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雪：您的成功，固然因为选择了航天发射这样的重大题材，使作品首先在题材上具有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和意义。在核心事件确定后，您的思维和表达是十分自由理性的。既注重报告事件过程的完整性，又看重对人物不同性格、命运，不同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的表现，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思考正是依附于这个重要载体表现出来的。我们看到了作家对题材的超越，看到了作家个性化的主观意识表现。您认为作家的个性对作品起到多大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对于报告文学作品？
李鸣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是选择的艺术。一个作者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本身就是思想、文化和审美眼光的体现。题材不决定作品，作品的个性也不取决于题材。但作家的品质与个性，一定决定作品的品质与个性。作家的个性是天生的，对作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姚雪雪：我很赞同您的“作家个性对作品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那么报告文学与小说、散文、诗歌等其他文体相比，您觉得哪种文体相对而言更能充分自由地展示作家的个性特质？您在写报告文学时会感到有所约束吗？
李鸣生：一个作者适合于什么文体，或说主要适合什么文体，取决于天生的性格和气质，在娘胎里就基本定型了。有的人喜欢舞剑，有的人喜欢耍棍，刀枪棍棒各有所好。但喜欢不等于适合。重要的是要找准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文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难题。我年轻时为此深感痛苦困惑。我写过话剧、诗歌、小说、影视剧本，后写报告文学，现在又想写别的，甚至有时妄想自创一种文体，所以至今也不知什么适合我我适合什么。其实在我看来，文章本无文体之分，是文人自娱自乐没事想出来的；真正的大家脑袋里是绝无文体概念的，一如真正的武林高手从来不用刀杀人一样。事实上刀枪棍棒本无高下之分，关键看你能否“杀人”。鲁迅一辈子没写一部长篇小说，但鲁迅还是鲁迅；有人写了一辈子长篇小说，自以为高雅，但还是不是鲁迅；甚至有人挥舞了几十年大刀，到头了也不知道自己原本就不是一个习武之人。
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确有约束，我深受其约束之苦。报告文学本身是真实的文学，说真话的文学，但可悲的是，事实上很难做到完全真实、完全说真话。不是做不到也不是不说，而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说，说了也白说。比如我说了你给发表吗？从这个角度讲，是影响作品深度的关键所在。因此仅在理论上谈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没意义的。对我而言这种约束是最大的约束，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挣脱或逃避。我现在就准备转向别的文体创作，比如电影、小说、随笔、杂文或者博客。写博客是什么感觉？自由、洒脱、痛快，不想打标点就不打标点，不想空行就不空行，不想揭露什么就不揭露什么，不想骂谁就不骂谁。虽说没稿费，却不受“三婶”“四婶”的管束啊！当然话说回来，没规矩不成方圆，没约束就没艺术。约束即艺术。分寸即艺术。无限的艺术魅力往往就在约束的分寸之中。也许正因其约束，才显其魅力。所以关键不在于文体是什么，而在于你能表达什么。比如手机短信，人人都会，人人都能，是什么文体？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有的短信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仅凭这一则短信，便可打倒中国至少90%的作家。什么文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内心有了，作家的个性特质自然而然便出来了。一个高超的芭蕾舞演员可以在极小的舞台上尽显绝技，一群蹩脚的足球运动员在宽大的球场就是不进一球。而同样是球，在巴西球员的脚下似跳芭蕾，在中国球员的脚下却沉如磐石。你说为什么？
姚雪雪：您对略萨说过的一段话格外赞赏：“文学首先是对社会发言，然后才是文学本身。”这是否表明，您更在乎作品表现的内容，其次才是表现的形式和方法？
李鸣生：内容与形式我同等重视。我赞赏略萨这话，主要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忧虑。我希望作为知识分子一分子的作家们在当下能先对现实“发言”，而后再“唯美”。我知道民主的进程与历史的进步哪怕推进一点点都很难，但惟其如此，更需要作家们以笔为旗，以良知为剑，呼唤正义，鞭打邪恶。即便不能大踏步地推进，一步步，甚至一寸寸地往前挪动，总比倒退或停滞不前好。
姚雪雪：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和它所承载的内容，对作家提出了非同一般的要求。《千古一梦》呈现的是一种大气魄、大感动，特别能展示您吞吐和消化宏大题材的能力。在《千古一梦》的创作过程中，您感觉最艰苦的一件事是什么？
李鸣生：载人航天七大系统，七大领域，内容庞杂，问题如麻，人物众多（大小几百个），时间上纵接千古，空间上横跨全球，涉及中国乃至世界近半个世纪科技、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与问题。每个问题都很棘手，主要人物都是大专家。最苦最难的，一是采访，二是结构。
姚雪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史志性报告文学”这一新的形态，往往专注某个领域或行业地区，作历史和现实的纵深比较和文化透视，结构从单一到多元，中心人物与群像相结合；在广阔背景下，展开宏大叙事，将当下与历史相观照，涵盖的生活面更广；将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融入，具有学术性、资料性、文献性等特点。您的航天题材报告文学是这一新形态的代表之作，这一评介对您今后的创作会有一些影响吗？
李鸣生：这一概述很准确，也很有意义。自90年代来，我一直坚持事件、人物、问题糅合在一起，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作思路。可惜这方面研究少。我的创作不会受影响。我写作，是完成一种自我生命的表达，不受外界左右。其实我的创作早就越过了航天，比如《全球寻找“北京人”》、《国家大事》、《中国863》、《与智者聊天》、“李鸣生专访系列”以及写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在人心》都不是航天题材。
姚雪雪：报告文学是新闻性和文学性有机结合的文学形式，已得到广泛的认同。我个人认为，“新闻性”强调“外宇宙”，“文学性”强调“内宇宙”。两者有矛盾的成分，甚至写法上都可能完全不同。处理不好，像铁轨的两头，越走越远；处理得好，可能走出的是一个圆弧，最后彼此汇合相拥。您在创作中有没有遇到如此苦恼？
李鸣生：这个观点很有见地。我认为报告文学作者大致可分为作家型和记者型，由此又可分为文学、新闻两种创作思维——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两类作者和两种思维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作品优劣之别。我用的是文学思维，新闻是我的表现手法之一，是工具不是目的。事实上在我的创作经验中，报告文学远不止文学与新闻的结合，它是诸多艺术门类和诸多学科的集合体，是一种有着自己独特文学内涵的“杂种”，一种集文学、科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为一身的或叙事或论述的新文体。它的文学性不是传统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性，更不是小说意义上的文学性。而应理解为一种综合素质，一种贯穿于思考与发现、人物与事件、问题与议论、整体与局部、叙述与角度、情调与语言等多方面的整体性的学识风貌。它可以有小说的叙事策略，诗歌的激情空灵，散文的真切自然，政论的慷慨陈词，杂文的一针见血。还可以有政治的高屋建瓴，科学的客观冷峻，哲学的意味深长，历史的深不见底，戏剧的矛盾冲突，影视的时空自由，音乐的行云流水，逻辑的缜密严谨，等等。总之各种艺术门类的表现手法和各门学科的思想精髓，都可融入其中，自成一体。所以人们不应该用传统文学特别是小说理论去框架报告文学。若用小说的文学标准去评判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无异于用篮球规则去评判足球一样荒唐可笑。
姚雪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这一方面是因为报告文学与小说、诗歌等历史悠久之传统文体相比，其内在建构与规范仍处在完善之中，文体的兼容和交叉又使得其呈现出复杂的样态；另一方面，报告文学存活的外部生态环境不尽如人意——对报告文学由名称到内涵再到艺术建构的非议、质疑、批判和否定之声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不绝于耳。近年来，有批评者又一次对报告文学文体展开了否定的攻势，认为报告文学的叙事伦理（逻辑）不成立，“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您如何看待对文体批评的声音？您认为报告文学可以有虚构的描写吗？
李鸣生：我觉得“否定的攻势”谈不上，不过是有善意的批评家发出了一点真实的声音罢了。我的观点是：这是个很正常的学术问题。有争鸣有不同声音是好事，有利于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哪个文体没争议啊？报告文学是个复杂的、新型的、另类的文体。我自1984年发表第一部中篇报告文学至今，二十四年来一直在认识与探索、肯定与否定之中。报告文学最终是崛起还是死亡，轻易肯定或轻易否定，恐怕都为时过早。
报告文学绝不可以有虚构的描写。其实，不管何种文体的作品，无非都是作家通过文字与自己的读者进行交谈，而报告文学则是最勇敢、最实际、最直接、最坦诚、最接近社会神经和人生本质、最具思想风骨、批判精神乃至摧毁力量的一种交谈方式。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报告文学是以真实性来支撑其魅力的文学，是借助生活的“土壤”来播种作者自己“庄稼”的文学。真实，是它独立的审美品格。其审美原则应该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客观生活本身蕴涵着巨大的表现力，它的丰富性、生动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是作家的想象与创作无法表现和穷尽的。因此，最大限度地开掘生活本身的表现力，揭示生活本身蕴涵的魅力，是报告文学特有的使命；而捍卫历史和生活的“原生态”即真实性，则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遵循的铁的创作原则。当然，我个人认为在表达方式上可以有文学的想象——没有想象哪有文学？怎么文学？但想象不等于虚构。想象是表现方法问题，虚构是立场、品质问题。
姚雪雪：从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开始，您又拿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还获过三次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优秀作品奖、全军文艺奖等全国十余项大奖。是否满意别人把您称为“获奖专业户”和“主旋律作家”？
李鸣生：我的专业是写作和编辑。事实上我从2000年后几乎就不送作品参加评奖了。因其惭愧，也从来不好意思提奖的事。获奖不是我写作的目的。真正的写作者与奖无关。获奖的不一定都是好作品，没获奖的不一定比获奖的差。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主旋律作家”，但很清楚我是什么作家，也清醒写的是什么，应该写什么。如果有人硬要称“主旋律作家”，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没认真看我的作品；要么看不懂我的作品。所谓“主旋律”在我看来有两种，一种是图解政治，演绎概念；一种是书写真正的崇高与伟大、英雄与壮美，比如爱国主义、勇敢精神、悲悯情怀、良知正义、大爱至美等。我的《走出地球村》，写中国科学家为了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让《东方红》乐曲响彻宇宙，而自身却背负着极“左”政治的重压、心惊肉跳地戴着镣铐跳舞的荒诞历史。写的是什么？《国家大事》通过写一个科学家打成右派二十年的不幸遭遇，剖析中国人才不幸命运形成的社会原因与自身症结，从而提出“人才问题也是国家大事”的命题。写的是什么？《全球寻找“北京人”》通过六十年来全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故事，呼唤到历史的隧道中去寻找湮灭的文明与失落的精神。写的是什么？二十年前写的《飞向太空港》，写中美科学家携手发射卫星，东西文化在发射场的冲突，其中一章的题目是“我们都是地球人”，题记是“献给创造空间文明、寻找人类新家园的航天勇士们”。写的是什么？现在写了《千古一梦》，请读者朋友看看写的又是什么？
姚雪雪：一个真正的作家，只有清醒地认识自己，才能清醒地认识世界。希望《千古一梦》能给读者带来惊喜。
李鸣生：惊喜谈不上。只是做了我人生中应该做的一件事情而已。一切让读者和历史去检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