天，在班主任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民主生活会。在这个会上，同学们给我提了很多意见。归纳一下大概有以下这几条：1.用大帽子压人；2.上课讲小话；3.打击女干部；4.不起带头作用；5.上甲课做乙事；6.自由散漫；7.不虚心接受意见。
我认为同学们给我来提意见是对我的一种关心。尽管这些意见并不完全对，但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了自己更好地成长，我一定要虚心接受这些意见。
我完全不记得这次“生活会”了。但是，从意见的数量可以想见当年“基层”的民主气氛还是相当的浓厚。这些意见大都是七十年代全中国通用的“鉴定语言”，只是第三条颇具特色。按照我当时的生理状况，这一条应该改为“包庇女干部”才比较合理。我究竟是怎样打击的？究竟打击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