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听了这样的话，实在是温暖人。如果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能够有所回报，那一定就是这样的吧——以“文字私下结盟”，如同找到亲人般的，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支队列。所谓圈子，一定是不能涵盖这种情感的，起码大多数时候，圈子并不能让我们支取到正当的力量。对于我的小说，你当然有发言权，我也庆幸，自己发在刊物上的两部长篇，都是你做的责编。其实当我们力图用小说这门艺术来打动所有人时，实际上，我们能做到打动同类就已经堪称安慰了。于是，自己人终于会合，穿着蓬蓬裙，或者赤着脚，跳舞，或者跋涉。
而且你还准确地说出了读小说这件事对人的裨益。这种感触不是读一两本名著便可以收获的，而是将阅读浸淫到那么一个相对充分的地步，才可以获取的曼妙滋味——以有限的生命去体察无限的岁月，然后，卑微的自己便得以丰盈。
王小王：有时候我们会说写作是出于内心的需要，但是，如果写出来没有一个读者，我们内心的需要是否会得到满足呢？假如写出来没有一个人看，或者没有一个人喜欢，你是否还会写呢？
弋舟：这个可能会出现两种状况：不写了，彻底承认，自己干不了这个；继续写，写到愤世嫉俗，没准会变成个疯子。在我，估计会是第一种局面。首先我不能算是一个非常有恒心的人，其次，我也不算心智彻底非理性的人——没人读便去怀疑别人的水准。但这种局面不太容易发生，写作之初，那么一点点自信，还算是有，也因此，才有提笔的动力，何况，真要庆幸，最初我便得到了那些弥足珍贵的声援，总有些渠道，可供我们承荫蒙泽。这说明世上令人绝望的事儿还是有限度的，总有些跟自己相仿佛的家伙吧。
王小王：我自己觉得其实作家都是有大野心的人，这种野心不以名利啦物质啦权势啦什么的来衡量。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终极野心，是有神性的。作家的内心是想把人看明白，并告诉世界，人是这么个样子。假如有一种别的方式，可以让人真的抟捏人性，甚至具备一种“造物”的能力，我想作家们便不会再采取这种无望而又无奈的“写”的方式了。
弋舟：这也许就是现代作家和古典作家的分野了？那种不期待被阅读的作家，起码不热烈期待被阅读的作家，一定有，但看来只属于古典时期了。而且，那部分作家已经被证明，不乏杰出者。但是，文学到了今天，实在是被裹挟着前进，也愈发接近于一门职业了。这里面并无优劣，不能说当我们盼望读者时，就一定比古典作家埋汰了一些，当然，庸俗一些可能是会有，但是没有办法，人在时代面前就是这么卑微，即使你是个野心勃勃的作家，也不能不潜移默化地接受时代给出的一些准则和方式。其实我觉得，一个作家的野心，往往都是隐而不发的，甚至往往都是不自知的。从我的写作经验来看，我没有明确地要去堪破或者改造什么的目的，但那份根本的动机一定是有的，否则如此无望和无奈，谁还会去为之颠倒生命？如果再往最根本的地方说，显然，我们如今的文学生态，几乎已经没人敢这么追根究底了。起码大多数人，是羞于甚至耻于这样表态了，我们已经习惯语焉不详或者躲避比较高级的诉求。比如寓言这种文体，如今几乎没人喜欢了，好像这东西有些幼稚，在我们日益完备的大脑里，多少已经不屑于这样的方式。但殊不知，这个世界的本初，便是建立在寓言之上的，神也借着寓言来向我们显明上帝自己。文学之事，从来是，而且永远是高级的东西，那种终极性的、神性的方向，也永远借着寓言般的“幼稚”，在根本上哺育着一切艺术，否则，时风之下，若没有这样一个根基，文学早玩完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我们这些自己人心怀野心，无望而又无奈地写着，本身便是一个寓言，并且，我们“私下结盟”的那个角落，原来就是在寓言的地盘上，在那里，我们是天然的主角。
我们为什么读小说
鱼禾
一个人读小说，肯定不是为了获取实际的用途，也不是仅仅为了获得一个故事。否则，去看菜谱，去看电视剧，一定是更为有效的办法。
我们为什么读小说？至少，在看到弋舟的小说之前，准确地说，在看到《隐疾》之前，我甚至从来没有思考过。人的行为其实在许多时候都是盲目的，许多事，也许还是自认为很重要的事，若是追问其中的缘由，会把自己问得茫然失措。弋舟的叙述，令我对自己的阅读状态产生疑惑：你为什么会在阅读一篇小说之后感到沉痛，感到你其实误解甚至高估了生活。
即使生命犹如监牢，也总是会有一部分人，是受到命运优待。尽管我获得的并不丰盛，但我一直觉得自己还算是被优待的人——衣食无忧，家人安好，有足够的闲暇来阅读或写作。于是我也就有了挑剔。如果阅读中的挑剔严格到所剩无几，弋舟的小说也应该是被保留的那部分。因为，我常常在欲哭无泪的时候，读弋舟。
《隐疾》，乃至弋舟所有的小说，几乎都是不可转述的。它们所呈现的幽暗与悲痛，难以略写。
《隐疾》中小转子的梦游症，或老康们为了攫取而不惮制造出的人间地狱，抑或“我”内心深藏的委屈、孤独、软弱和羞耻，这一切躲在光鲜仪式之下，已如瘟疫般浸透了我们的生活，逃都逃不脱。“那些天我们整日在草原上游荡，不知所终，忘乎所以。我偶尔也会想到老康，想到左玲莉，想到瘦岗村和水俣病，但仅仅限于‘想到’，他们如同一些非常遥远的往事，就像前生一样，说和我有关就有关，说无关，也实在是无关。眼前的一切成了我生命中的一段盲区，从时光里抽出，悬置于蒙昧之处，就像小转子记忆中那些电脑碎片般的间歇性的空白。”两个孤独、伤痛的人，从老康、左玲莉、瘦岗村和水俣病构成的景象里出逃，行走在意识的蒙昧之地，行走在另一种黑暗里，沉静，疯狂，恬适，悲伤，似乎进入了独属于自己的梦境，与其余一切失去了联系。
弋舟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梦游者。
让向日葵低下头去的，一定是黑夜。它吞没了颜色、热度和清晰。小转子唯有在癔症里才可以与之匹敌：“我把他干掉了。”而“我”，面对瘦岗村的水俣病，只能在打开的电脑上留下一个无字的页面。“我”与小转子的出逃被老康截获；小转子被带回精神病院，被限制，并被做掉了孩子；与瘦岗村一样，小转子所在的地方“医院里人满为患，因为，这里发现了铁矿。”
阿莫偷用公款，开始是为了一件昂贵的毛衣，为了掩饰过于细长的脖子，让自己看起来顺眼一点。然而偷顺了手，阿莫渐渐习惯了用偷来的公款赎买一切，直到公款的缺口变成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除了对那个年轻男孩的爱情含有确凿无疑的执意，阿莫所做的一切，似乎都陷于懵懂。一切丧失殆尽的时候，阿莫乘着出租车漫无目的地走，隔着玻璃，她看见了一株幼小的黄色稆生植物，如同“被无限缩小了的向日葵”，在路边“动人的冷漠”里开放（《凡心已炽》）。
对于爱，对于安慰，金农军是有所向往的。他的谨慎与天真，并没有避免丧失。他失去了爱情，失去了诗歌，失去了儿子和财产，甚至失去了身体的完整。“金农军终于知道了，自己第一次离家远行时无法遏制地颤抖的原因——那个家伙长久以来柔韧地蛰伏在他的心里，确凿无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觊觎着，无时无刻不在伺机荼毒他的生活——那就是，一个人一无所有的，孤独”（《金农军》）。
毛萍在一个荒寂优美的废旧车间里被恋人的手指戳破，得到一疙瘩黄金。当初恋被父亲的一桩交易毁尸灭迹，从此她就爱上了黄金，她不断交出自己，换得黄金（《黄金》）。
张教授的羞愧成为一桩杀人事件的引索。这羞愧，来自一段困兽般的经历：“一切都被放大了，饥饿已经促成了谵妄，它挤出了我身体里所有的本能，并且在这一刻，无限地放大”，“当我被一声响亮的撞门声唤回到现实中，我发现自己竟然压在那女人赤裸的身子上”，“他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暴力的惩罚，只是凝视着我，目光里充满了怜悯。这怜悯是何其的深切，子弹一样地穿透了我”（《锦瑟》）。
毁坏之后，谁也难以说清这是怎么了：竟不是美好在修复残缺，而是残缺在毁损美好。
这一切，还有讨回的可能吗？
毛萍也许试过了，最后，她去找了那个当初无意间毁掉她的处女膜的人，“十多分钟后毛萍出来了，她的脸色煞白，神情却很平静”，当初那块黄金回到了她手上。然而，她顺手把它抵偿给了那个向她索赔的小卖部摊主。摊主问她那一疙瘩金属是什么，“毛萍觉得自己依然如同16岁时的那个黄昏一般的疼痛和庄严，她在一瞬间的憔悴中体面地说出了那两个熠熠生辉的字：黄金。”
谁曾讨回过呢。谁可以通过毁弃和放纵，再讨回什么呢。
生命中布满了试探、诱惑和强迫，往往，毫无预兆地，我们会突然跌进壕沟。无论你自以为多么洞察，都会被精确无误地算计；有一些东西，永远不可能以你自以为拥有的力量去克服。
于是，我们只得以自己的卑下和不堪去克服。
就像一直试图抵抗卑下的曲兆寿，面对不由分说的剥夺，还是被迫亮出了这样的底牌：“我的眼睛有些发乌，有两团絮状的白颜色爬了上来。……我感到喉咙奇痒无比，禁不住就要用手去抓，但那痒在喉咙里面，我只有把自己的脖子掐起来，才能管些用。我觉得有泡沫从自己的肚子里翻涌上来，顺着嘴角流了出去”（《我们的底牌》）。
这样的撕开，像冷空气一样无孔不入，呼应着生命经验里难以言说的幽暗和悲恸，因而令阅读化为沉溺，化为剔除与清洗。仿佛我们面对的已不是虚拟之事，而是一场正在发作、原本浑然不觉的隐疾。
一切似乎都如此无望。
不过，在弥漫的晦暗之中，总会有一种明亮的，哪怕很微渺。那是见证过冶炼与败坏、从炉膛里抢出碎瓷的手（《碎瓷》），是在被贬低的冷漠里求生的向日葵（《凡心已炽》），是本来无邪、却被玷污的黄金（《黄金》），是令“我”视如同命、被人用以藏匿毒品的锦鲤（《锦鲤》），是高傲的金枝以卑贱的方式换得安身的资本之后，那令人啼泣的戏剧式的独白（《金枝夫人》）。当然，还有在“我”与小转子的逃路上，那匹“巨大的藏獒，它在越野车刚刚提速的一刻悍然扑了上来”（《隐疾》）。当“我”面对毁损感到了无上的绝望，当“我”已经没有勇气再读小转子的来信，那匹坚决骁勇的藏獒，却冲进了记忆，它“撞碎了我体内那种恒久的昏聩与消极，尽管只有那么一瞬间，但我也猛然地感觉到了，在这个瞬间，我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宛如初生之婴儿一般充满光明面的完好如初的人”。
当生活被冷硬和蒙昧一再践踏，当纯洁一点点没入黑暗，这些明亮的事物，有如乍然出现的强光，直刺得人泪眼婆娑。
遇到他的小说的时候，我正深陷在一种失败里，整个人变得无情，唯恐最后一点热气也随风散尽。那时候，我遇到了弋舟的叙述，遇到了弋舟笔下那些虚构的人。那些被着意摹写的人，精神上有一种息息相通的东西，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归纳，那就是：病人。那是这样一些特立独行的病人——单纯，痴情，坚决，骁勇，怀着幽暗的无边无际的梦想，在俗常生活冷硬的逼迫中永远不懂得妥协与叛变，宁可、也只能把自己撞碎；即使碎落在尘泥里，也还是目不斜视。
这令人悲戚、貌似绝望的特质，才是人性深处的光辉啊。这样的照耀，常常令我内心的沉痛化为汹涌的泪水，令我为自己的苟且自惭形秽。
我想我遇见的，不仅仅是表达的庄严。那道看穿之后而能温存、悲恸之时仍含想往的目光，也许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解、安慰与珍爱，它不是文字的修炼所能企及的，它来自表达者的虔诚与洞察。那种悲痛与信念，化为檀木般浓沉的意蕴，似乎无迹可寻，似乎柔软似水，却具有无坚不摧的辐射力。它像银针一样刺中了我们自己都抓摸不到的痛楚，令人陡然醒彻：原来，我们身上竟然藏匿着如此多、如此深、如此隐蔽的疼痛；原来，我们竟是遍体鳞伤的人；原来，我们无论多么黑暗，多么羸弱，也都可经由体认与顺服，化为光与盐。
弋舟说，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将生命的姿势降低；小说最基本的意义，就在于守护不存在的事物，企图用真来诉说无。
那些——向日葵、黄金、藏獒、锦鲤、台词——并非虚妄，它们呈现的，也许恰恰是一种逼真的灵魂图景，由于太明亮、太单纯、太坚决，所以会令我们羞愧难当。甚至，一切纯粹、锐利的事物，比如爱情，都可以照见这种深埋于内心的羞惭：“和你在一起，我常常感到自己很滑稽，而且，挺可悲的——我是说，即使没有你，这些东西也是我自身本来就存在的问题——但没有你，它们就是不易察觉或者是可以被有意忽略的，有了你，这些东西都变得很尖锐，让人无法承受，嗯……和你在一起，我总是，很羞愧”（《跛足之年》）。
无疑的，生活是被我们自己毁坏了，我们身体内部埋藏着如此无可转圜的黑暗和残缺，以至于，遇到任何有轮廓的东西，我们都会像梦游症患者似的在不自意中绞碎它。但这些黑暗和残缺，又是什么时候栽植下来的呢？似乎只要呼吸，就会不停地加深自己的毒性，就会污浊下去、坏下去。
他们也感到了这可悲的不可克服，他们也知道没有什么可资清洗、弥补。他们，凝视着锦鲤的“我”，带着小转子逃向草原深处的“我”，在向日葵丛中质问爱情的阿莫和黄郁明，搂抱着的金农军和小史，讲故事的张老和听故事的老张……他们，“哭了，哭了，哭了”。甚至那场发生在草原深处的肌肤之亲，也充满了怜惜和悲戚，不，这甚至就是两个人在抱头痛哭：“这里面有爱，那是确凿无疑的，我怜惜身下的小转子，有种害怕将她弄坏般的谨小慎微；然而除了爱，这里面也有确凿无疑的悲苦与凄凉，毋宁说是一种抵抗，抵抗我们的不完美，抵抗被时光弄得支离破碎的一切”（《隐疾》）。
我们心底的委屈、疑问和羞惭，还可以怎样来倾诉、来申辩呢。也许，我们阅读，读小说，正是为了抵达这样一场哭泣。它赋予我们沉醉初消般的疼痛与孤独；它赋予所有的悲痛以尊严；它赋予我们痛彻之后，片刻的安宁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