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章世杰和顾正洪把十几个村民带到一间堂屋里。天井里的光从木窗里劈进来，穿透了阴暗，溅落地上。仲山坐在四条扒腿的长条凳上，双手扶住胸前撑在地上的军刀，镜片后的凶光直直逼视那些不知所措的面孔，要他们说出被打死的日军尸体埋在哪里，胡春台游击队的去向。
村民一无所知，提供不出任何线索。
窗外椒子树上栗色的麻雀，似乎感受到了凝滞的气息，停止了聒噪，飞走了。屋梁上牵扯的蛛网，中间蛰伏的黑蜘蛛像一个通灵的巫者，一动不动，窥视着。
几个小时在僵持的空气中过去了。
盯着墙角懵懂、卑怯、惶惑、惊慌的脸孔，仲山嘴唇翻卷，露出了上下紧咬的牙齿。他猛地站起来，发出一声撕裂般的吼叫。屋里屋外的日本兵和伪军狼狗一般敏捷地扑上去……
1970年代，岳阳城里很多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去“洪山惨案”发生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我也是其中一个。去的时候，穿统一的服装，蓝裤子白衬衣，一路上唱斗志昂扬的歌曲。在地坪里，我们围着一个瘦骨嶙峋当年幸存的老人。他坐在一把靠背木椅上，秋天的阳光流失了浓烈，影子显得单薄。老人叙说的声音有时颤抖得厉害，要停顿一会儿再接上来，激愤的话语，有火的颜色。不断重复，才愈合的伤口，又被撕裂，我不知道当时老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沿着屋场后面山上的一条小路，每棵树上都绑着一个男人，日伪军用刺刀一个个来捅，像东乡过年节时杀猪，号称“放血”，直至流尽而亡。这个老人当时被刺了7刀，有一刀甚至穿过肋骨的间隙，在背脊露出了尖锋。他被丢入死人堆，随后上面又被压上了几具尸体。日伪军走后，家人回来收殓尸体，发现他的鼻孔还有微微气息，赶紧用水帮他清洗伤口，请来郎中敷上草药，才救下一命。老人撩起蓝色的衣衫，那衰老身躯上的刀疤，有的凹陷，有的像一条条蜷缩的蜈蚣。一个大屠杀的受害者，他身体的疤痕无法复原，他灵肉的记忆也无法掏空。
这是一个切口，从现实进入历史的切口。我更真实地嗅到了话语里空气中弥漫的浓稠的血腥味。
仲山、日军甲乙丙丁，章世杰、保安团甲乙丙丁，关在堂屋里的十几个村民被他们—
冷水加辣椒粉、胡椒粉灌入口腔，身躯在五花大绑的绳索中鼓胀扭曲。
倒绑在梯子上，下面烧起火来烘烤，头皮散发出刺鼻的焦糊味。
龇牙咧嘴的狼狗撕咬，一块块皮肉耷拉下来。
挖掉眼睛、割下鼻子、切下耳朵，脸上淌出血水的瀑布。
用尖刀掏出心肝，逼着村妇拿到厨房爆炒，黏稠的腥味从空气中跌落下来。
第二天，日伪军搜遍了洪山、昆山、三旗港大大小小几十个屋场，没有寻到胡春台武装一丁点儿蛛丝马迹。他们彻底恼怒，疯狂，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全面开始了。
屋场里的房屋燃起红火焰，冲上去，舔舐天光，飘出无数灰烬的黑蝶。
一批批被麻绳缚住的乡民，拉到塘边、山上、地头，或用刺刀捅，或用东洋刀砍，或用机枪扫射。
粉嘟嘟的婴儿，从母亲怀里抢夺过去后，或被抛向高处摔下，或被丢入火中，或被挑在枪刺上。
被强奸过的妇女，裸露的乳房，划出了刀痕，甚至阴部被插入了竹片和木棒……
《吴民安审讯笔录》：“顾正洪带着我们踩山，我把机枪架在山包上，眼睛老（一直）瞄着，赶出八、九十人，这些人都往空边卡子上跑。我拿着机枪架在卡子上进行扫射，打死了五、六十人，活捉了二、三十人。”
“后由大队部押出两百多人，集中在罗坳的两块田里，一、二中队各围一块，我们一中队围住的有一百二三十人，顾正洪指挥我将机枪架在田墈上，他首先用东洋刀砍了一个，就喊开始，我用机枪将这一百多人全部扫杀而死。
“我们保安团放火烧屋，是董玉贵划的火柴，我参加了搬木柴和点火。
“问：你用步枪在洪山清乡中打死过人吗？
“答：步枪冇打过，都是用刺刀戳，机枪扫。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当官的杀人，喊切东（冬）瓜，当兵人的杀人喊戳豆腐。我们中队杀人积极的，就是我们四个人，刘全得、赵清吉、贺龙根。我是积极的人，他们三个人，比较我还要积极。
“把老百姓家里能吃的，都吃光了，所有家具、瓷器，大挂屏、图画都搬走了，由日本仲山带回了岳阳茶巷子。”
亲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用这样一种眼光看羊：“羊是胆怯和笨拙的，它们尝过傲慢的责打和投掷石子的滋味。它们有殉道者长长的脸和小小的脑袋，它们的白色皮毛上的黑色短袜和风帽让人想起死亡兄弟……”
中国的乡民像羊吗？
屋场上空的太阳，像一个血色窟窿，也像一个彤红疤痕。空气中弥漫着浑浊的血腥味和焦糊味。屋场、田地、山野到处横陈的残缺尸骸，酷似乡下道士做道场时悬挂的恐怖的阴间十八层地狱图。
那些痉挛的手指，有的深深抠进了泥土，有的在墙面和石板上抓出血痕。冒着血泡的尸体边上，瑟瑟地开着小小的黄菊花；湿润的泥土，浸染成了凝重的暗红色块。到处是枪弹啸叫，妇婴凄惨哭喊，日伪军恶魔般狞笑；到处是焚烧房屋的熊熊烈火滚滚浓烟。那些平日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憨厚淳朴的乡民，谁能料到，在自家的木门旁，在家族的宗祠前，在耕种的田地上，会看到自己的血迸溅出来，会看到自己身体内灼热的某些器脏，裸露在天光里。自己的眼睛会变成一面镜子，看到人怎样蜕变成魔鬼，看到死神笼罩巨大的阴影一步一步降临。
《岳阳县志》记载，自农历9月10日到16日的7天时间内，洪山一带被杀害的无辜民众达一千八百多人，其中全家被杀绝的有72户，被强奸妇女达六百多人，被烧毁房屋达两千一百八十多间，被抢走耕牛996头，被抢走生猪四千四百多头。
由于以前没有深入接触这段历史，我一直觉得新墙河水的流淌是温顺的细碎的沉寂的轻快的安宁的，恍如乡下老祖母絮絮叨叨的声音；而此刻，它变得锋利了，像一把雪亮的刀子在大地的皮肤上划过，充满了高亢、惊颤、苦难、血性。这是一个巨大的阴影，一个巨大的疼痛，太深了，太重了，一直在湘北大地的血脉和神经里痉挛，强迫人们去记忆。
这么庞大的一个数字，都曾是鲜活的生命，不是疾病的死亡，也不是自然灾害的死亡，而是人为的死亡，历史性的死亡。面对史料和记忆中涌现出的那些血腥场景，以及被时间湮灭了痕迹所归于的遗忘和沉寂，我想起了约翰·伯格定格的一幅画面—这里没有显眼的纪念碑，没有绝望的陵墓。当嫩草生长的时候，它长在所有的墓前。
日军投降后，战俘营里缺少食物。母亲亲眼见过，他们不少人到乡民家里打短工，换口饭吃；实在饿得不行了，跑到猪圈里偷猪食。有的乡民看见了，把他们赶走；有的上前狠狠地扇一巴掌；有的看他们可怜，舀上一碗红薯米饭。那些参与“洪山血案”屠戮平民的日军，在战俘营待上一段时间后，从粤汉铁路岳州车站乘车回去了。轰隆隆的蒸汽机车吐出一股浓浓的烟雾，就消失在远方，只留下被他们蹂躏得伤痕累累的人们和残破不堪的土地，留下一堆四处逃匿垃圾般的汉奸。
一千多万字的敌伪档案，眼睛在上面搜寻，捕捉每一个字所隐藏的信息；走访知情者和幸存者，最后锁定需要审查的汉奸331人—其中31人自然死亡，19人因其他罪行被处决。“洪山血案”发生近二十年后，来自湘、鄂、川、黔、鲁、皖、沪等地的汉奸，四散逃匿。有的混入了新政权，有的改名换姓，有的到处流窜。《顾正洪供词》，日军投降后，“我跑到武昌一个小庙边做香烟生意，生意亏本又搬往汉口刘家庙经营豆腐生意。民国三十五年4月间到汉阳轮船厂做木工，一直到9月间，我父亲从上海来汉，带我去上海，在上海做木匠到民国三十六年。因上海失业人多，无工做，又来汉阳轮船厂。民国三十八年解放时，该厂负责人宣称工厂迁往重庆，但到长沙以后即行解散。我又回到岳阳五里牌一个小屋里种田，到1950年9（月）麻塘乡把我抓去。随后我于夜间偷跑到路口铺开石头。到1951年5月份因该处解雇，我又去上海。住在闸北区通济路17号，一直做木匠”。由于新政权从战乱中走出，时局刚刚稳定，清浊难辨，抓捕工作进行了一年多，至1959年，最后一名凶犯顾正洪在上海被缉捕归案。
审讯进行得很艰难，汉奸们不会轻易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孽。他们内心在一种强大的道义面前胆怯了，互相抵赖，避重就轻，装聋卖傻。为了还原事实真相，有的汉奸提审达三十多次，并根据敌伪档案和汉奸们相互指证的材料，反复走访证人，坐实证据。整个案件的审讯笔录和调查材料有一百多万字。那些熬红了的眼睛和心血，不仅仅是为了伸张凛然道义，也是为了慰藉那些消亡的魂灵。
1960年5月9日，岳阳县人民法院（60）专刑字114号判决书，对97名汉奸进行宣判。14日在新墙河边的洪山、西塘、荣家湾，召开了宣判大会，处决了顾正洪、吴安民、董玉桂等14名汉奸凶犯。
唐爹复印的资料里，就有这些人在审讯笔录和判决书上摁下的指模。在苍茫大地上，每一缕尘埃，都会有一个归处。在时间长河里，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一个剧终。
一个“汉”字叠加一个“奸”字，消弭的是人的血性，增殖的是人的奴性。我听说过汉奸的几种情形。挨近老家黎冯湾的一个村庄，驻扎着日军。他们那里有一个人留学过日本，会日语，正好给日军当翻译，父亲说日军没有杀过那个村子的人。那次到新墙河南岸祖母娘家燕岩陈家收集湘北会战的资料，父亲的舅老表说北岸一些村子，有些人害怕日军杀害本地村民，为了讨好，夜晚主动给日军带路，从水浅的地方涉过新墙河，偷袭中国军队。而参与制造“洪山血案”的汉奸，唐爹认定：他们是恶人。照片上他们眼睛里露出的是阴险、狡诈、凶残。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辞海（语词分册）》954页“汉奸”的注释：“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投靠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充当其走狗，出卖祖国利益的中华民族的叛徒。”
汉奸，一个无法摆脱的名词，在一个民族历史深处纠结着，疼痛着。历史偶尔还会睁开眼，我们应该警觉自己的肌体，内部的溃烂，比外部的力量更容易打倒自己，但愿……
由于日本在国内历史教科书上，从来不言及侵占中国国土，滥杀中国平民，致使年轻人对这一段历史毫不知情。而在太平洋上树深林密风光旖旎的帕劳，日本青年经常去祭奠二战期间在此阵亡的日军，感受先人的英勇。唐爹讲起一件事，1980年代，他在刊物上发表一篇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文字后，曾接到过一个来自日本的国际长途电话。电话里的人用不连贯的汉语，指责他说谎，说日本人不会这样没有人性。
这就是铁证！唐爹挥挥手中的复印资料。复印纸的白色和车窗外透进来的光斑一起跳跃。唐爹声音有些颤抖：“洪山血案”已经查证有名有姓的死者九百多人，甚至一些死者当时穿的衣裳，戴的头巾，杀死在什么地方，都有文字记述。中国军队很多战死的士兵都没有留下名字，更何况无辜被屠戮的老百姓呢。
唐爹认识一个战争时期为军事服务的日本在华企业的女职员，她在被遣送回国之前，得了一场重病留下来了，后来嫁给了一个军工厂的工人。1980年代，她回去找到了日本亲人，并促成了中日两个城市缔结为友好城市，但最终还是回到了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她两个儿子，一个留在中国，一个加入了日本国籍，这也许是她在内心世界求得一份情感的平衡。唐爹常去她家坐坐，对中日之间的国事，她都谦逊地表示：自己不懂。而她做中日贸易的儿子，比较关注时局，钓鱼岛是一个聚焦点，他怕影响自己的生意。
日本明治维新后，军方开始推行大陆政策，向外拓展生存空间。东条英机曾说过：我们需要满洲，要在那里开设工厂，开采资源。四面环水的日本，他们很清楚上苍赐予的处于时常震动的自然环境，也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遭遇任何灾难—原子弹、地震、海啸，他们爬起来，舔舔自己的血渍，又开始顽强前行。
1986年，我原来所在的工厂，引进了一套日本设备，来了三个日本技术员，指导设备安装和技术培训。上班前，三个日本技术员面对面指着对方大声喊叫：戴好你的安全帽，系好你的工作鞋。然后开始紧张工作。
我们厂工人站成队列，扯开嗓门高喊：振兴中华，振兴工厂。也许这样振奋的口号是喊给日本人听，他们一回国，我们上班前就不喊口号了。没过几年，1990年代，厂长被抓，我们的工厂破产了。
坐在疾驰的丰田车上，我暗自思量，与这样一个务实而韧性的民族依水相邻，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
历史，通俗说法，记录曾经历过的真实事情。它像神灵游荡心空，一个民族最应该牢记的也许是历史。良善不是懦弱，懦弱也不是良善。现实与历史仅仅一步之遥，很多历史性事物会不经意来到眼前。汉奸看似很过去，很厌恶，如若缺失民族的血性，气节的硬度，道义的担当，思考的清醒，还是有人会以同样面目滑进这个肮脏而罪恶的深潭。
丰田车从洞庭湖边南津港大堤驶入了城市耸立的楼群里。喧嚣的大街上，广告画五光十色；匆忙的行人，面部呈现各种神情。和唐爹道声再见后，那些用红印泥摁下，像一幅微型八卦图的指模，很长时间，亦真亦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是否也患上了历史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