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夏
跳下去，胆子就有桶那么粗
我至今都有恐高症，一旦梦中有它就必是噩梦。人跳下去了，但灵魂骤然龟缩在心脏里面，被一枚钉子钉在桥栏上，等坠落到水面的一瞬，它才像一颗子弹一样穿过喉咙射回胸膛。水花溅开的时刻，就是我撕裂黑夜的恐怖叫喊。
在七十年代的头四年，我十二三岁，已跳完了锦江上的主要大桥。每次回成都，经过南门大桥（或叫锦江大桥，就在锦江宾馆的旁边），我都要抽空来到桥边，扶摸着乳白色的桥栏向下久久凝望。翻砂工艺的桥栏还像从前那样细润可手，当你抹开浮尘，在成都难得的阳光下面，仍能看到水泥被风雨冲刷后，含在里面几点针尖般的金砂在闪烁。河水已经变了，从深绿色向黑色流去，被下游的拦河坝隔成了几乎静止不动的堰塘，散发着淡淡的刺鼻气味。听说只有在重大节庆日或重要人物来成都时，上游才获令开闸放水，用岷江的新水冲刷河道。
1970年代初，全国人民都在反反复复看两部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在后一部片子里，一伙白军特务开会密谋要暗杀列宁，打进敌人内部的红军卫队长为了把这一紧急消息送出去，把生死置之度外，大叫一声“瓦西里”（红军警备部队指挥官），从三楼的窗口跳了下去。这一悲壮的跳楼情节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好像比当年抗日的琅玡山五壮士跳崖的英雄形象更深入人心。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中，一个孩子从烟囱上跳下来摔死了。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就复述了这个情节：夏雨从工厂很高的烟囱上高喊一声“瓦西里”跳了下来，在朋友和恋人宁静面前，以英雄之举证明自己还可以。
我们住家所在的市物资局六层办公楼，为五十年代所建，直到七十年代末都是成都盐市口和东大街一带最高的建筑物。那时的建筑空间都很高，每层都在三米以上，再加上一楼的垫层，二楼一般会离地四米。从办公楼的一层到二层，楼梯拐弯的地方有一扇大窗户，窗台有我们小孩子的胸口那么高。我们一群中大一点的孩子，有彭勇、万里、戴永康、李跃进等，爬上窗台，钻出窗户，每跳下去之前，都学着电影里大喊一声“瓦西里”。完了就是我们小一点的娃儿往下跳。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地面有一堆沙子，可能有这样一种保护的东西，大家才有胆子往下跳，可后来这堆沙被拉走了，大家仍冒起胆子往下跳。孩子之间常有人提醒说，强盗被杀死后，把他的胆挖出来，居然有桶那么粗。所以大孩子对我们说，跳吧，跳下去了，你的胆就会长大一点，多跳几次，你的胆子就有桶那么粗了。
我那时十岁，刚上小学三年级，人矮，好不容易翻上窗台，钻出破窗户，战战兢兢站在窗台上。记得那是夏天，热风吹着我脸上的汗珠，我的膝头在微微打抖。我听到心脏就在我的喉咙里跳动，我脑袋里一片空白。窗子下面是一排很老的桉树，树皮皴裂而松柔，树根下面一堆沙子变得很远很小。一群娃儿仰头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同样的梦：从悬崖上跳下去。急剧的坠落感撕扯着我们的肢体和心脏，犹如你被绑在过山车上，从最高处向下猛冲，除了惊声尖叫，我们对自己被控制的命运无可奈何，生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任其坠落，这绝对是一种死亡的感觉。这种动物生存的本能反应，深深隐藏在我们的基因中，潜伏在我们梦里。有幸我们每个人在有生之年都体验到了，唯一的拯救方式就是大叫一声从噩梦中醒来，这一声喊叫必将震动黑夜，将更多的人惊醒。
大人们常说，梦见跳崖，一蹬腿把自己惊醒了，说明你身体长高了一截。后来我看了很多动物的片子，群居动物在过河时，不管眼前面临着何等危险，都必须跳下去游过对岸。只有那些虚弱的才被湍流冲走、被鳄鱼吃掉或胆怯地留在了岸边。就像《周易》中的“即济”和“末济”两卦。渡过河的就安然无恙，未渡过的必有大难。
可能只有人类是反自然的生物种类，在六七十年代，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也像跳楼的感觉一样，在向深渊急剧下坠，而不知何时能到谷底。面对中国社会这条滔滔大河，为了生存，我们本能地都跳下去了，而那些不跳下去留在岸上的，恰恰不是族群中最虚弱的，而是中国最强硬最睿智的种类，但是他们的命运和那些留在岸上的动物一样，存活率极低，命运大多无善可终。
当屁股猛地摔在沙堆上，两脚陷在沙子里，我从沙堆里爬起来的时候，并没有人为你喝彩。但我十分兴奋，心脏还在狂跳，小蛋蛋还在发痛，满嘴满脸都是沙子，我又和其他的孩子一样，红彤彤着脸，再次跑上了二楼。离地虽然只有两米多高，但顿时觉得自己长了一大截，胆子居然也有汤碗那么大了。迎风站在窗台上，像个英雄。
天鹅湖里的梦奸犯
如果说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里那个舍生跳楼的英勇情节给七十年代初的中国人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英雄课的话，它的姊妹电影《列宁在十月》在七十年代影响则更为巨大。电影中，巡洋舰“阿芙诺尔”号用主炮向冬宫开炮射击，导致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宣告了社会主义的诞生”。人们像打不死的妖精一样，潮水般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冬宫的大门。这些宏大场面，让我们这代人终生难忘。但这部电影中的另一情节，在当时的影响，完全可以和《列宁在1918》中的跳楼比肩，并表现得更为诡异和心照不宣。她那怪诞的气氛弥漫在整个七十年代里。
从1969年到1974年，我在靠近青年路的南署袜街小学读书，以学校为中心，周围有五家电影院。学校马路对面的省电影公司，我们经常翻墙混进去，那里常有市面上看不到的“内部电影”。七十年代中期，《山本五十六》、《砂器》、《山打根八号妓院》这些当时最禁忌的电影，就是在这里混的。
以此为轴心，附近有工农兵商场（现红旗商场）的人民电影院、文化宫电影院、春熙路的新闻电影院和科甲巷边的青年宫电影院。这五家电影院离学校都不过三五个街口，距离都不超过一刻钟的路程，是我们逃学或放学后在市内最大的精神乐园。每周至少有一两次混迹于此。以至到现在，看电影仍是我人生六大嗜好之四，其他的分别是：聚众喝酒（祸害得差点要离婚）或独酌、在桌上挑剔食物或到灶边谴责厨政、下班、混栽密集型植物、看电影、读书时打瞌睡（实际上患有晕书症）。
我家电影院右墙上收陈了两千多张一百年来世界上最好看的片子，这可能是从小混电影院的结果吧。赵无眠看了，说也要回去把片子一张一张用盒子装起来存列。那天宁浩和太太来了，我从架子上拿了《疯狂的石头》给他说，真的对不起啊，我这里的中国片子没超过三十部，导演没超过十人。
1972年暑假前的一个下午，我和小老七、曾晓东等几个班上的“吠头子”混进了春熙路边的新闻电影院。那时成都刚刚开始放映《列宁在十月》，电影院天天爆满。黑漆漆的影场里正在放映《列宁在十月》。电影放到三分之一，出现了这样一个剧情：在莫斯科的一个豪华剧场里，舞台上正在上演《天鹅湖》第二幕那段王子和白天鹅的双人舞。忧郁的王子高高搂着更为忧伤的公主在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独奏乐曲中翩然起舞，台下是一群干柴烈火般的水兵和桀骜不驯的观众。镜头的特写是一个满脸油汗、嘴唇上有大胡子的胖水兵正握着一只硕大的鸡腿，大啖之时兴趣盎然地看着王子高高托起白天鹅，悠缓地秀过舞台正面。在天鹅的超短纱裙下面，是这个世界上被塑造出来的最美丽角色的双腿，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从足尖到大腿根部，她几乎是赤裸的。当王子将公主高高举起，白天鹅在空中有连续两个大劈叉，在八亿中国人民面前，她的双腿张开到了极限，白色的三角舞裤的一个中心点，圆润而微微凸起。我感觉到全场观众都屏住了呼吸，倒抽着凉气，任由这双大腿洗刷着眼球，沉醉在这梦幻般的一幕中。
电影中这段情节一完，小老七拉着我说：“走吧。”我说电影没完呢，他的回答令我很惊奇：“我都看五遍了，后面没什么好看的了。”
小老七叫廖品富，家里排行第七，比我大两岁，降了两次级，打架、逃学、偷同学的文具盒和老师的圆珠笔，还敢和老师对打，是我们学校的“头霸王”。许多年后，我在大学毕业后打听过他，都说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早被政府枪毙了。
我们几个摸黑走向大门，才发现早有一些人退场了。刚到大门口，前面有几个人被堵在那里吵吵嚷嚷。我们人小，一溜烟就梭到了门口边，我看见两三个戴红袖标的人正抓着一个想出门的男子，一边“啪啪”扇着耳光，一边大骂“老子就是要打死你这流氓”！挨打的男子捂着流血的鼻子嗡嗡争辩道：“我怎么了，打我？”打人的红袖标咧着嘴：“你龟儿子个人心头晓得。”
新闻电影院的大门就在路边，与我们班上最漂亮的小丫头之一的徐小英家的院子仅一街之隔。这时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那个被打出血的男子被拉到了大门旁边一个有葡萄架的院子里，同样有两个戴红袖标的在把门。那男子被继续盘问：“为什么早不出来，晚不出来，看完这段光屁股舞才出来？”“是哪个单位的？工作证拿出来！”那男人又被狠狠揍了两下，拉到墙边强行蹲下。我看见墙角已有七八个面色难堪的男人蹲在那里，等着被单位或街道来人领走。
后来才知道，《列宁在十月》刚上映的时候，这段啃着鸡腿观赏“光屁股舞”的情节，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骚动。七十年代初的中国，交通靠走，通讯靠口，娱乐靠手，全国人民集体性压抑。记得鲍昆对我说过，他们那阵要分辨好人和坏人，只有一个标准：穿细裤腿的、紧绷着屁股的肯定是坏人。那阵民兵和居委会老太婆都随身揣着剪刀，朝那些穿钢管裤和留蜡波头（飞机头）的男女冲上去大开“剪”戒。前几天我读到李少君和韩少功他们编的《天涯》杂志，上面有祝勇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一文，谈到七十年代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大腿满台跑，人民群众受不了”。可以想见，一双赤裸的大腿对当时的观众的感官刺激是多么强烈啊！只是剧情有些诡异和怪诞：舞台上这些翩翩起舞的芭蕾女子背后并不是英俊伴郎，而是每人背着一把砍头的大刀，舞台下一片裤裆在蠢蠢欲动。在我看来，《红色娘子军》这舞剧，更像一剂能够填饱肚子的春药，既满足了当时人民的性幻想和窥淫癖，又激起了旺盛的革命斗志，真是一石二鸟，何乐而不观赏呢？
听说《列宁在十月》开映以来，成都这边的民兵组织和革委会就自发组织起来，要判定一个人是否是流氓，就拿这段做试金石，只要看完这段就急急跑出来的，就铁板钉钉是坏人，思想肯定是肮脏见不得人的，灵魂注定是丑恶的。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时兴把犯人押上卡车，胸前挂个大牌子，写上某某罪，被枪毙的人还要打个红×，背上插个标。我亲眼看见有个游街的犯人，牌子上写着“梦奸犯”三个大字。全城人民都搞不懂这新罪名是啥意思，后来告示贴出来才知道，他在梦里和厂里的某女做爱，后来他把这事给同事讲了，最后传到某女耳朵里，某女觉得是奇耻大辱，无法嫁人了，就上吊自杀了。这性质看起来比看“天鹅湖”更恶劣，他成了“梦奸犯”，被判刑游街。
这段“天鹅湖”的情节在七十年代影响之深，以至于我在十多年后，还看到东北长春诗人邵春光诗中有一句“王子托着白天鹅的阴部……”。到了九十年代初，我还看到钟鸣在一篇文章中，对在夜总会当老总的诗人杨黎描述道：“在走着模特儿的T型台旁，一手握着大哥大，一手拿着半个卤鸭子。”此情此景，完全是《列宁在十月》中天鹅湖情节的中国版。
《列宁在十月》的情节也可能深深影响到了我，那时我刚十岁，凄美的芭蕾身姿，舞台下的美味鸡腿，以及“阿芙诺尔”号巡洋舰巨粗的主炮。这几乎是人类生存下来的全部意义。食色，性也。炮，火气之出也。直到今天写到这里，我才幡然醒悟过来，为什么我长大后对芭蕾或有体操背景的女孩子情有独钟，为什么变成了“好吃狗”，以美食家之名借着牙齿到处吃喝和挑剔食物。我还变成了一个狂热爱着战列舰的超级军事发烧友，常常幻想着德国王牌“俾斯麦”号上的六门主炮的第一次齐射，在巨大火焰和怒吼中，她的目标不是莫斯科冬宫的大门，而是英国重型战列舰“胡德号”。近一吨重、有井口那么粗的炮弹掠过海浪，穿透了“胡德号”的舰身，瞬间将她炸成两截。这一壮烈景象，在我的梦中不知出现过多少次。这一切搞得我现在真的很困惑，是当年的《列宁在十月》改变了中国人的信仰和命运，还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变换了我的人生？
在锦江的沙滩上找金砂
在七十年代初，站在锦江大桥上，突然感觉到有人和你打招呼。你转过身，那是人民南路广场上巨大的毛主席像正在向你招手。你面对的是成都最南边的南门火车站，再近一些是跳伞塔，然后是川医（华西医大），再近是二十五中学。靠近河边是气象学校，桥的右边是我和杨帆幼儿时入托的锦江幼儿园。
大桥的右边，沿锦江而上，远远能看见三站地远的地方是老南门大桥，也就是现在的彩虹桥。现在的人在大桥边弄了个水泥的船型楼房，里面塞满了吃喝。桥洞下面是一个平缓而宽阔的斜坡，像桥洞里伸出了一个巨大的绿舌头，河水从舌头上哗哗流过，在边缘上激起一道白色浪墙。从小就知道只有这桥不能跳，不管你从桥墩还是从桥拱上往下跳，落点都在吐出来的舌头上，这会要了我们的小命。只能像滑滑梯一样从长满青苔的水坝上冲下来，这正是水中游戏最精彩的部分之一，那时候，我们把这叫做“冲滩”。
锦江大桥的左边，沿河而下，仍能远远望见三站地远的地方，是新南门大桥。这是我在小学二三年级时和建娃（戴永建）放学或逃学后最爱来“冲滩”的地方了。我们把衣服和书包塞到塑料袋里，从老南门下水，把头枕在吹得胀鼓鼓的塑料袋上，躺在清凉的水面上顺水漂流。夏天的阳光晒着我们的肚子和脸蛋，小鸡鸡冲着一朵又一朵飘过的白云。河水一直把我们冲到新南门。回家进门前，必须再用水洗下手臂。那时，家里人看你是否逃学下河洗澡了，只要用指甲在你晒黑的手臂上一刮，如果手臂上出现一道白印，你就非得吃笋子炒肉（用竹尺子打屁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