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还有一种互文，是着眼于学科的“互嵌”。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回溯历史，意义来自哪里？是史料，还是文本自身？还是隐含在史料与文本之中，以及研究者对语言的配置之中？显然，历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并且只有在后者之中，人们才能找寻到历史的真正意义（李宏图：《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
一方面是文本本身的修辞互文，另外一方面是历史与文本的“对撞生成”，用此观点比对《旧宫殿》，可以发现祝勇的“默化”努力是相当高超的。祝勇没有绕开文学而厉声叫喊，他的散文根性是匿于事物当中的，不是那种风景主义的随笔，不是那种历史材料的堆砌，散文的根须将这一切纳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循环气场之中。建筑术语、历史档案、小说细节、思想随笔、戏剧场景等等，在高密度的隐喻转化中使这些话语获得了空前“自治”。但这种“自治”并不等于作家文笔的失控或纵情，而是统摄于宫殿空间语境当中的。我们就仿佛看见，各种文体在围绕王座而舞蹈，它们在一种慢速、诡异、陡转、冷意十足的节奏中，既制造了矜持的谜面，又翻出了血肉的谜底。
正如德里达认为的那样，文字的本质就是“延异”，而《旧宫殿》的文体正是对终极历史意义达成的“拖延”，是一种在不断运动中发散的歧义文体。于是，在《旧宫殿》的意义已经完全由文体差异构成的程度上，文本变化中的每个精心设计的语言场景，都可以由另一语言场景的蛛丝马迹来予以标识，内在性受到外在性的影响，谜面受到另一个谜底的影响，建筑格局受到权力者指令和杀戮的影响，它们既彼此说明，又互设陷阱。因此，对《旧宫殿》的阅读，其实是在寻找历史为未来打开的一条通往无限变化的、不稳定的历险之路。
暴力一直是黑暗历史的动词，暴力与性、权力的结盟整合了黑暗历史的句法。在散文家祝勇不断为散文界带来新气象之余，我同样希望，他的这一令人惊喜的文体变化，同样是与以往、与当下散文非对称的。这就如同一些人迎着刀锋，忠臣可以分解为二臣；在我与你与他、她、它之间，可以无风摇摆；但在御风、御女和御用之间，祝勇断然收回了翅膀，他从未丧失散文的立场与自由品质。
“反阅读”的阅读策略
2008年，在汉语写作领域有两部有关20世纪60年代私人记忆的著作引人关注，一是朱大可的《记忆的红皮书》，另外就是祝勇的《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我认为它们代表了近年写作界回眸20世纪60年代私人生活的“高峰体验”。
祝勇认为，“反阅读”在本质上就是对规定性阅读的否定，是具有叛逆特质的阅读方式，它脱离文本而发生意义转型，向人们显示若干受到遮蔽的内涵。《反阅读》通过观看艺术来观看身体，进而打量附着于身体上的历史。以艺术为起点，历史为终点，由身体扮演中介者的角色，将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时代切片，对“革命中的身体”做一次深入的研究，来考察身体在历史中所处的生态环境，以及它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关系。书中所探讨的身体，侧重于文化的身体，侧重于身体在历史中的状态、命运，侧重于身体在社会体系中的抉择、行动与对策，以身体及身体行为作为外在线索，昭示了中国人身体的文化处境。
《反阅读》的关键词是身体政治。法国思想家福柯指出，身体政治就是权力拥有者对辖区之内的所有身体实施的管理与规训，一些拒不服从者将受到权力的公开惩罚。可见，一个人的灵魂一旦被权力确诊为“病变”，其藏身的处所理应受到惩罚和洗脑，这是得到大家一致默认的惩罚逻辑。与外国的情形相比，中国人的“身体政治管理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引起了不少学者极大地关注。但以作家之笔予以金钩铁划，也只有朱大可、许晖、祝勇、敬文东、南帆、周晓枫等寥寥几位。
在对《春苗》的“反阅读”中，祝勇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医生是疾病的唯一克星，对于我们的病弱的身体，只有医生具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即使不考虑春苗所担负的阶级斗争重任，她的形象在广大贫下中农当中仍然是无比高大，只因为她是医生，即使仅仅是一个赤脚医生……在偏方的要求下，我必须在每年冬至吃下一个不加任何佐料的烤白萝卜。那真是令人作呕的食物。它不如‘冷香丸’高贵，却可能关乎我的未来。我在母亲近乎乞求的目光下将它吞食下去。治疗过程加重了我的身体苦难，我们试图通过折磨身体的方式来解救身体。我们对医生的诺言深信不疑。”
他太懂得这触及灵魂的医术以及语法，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身体的无辜。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身体政治管理学”，难道不是现象—本质、存在—意识等等观念的形象反映吗？因而，所谓阅读之“反”，恰恰是一种回归到历史理性中的“正阅读”。祝勇读出的酸甜苦辣，无一不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荒悖规训。
我也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我在本书《姿态》《饥饿》《疼痛》《恐怖》《劳动》等篇章里，不时想到自己的童年和阅读。我不但读到了少年祝勇十分敏感的心迹，也仿佛看到了幼年的自己，在塞满标语、口号、臂章、拳头、红茶菌、甩手疗法、蜂窝煤、样板戏的弄堂里“茁壮成长”的身形。这就意味着，20世纪60年代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是双重性乃至多重性的，它既是狂欢和苦难的复合体，也是激情主义与理想主义煮为一锅烂粥的混沌。一勺而知味，祝勇分析与描绘的文体交缠而逶迤，展示了祝勇自《旧宫殿》之后文体的变异。就是说，他将严格意义的散文与思想随笔推衍到了一个更为开阔的“新散文”空间。
散文就是大地的原生形态
把散文写成生活流水账，或者把散文弄成意识形态的“火药包装纸”，这两者大概都不属于散文应该抵达之地。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固然有混乱的表象，但更有价值的底线存在。很多人希望在这种文学体裁里注入太多的元素，那可以成为论文，成为批评，成为考据，成为檄文，或者成为关注底层生活的考察记录，但这些不是严格意义的散文。一种人渴望推倒既往散文谱系而树自己或一己的散文观为圭臬，宣布不通过自己发明的“旱地渡船”并留下摆渡钱就无法抵达经典地带。呵呵，这让我联想起俄罗斯作家索洛乌欣在《掌上珠玑》里提到的一则掌故：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评价一个无才的诗人时说：“他这个可怜的人，一生总是在旱地上拖着小船！”我们身边大树圭臬的人才华甚多，反而是那些入其彀中者，在旱地拼命拖着小船冲向“经典”地带。还有一种人，棒杀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新散文言路，至今还在做“资产阶级世界观”帽子的批发生意。这些行为，一者是“出名焦虑症”的周期性发作，二者是顾忌话语权力的旁落。表面看来，他们似乎处于两级对垒，但基本上操持的都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非文学策略。
我基本认为，“新散文”的这一批散文家，在对生活辐照度、穿透力方面尚需开拓、审思，不必过于迷恋私人文体的威力，但他们基本就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散文写作的“高峰时刻”。
2005年10月，我在“中国新散文批判研讨会”上，陈述过如下观点，“新散文”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新时期”以来，明显区别于杨朔式歌德散文，开掘个人心路和生命体验的散文的总称；二是指以祝勇、周晓枫、钟鸣、张锐锋、于坚、宁肯、苇岸、冯秋子、翟永明、庞培、王开林、格致等为主的，以《布老虎散文》为根据地、相对松散的新锐散文家。与《七月》诗人不同的是，目前尚未形成“新散文”清晰的流派概念，他们只是逐渐形成了有关“新散文”在思想、美学、文体意识方面的趋同。当然，“新散文”展示得较为充分的是在文体的“破与立”方面。2002年，作为新散文的领军人物，祝勇写出了长篇论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对“新散文”进行了阶段性总结。着眼于文体，他列出了长度、虚构、审美、语感四项指标，论证了“新散文”所不同于“正统散文”的特质。散文的叛逆者们不可避免地对所谓“正统散文”表现出不信任，从而寻求一种更接近内在真实的表述方法。“这些探索者们更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因为专注内心比轻视别人更能显示一个创造者的自信。”而在他即将出版的散文论著《散文叛徒》里，他已经远远不再满足于文体的叛逆了。
在为汉语散文文本祛魅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如果无视祝勇主编的数十期《布老虎散文》以及多卷《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散文卷》秉承独立、高扬自由、坚持创造的精神向度，歪曲他们在思想领域的价值取向，甚至以生活在底层/上层的经济身份来质疑这批作家的社会处境和动机，不但游离了文学的前提，也无疑是对“新散文”的妖魔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凸显出祝勇之于汉语散文的现实意义。
针对自己横跨多个门类的数百万字作品，祝勇曾对我坦言，自己不是历史、地理学家，而且一个作家，更关注生命以及由生命联结而成的历史。那些“死”的材料，比如传统民居，无论是北京四合院、上海石库门、湘西吊脚楼还是福建土楼，都是人伦情感的产物，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考量，它们都凝结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的人对于自身生存方式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中体会他们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建筑，而是他们对于理想的生存方式的追寻。“我愿意站在今天的视角上反思他们，也愿意站在他们的视角上反思今人。”
面对跌宕的各种压力，根植大地的散文性赋予了祝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猎猎大气。这不是一句口头禅。我不能把这句话作为描述语，而宁愿视之为拒绝被叫喊扩散为概念恐龙的密钥，它将奔突的才情压缩为一朵内敛之花，在匍匐已久的肢体里连接断路的纤维，在所有血脉的缝隙间达成默契和确认，在大脑的风暴当中矗立成灌顶的螺旋，并在与未来签订的契约上，让独立精神成为唯一的灯。而一个心智与艺术趋于成熟的散文家，都会通过他的经验话语来传递精神的吐纳。这是散文的使命，更是散文的地力，促使祝勇与大地有了一个密约。我想，这就是祝勇的散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