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换言之，是动物作为生命对一种道德理想的朴素见证。我曾经走遍了青藏高原的所有牧区，见识了不少的藏獒，比如在昆仑山下的阿尔顿曲克草原，我住在牧人的帐篷里深夜不敢出去小解，外面游荡着守夜的藏獒，它要是把我当成了贼怎么办？我把尿接在皮鞋里从帐篷下面塞出去泼掉里面的尿。第二天，太阳一晒，皮鞋就变形了，两头翘起来如同一只歪葫芦，穿在脚上根本就没办法走路，只好扔掉。这是藏獒带给我的损失，但我不能对它有丝毫的怨恨，因为对它的家园来说，我是一个摸不清底细的外来者，它的威慑是天经地义的。我欣赏藏獒的立场：在它们的眼里，人只分两种——主人和敌人，没有既亲又疏、亦友亦敌、忽左忽右、时好时坏的中间人物，所有的中间人物、骑墙人物、两面三刀的人物，都是坏人，自然也就是敌人。
张薇：所以《藏獒》中的父亲用毕生的努力抗拒着人对自然的侵蚀以及人对动物的戕害，最终成为被自然及藏獒全心全意接纳的家族一员。父亲与草原生命的血肉相连，由此而演绎的关于自然与人的冲突与和解，就具有了深刻的文化意义，你寄寓藏獒的文化诠释也便有了理想的着落。
杨志军：经常去草原的人都知道，孤独的人、寂寞的马、结队的牛、成群的羊，炊烟袅袅的帐房、七彩斑斓的风马、曲曲弯弯细又长的小路，甚至黑色的牛粪、聒噪的乌鸦，都给人冬日阳光的感觉，温暖亲切。唯独藏獒是一种威猛而警惕的存在，它们对除了主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充满了怀疑，对一切敌意和非敌意的闯入者都抱着防患于未然的态度，时刻准备出击。
张薇：藏獒雪山狮子冈日森格在《藏獒》的出场就恰似一个侠气充沛的武林高手，它驻守的领地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草原家园，与之同在领地的其他藏獒以各自秉持的生命准则，构成了令人震颤惊叹的草原风景，它们负载着父亲的人文理想奔跑在草原深处，其实也是负载着你所尊崇的文化精神啸傲于江湖。
杨志军：是这样。更多的时候，藏獒只是一种威猛的象征，只是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比喻，它们代表了一种精神。
张薇：你藉着父亲和藏獒表达了对当下文化现实的态度，人类缺失的文化精神和道德准则活在了藏獒的生命里，通过藏獒，人类收获了沉甸甸的果实：道义、良知、责任、真善、悲悯、仁慈、勇往直前……
杨志军：不错，是有一种藏獒精神漂漂亮亮地存在着，你对藏獒知道得越多，就越觉得正是这种精神挽救了一个犬种的命运，使它们在漫长的历史中成了草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被淘汰出局。
张薇：所以藏獒世界的生命规则与彼此间的仇恨无关，它们的愤怒和仇恨都来自于人类的意念，天赋的忠诚和信诺让它们懂得爱与善，后天磨砺的勇敢和坚韧让它们实现侠义的本能，但在和人类的共处中，它们最为本真自然的生命状态却时常被剥蚀，被掠夺，被扭曲和粉碎。它们的忠于职守是天然的本分，却被人类滥用而浸染着血腥暴戾。
杨志军：是的，在很多情况下牧人会把羊群交给藏獒去照看，自己去办别的事情，到了牧归时间，藏獒就会跑前跑后、喊喊叫叫地把羊群赶回来。但是遇到特大雪灾羊群完全走不动了的时候它只有原地守护，等待着主人的到来。但主人在这种时候根本就到不了它们那里，到了也没用，也是毫无办法的。于是藏獒就一直守着，直到所有的羊都被冻死，直到它自己也被饿死冻死。藏獒是决不吃自己看护的羊哪怕是冻死的羊羔，除非主人杀了羊割下肉来丢给它。由此可见，对藏獒来说，忠诚勇敢的含义并不轻松，它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这是本能，是青藏高原赋予它们的使命，是遗传、后学、家教种种因素合力而成的狗之道德。一旦违背了这种道德，或者说一旦在它们的道德律令中只有凶狠威猛而别无其他懿行特征，藏獒就不是奇伟的草原英雄而仅仅是蛮野的荒地杀手了。
张薇：有人说杨志军在写完《藏獒》后沉入了蛰伏期，其实我觉得你是开始了神秘冒险的掘藏之旅，你追随西藏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伟大的灵魂，在仓央嘉措遁迹的路途，发掘仓央嘉措情歌的历史声音，还西藏历史一个文学真相。这是你写作悬疑小说《伏藏》的原始动力吗？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身？
杨志军：对于把灵魂交给写作的作家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文学要承担的是对世界、对社会、对人、对个体心灵的责任，因此文学要完成的是关于信仰、生命、自然的思考与描绘，并且应持续有力地表达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动物乃至一切生命的悲悯。这是作家写作的现实态度，也是文学关注灵魂的终极目标。我希望《伏藏》是一部模糊了严肃和通俗界限的作品。我并没有转身，我仍然在严肃地写作。《伏藏》是用严肃的姿态写通俗，用通俗的方式写严肃。仓央嘉措情歌是世界上最美的诗歌，也是关于爱的终极表达。所以写仓央嘉措也是我的一个宿命。
至于悬疑，这是小说的基本手段，也是小说的天然品质，西藏幽闭深邃的地理、隐秘复杂的历史、神秘独特的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悬疑资源，符合小说解读的需要。
信仰的寻求者
张薇
杨志军，1955年生于青海，现定居青岛，曾被誉为中国荒原作家第一人。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藏獒》使人们重新认识杨志军的独特创作，而动物与人、生命与人、自然与人的思考，作为他作品中的一个醒目标识，也再次浮出水面，提醒着我们的注意力和判断力。此前他已有多部长篇小说问世：《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大悲原》（《圣雄》）《苍茫唐古特》《失去男根的亚当》《江河源隐秘春秋》《天荒》《无人部落》《大祈祷》《亡命行迹》等出版，此后有长篇小说《敲响人头鼓》《藏獒》《藏獒2》《藏獒3》《伏藏》、散文集《远去的藏獒》出版。
光看这样的一个书目，我们就能大致了然杨志军的创作轨迹与关注视点，他的所有已出版作品，都打上了鲜明的荒原烙印。在20世纪的80年代，杨志军就以独立边缘的姿态选择了他的书写方向，他一开始进入的就是荒原，而不是社会普遍趋同的主流话语的表述；他自觉地认同了自然，而没有把自己汇入喧嚣沸腾的群体性写作潮流。这是一种鲜见的现象，他似乎一出场就表明了此后一生的创作轨迹，而且目标明确，信念坚定，仿佛是荒原天然择定的不二人选，要为荒原发出它们静默的声音。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氛围，杨志军的写作不啻是一个异数，一个神秘而独特的文化存在。
杨志军之所以把青藏高原作为一生书写的坐标，源于荒原给他的启示。这是最为本真纯粹的自然，是承载人类精神的荒原，是地理意义和灵魂意义上的神性高地。由此出发，杨志军在独立的行走中，完成了自然与人的生命探索。他书写的是自然，内在的文化肌理是生命，而人、动物、荒原正是自然的所有内涵。
生命意识是杨志军荒原行走的巨大收获，也是他作品的核心内容与价值指向。因着对生命的虔诚与悲悯，杨志军洞悉了荒原的本质，那一种没有欲望和功利，超越了世俗与卑微的，对自然无条件的亲近，是荒原精神最可宝贵的内涵。正是由于这样的思考，杨志军的作品显现了极为丰富壮观的生命景象，生命成为至高无上的信仰，他给生命以温暖，让生命穿越历史穿越自然，在向神性高地攀缘的路途完善生命。
于是，青藏高原所沉淀的荒原意识植入杨志军的骨髓，荒原成为他的精神归宿，负载了他的完整的精神意义：回归自然的前卫思想，返本还源的先锋意识，崇尚光明的净土理想，生命永恒的终极关怀。
在广袤的荒原，杨志军皈依了信仰。这个信仰，是自然，是生命，是宗教。这是杨志军全部重要写作的核心，也是他思考世界并且进入世界的最终结局，尽管这个结局还有待于延续并且发展，目前就我们所看到的，他在已完成的作品里，不仅记录了追寻信仰的过程，而且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切实地抵达了信仰。一个热烈而宽广的灵魂，呈现在复杂丰富的小说文本中，构成了杨志军鲜明独特的写作风格。他物化了小说的诗性原则，自始至终坚持“有我之境”的诗学美学，进而在“无我之境”的大树立中实践理想写作。他行走在一条另外的路上，成为中国当代具有先锋意识的充满理想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
一开始杨志军就具有他的个性标记：阳刚、激情、孤独、豪烈，雄性。这种气息构成他所有作品的基调，且从未丧失其纯正品格。杨志军心无旁骛地经营着一个荒原部落，这是他的世界，他勤恳地劳作，朴素地理解着荒原上的生灵，他把自己对自然最直接的体验与领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荒原，以此保持了一个人类灵魂在孤独境遇中对所信任事物的绝对致敬。杨志军在早年传达给世界的信息，已经被证明是先验的，倘或我们的心灵和精神更自由一些，也许他的真正先锋的思考能够被我们早些看到。
1991年是杨志军写作极为关键的一年，他于这一年开始寻求精神突围。此前的新时期文学处在一个修复记忆和探索未知的混沌中，杨志军有很长时间也在混沌之中，时代的混沌与个人的混沌构成了他内心无可名状的冲突，与潮流保持着的警惕和距离，非常幸运地还原和修正了他内心的写作本质，他的突围有了出处。杨志军崇尚自然主义，一切原生态的事物都是他所喜爱的，原生态是他认为最能表达生命的存在方式和人生状态之本质的，从这一事实出发，他把天然质朴的表情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写作态势开始呈现彻底解放甚至奔放的景象。这是一种完全开放式的敞开的描写，杨志军不用调色板，不用颜料，不用任何装饰，他就用白描，透彻、坦白、直接、赤裸、极端地表达人与生活的冲突，自然与人的分裂。他不是在反抗什么，亦不是在显示明确的抵御姿态，他只是陈述看到和听到的自然的事实，他与任何自然生物之间都没有障碍。这决定了他自始至终的写作都是源于天性与内心的强烈呼唤，灵魂深处与自然生命的认定。
1994年，“荒原系列七卷本”、《失去男根的亚当》、《江河源隐秘春秋》、《圣雄》（《大悲原》）、《天荒》等问世，成为杨志军早期创作的积淀与高峰。此前，杨志军的重要著作是《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等，那些作品是其对自然最初的强有力的观照。当杨志军从荒原出走，他在都市回望的目光仍然是那片广袤的大地。1995年，杨志军来到青岛，完成了关于青藏高原苦难文本的写作。这是他走向未来的过渡期，他更愿意称之为“苦难系列”的《大祈祷》《亡命行迹》《无人部落》出版，无疑，《大祈祷》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代表作品，那里面记录的历史是中国并不久远的历史真实。《大祈祷》与此后根据《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再版的《高原大劫史》构成了杨志军这时期的重要文本。2005年，《藏獒》系列的出版，成为杨志军写作的高潮，也是他抵达理想的重新开始。“藏獒系列”包括《藏獒》《藏獒2》《藏獒3》终结版、《远去的藏獒》《敲响人头鼓》。这些作品是人与自然、人与生命的现实映象。
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最具有杨志军独特印记，也最为重要的灵魂，是其作品中呈现的“自然”。
这里的自然有两种，一种是以森林、沙漠以及所有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为代表的外在自然，一种是以人的肉体和欲望以及“男根”为代表的内在自然，两种自然坚决对立，同时又在各自的内部制造出种种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首先是人和自身肉体的矛盾，其次才是人和环境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外在自然”，还是“内在自然”，它们都面对着一个时刻准备毁灭人性和毁灭自然的人类社会。
杨志军试图向我们表达，自然和人类走向决裂的关键一步，就发生在“人”走出森林的那个黎明——人一走到森林的边缘，就会看到自己的墓碑。而“失去”的“男根”和终将无性的“亚当”所传达的象征意义，则显露出杨志军深刻的悲观主义姿态和人道主义立场，是小说文本对人类发展的巨大隐喻，也是人和自然的全面冲突走向无法调和时的形象展示。
他超越了人与人的历史与关系，实际上也超越了单纯的“高原”意味，从而进入了他的“荒原”，一个自然与人的大世界，一个原生态的自然的生命史。我们置身其中，就是置身于一个已在而未知的世界，一个历史与现实交错呈现人类生存真相的荒原。这是我们迄今仍未曾彻底探明的地域，在地理意义上，有着人类不可征服的高峰，而在神性的属地，亦仍是人类不可企及的高度。
我在杨志军的“荒原”里获得了朴素、单纯、强烈而宽广的神性，在他与之呼应的伟大声音里发现了生命最质朴的原色和精神所能达到的高度。我知道我们断裂的生活肯定不会完全弥合，但是却被提供了一种信仰的可能。
杨志军2010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伏藏》，就是一本关于人与灵魂的书。灵魂就是信仰。杨志军试图表达这样一种信念：用仇恨消除仇恨，永远不是我们需要的宗教。世界的力量，能够撼动我们的力量一定是友善与高尚，是爱的思想。信仰的表现最不掺假的方式就是爱。在文学的范畴里，那些被苦难培养而超越苦难的精神高度，一定是和信仰殊途同归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最美好的风景，就像流淌之于江河、葱茏之于林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