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小说里，那些年轻、苦闷的男人，经历不够丰富却也够多了的男人，着实是有弋舟的影子的。有些人的小说，不大容易看到作者自己。弋舟的小说，却常常引起人的这种猜想。那种虚构的，略略荒诞的，镜片磨损开裂而有些变形之后才能看到的，有些灰的苦涩的影像，我细心阅读的时候，常常会觉出里面折射了弋舟隐藏着不肯轻易交出的那一面。那里面似乎没有温暖，只有阳光，亮度不够的阳光，无非给人白天的感觉罢了。这白天的生活，却是暧昧不明的。叫人看见，细究之下，觉得不真实，却如骨在喉地鲠着人。也并不太痛苦，弋舟不是那种写绝对痛苦的人，弋舟只是写那些不够痛，却不容易痛过去的痛。那是旧了一样的痛，还没有新，就已经旧了的痛。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痛，无法解脱，弋舟才写了一篇又一篇小说，写了那些人物，让他们自己行走，自行痛苦，或并不痛苦。那些琐碎的生活，有时候甚至是卑琐的生活，没有理由痛苦的生活，构成了弋舟的小说世界。
也许就是这样的痛苦，晦暗的，它本身就不是陷阱，也就无从拔脚出来。
很多年前，弋舟的职业应该是一个美术老师，或者说是一个画家，是一个通过线条、体积、色彩甚至是温度反映世界的人。弋舟自己说，他以为绘画是平面的，而写作是立体的。也就是说，如果人生有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能借助文化的方式解决的话，绘画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么，弋舟的写作，究其内里，是要解决一些问题的。一些什么问题，难道真的能够说清楚吗？能够说清楚的，已经不需要解决了。
高更多年前画过一幅画《我们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这是以绘画方式试图解决些什么。其实高更自己也清楚，绘画并不能解决什么。他也只是把问题拿出来，甚至只是喃喃自语。弋舟的转向文字，也有这样的意味吗？
这个科班学习绘画的人，竟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完全放下绘画，沉迷于文字，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二十多年前，在北方某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每当有新一期的《收获》和《花城》，管理员阿姨总是会“概不外借”。因为她要留给一个渴望的少年。这个少年就是弋舟。那个时候，他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是在阅读中度过的。大量的阅读，会低度酒精一样地慢慢渗透这个少年。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文学的麻醉剂其实已早就暗自得手，只等待这个人的走动，就会在走动中慢慢显现麻醉的意味。
这个从少年时期就大量看小说的人，一个几乎是小说滋养起来的少年，在枯燥的人世，那些小说里的人和事给了他多少欢愉和寂寞，多少快乐和忧伤。以至于这个人，也许从少年时代就觉出人生意义的匮乏，必须不断从小说的虚构里才能丰富，也必须有小说那样的人生，才自认是有意义（或者无意义）的人生。
可是，人生的问题永远不会得到解决。面对生活，文学依旧是惶惑的。小说家只能在惶惑里写作惶惑，在看见太阳却感受不到阳光的城市的街道上独自徘徊。温暖，只是瞬间。
弋舟的博客上，有几个字相当显眼：光与盐。
光和盐的意味，不需要我来解释。
但是，我知道的是，凡是需要去寻找的东西，总是找不到的。找，只是完成一个过程。而在那个过程中，一生就那样过去了。找，是一种幸福，不断地找，才能有不断的幸福。
屏幕空白，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弋舟也并不清楚他将写下一篇什么样的小说。人生如此，写作也是如此，即便是那些有着打腹稿习惯的作家也是一样，他根本不能有效控制全程。
至于弋舟要写的那些他自己定位的“有教养的小说”，我是一直疑心的。小说，也只能是小说，从来不是别的什么。也许，对于教养，弋舟有另一解，那就是“在轻浮中写出悲怆，在猥琐中写出庄严”。
弋舟的大部分小说，是滞涩的，有些苦楚和荒诞疑问的。读他的小说，让我骨鲠在喉。在这些小说里，他也许是在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可什么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也许，我们不过是追问罢了。追问本身就是意义，此外，别无任何可说的意义。
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字里写道：毫不怜惜，也许这才是世界的本相。
毫不怜惜，心肠硬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也就接近了这个世界的本相。小说到了那种程度，才是真正的好吗？我不知道。
弋舟，但愿你真的能找到自己的光与盐。
我们都是寓言的主角
弋舟王小王
弋舟：作家
王小王：作家、编辑
王小王：评书先生把醒堂木一拍，说我要开始了——以这种方式开始谈小说，我就会有点儿失语，拍完木头自己也变成木头。我自我分析了一下，大概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恐怕是自己天生地上不了台面，另一个便是对“说”本身怀有疑虑。“说”出来的总是“正确”的，尤其是当知道它可能还要被发表，说得就更正确了，会自觉不自觉地努力显得高瞻远瞩，动用储备以示渊博。
弋舟：不错，这是普遍人性上的事儿。既然是普遍人性，咱们也就不需要格外苛求自己了吧？文学之事能不能说？我想是应该能的。问题是怎么说，用什么态度来说。当我们对他人、对自己那种大而无当的述说感到厌倦甚至憎恶之时，其实应该清醒，并不是那个被说之物很糟糕，而是我们这些说的人很糟糕。同时，我们不应当惧怕空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在我看来，空泛，乃至空虚，亦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我们避免不了的，就像我们避免不了人生一样。而且我们还得做好准备，当我们说文学时，同样也避免不了陈词滥调，因为，离开了陈词滥调，我们已经几乎无法把一件事说得稍微明白点儿了。
王小王：不久前参加研讨会，面对一个有正反观点的议题，很多作家评论家都谈得很好，各有角度，各有反思，各有结论，但正是这种“好”，让我突然对这种讨论的意义产生了不信任。因为虽然表面上似有争议，但你会发现只是角度和说法不同，根底都是一样的，都是极为“正确”的文学观。研讨会如果开得足够长，最后就会沦为辩论的模式——没有对错，只有争执技巧上的输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学圈有些喧嚣，各种文学事件层出不穷，各种文学讨论五花八门。评论家们说作家说得太少，总是评论家在发言，可我认为我们的作家还是说得多，外在的东西多，遵从内心的东西少。这导致很多作家的作品跟从所谓的文学形式，缺少内在的恒力。
弋舟：评论家说作家说得太少，这是陷阱和圈套。如果不把这个“说”字局限在“评论腔”的范畴内，显然，对于文学的表达，作家们远远“说”超了搞评论的。但似乎，评论者并不把一个作家的具体作品当做是他们眼中的那种“说”。什么意思呢？这种漠视具体作品、言不及物的评论，也许是我们当下文学生态的必然景致。这种生态，需要并且滋生这种喧哗，几乎就是内在逻辑规定好了的。由此，一个别样意义上的枝繁叶茂的图景就成为了可能——挺繁荣的。你的感觉不错，在这种生态下创作的作家们，的确是说得太多了，并且是在用那种非作品的方式在说。但也许我们应当宽宥和体谅，因为我们同处于这样的生态之中，不拔高一个音节，实在就会给吞没掉。当然，这一定不能成为作家们声嘶力竭的正当理由。我相信，一个有尊严感，有自制力，有雄心和壮志的作家，自然会秉持着自己内心的操守。这就是你所说的“恒力”吧。
王小王：很多作家都怀着可爱的天真，面对某些不负责任的肯定，他们常常信以为真。有多少作品刚出来时被冠以瑰丽名头，被评论界毫不吝啬地授予至高无上的夸奖，甚至被誉为某类巅峰，但是却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被遗忘了，下一个，下下一个“巅峰”又在不断产生着。当然，这里面有出版界过度宣传的因素，但问题是，会有一些作家真信，他们从此会以“大师”自居，起码会觉得自己离大师仅仅咫尺之遥了，不再学习，不再训练自己，开始随随便便地写了。我见过一些取得一点儿成绩就觉得中国文坛已经装不下他了，张口闭口斯德哥尔摩在等着他的作家，可是再没有见到他的好作品。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眼下的作品研讨会。作家评论家请来一群，围着你夸，偶尔委婉地提些无关痛痒的小毛病。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样的氛围，这不好说，分析起来可能是个大议题，涉及到中国社会的特点等等吧。这不是短时间也不是几个人可以改变的。但是至少，我想，作家们应该清醒，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多向自己的内心发问，有怀疑才能有进步吧。
弋舟：我其实一直比较怀疑评论的意义。对一个成熟作家最妥帖的评判，也许只应当来自另一个对等的作家，并且这里评论的意思都不太多，完美的话，应当是一种切磋与探讨。因为，同样是在干一个工种，并且级别相当，这样才能形成那种比较有效，同时也令当事者相对买账的气氛。就好比两个钳工，在技术职称上大家都是三级或者四级，一个对另一个加工出的零件提些意见，彼此促进一下，提高一下，重要的还有温暖一下，岂不是种最舒服的局面？我也开过不少的研讨会，有个发现，如果会场上真的有比较恳切的声音响起，那大多都是出自一个严肃作家的口中。虽然如今连这样的声音都日渐稀缺了，但我想，我们不应当低估作家们的操守，向内自省的目光，必定恒久地存在于那些真正的偏执者身上。
王小王：2008年我在北京参加帕慕克的作品研讨会，帕慕克简短发言之后，研讨会即将正式开始，他却起身离座，然后竟一路走了出去。后来主持人解释了他的意思，大概就是他觉得面对这么多人，听大家谈他的作品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我当时觉得非常尴尬。我觉得他说得很委婉，而实际上心里是对这种研讨怀着不屑的。在座的学者、作家于是面对一把中国的椅子，展开准备好的发言稿，一个接一个地读下去。这种研讨，对于帕慕克有什么意义？
弋舟：我曾经说过，那种巨大的“羞怯”，对于一个小说家是何其重要，这几乎就是一种世界观和生命态度了，这种态度对于一个商人或者官员无关紧要，甚至会是妨碍，但对于一个有志于小说这门艺术的人，却是堪称紧要的基本气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场针对小说家的会议，都是伤害，是压迫和取闹。好在帕慕克携诺奖之威，给我们捍卫了一下小说家的尊严。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不要低估作家们操守的一个证明。
王小王：对，你说了不应当低估。是的，不低估，不急躁，不杞人忧天。总是看到不如意，总是挑毛病，是不是也是人性的普遍劣根？其实想想，今天真是文学的好时代。80年代文学极盛是一种时代的意外，是“非常”现象。现在文学这样不温不火，我倒觉得是一种“正常”的状态。艺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对有些人来说大一些，对有些来说小一些，没必要为它争取主角的地位，那是不现实的。
弋舟：文学的好时代？这个我得有所保留。这个时代对文学的干扰并不少多少，不过是面目不同而已。同时，在我看来，文学的好时代已经永不再来。这本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好比京剧的好时代已经永远消逝在我们背后，一两出大戏，根本无法挽回一个时代的远去。无论从创作者还是到阅读者，我们都已经无法复原托尔斯泰的时代，卡夫卡的时代，甚至曹雪芹的时代和塞万提斯的时代。文学日益像一个古董或者标本了，放在博物馆里供少数人瞻仰和凭吊，并且心生安慰——我们也阔过。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是一个特指，那种范式和模样，如果还要生发与延宕，以配合这个时代，必然是另一种价值之上的东西了。由此，也可见你我之荣幸，在这样的时候，耽情此事，并且自得其乐，实在是奢侈。我们感到了异常的幸福，就是被上帝眷顾的一个确据，在上帝眼里，将此事看为宝贵。
王小王：真正的文学就是奢侈品。我们既然承认喜欢贝多芬的是少数人，就没必要痛心人们不理解莎士比亚。艺术是整个人类的需要和灵魂表达，但通往其深层之美的路径却是难以窥破的神秘所在。我发现有很多“文化人”都是不屑于读小说的，他们认为是瞎编乱造，认为吃饱了撑得没事儿干的人才去读小说，更没事儿干的人便去写小说了。现在人人都或多或少读过些名著，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只看到里面的“故事”，看不到“故事”的里面。所以你问他名著怎样，他也不觉得怎样，就那么回事吧。没办法，你替人家惋惜，人家还觉得你傻。你体会不了他的欢乐，他也理解不了你的幸福，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弋舟：对啊，这还是各自按各自的路数出牌、没必要相互谴责的事。不过我发现了，我们今天的对话之所以如此困难，根源就在于大家所持有的标准往往截然不同，但两种不同的标准，往往又借着同一个名目，比如文学啦，作家啦，小说啦，这些名堂的概念已经非常混乱。你所说的这些“文化人”，可能在我这里并没有这样一个身份上的认同，在我这里，毫无歧义，一个文化人是不会排斥小说艺术的，起码他不会藐视和不屑于。当然我这个标准你可以忽略其中的褒贬之意，我只是陈述一个自己的标准，并不说明，人家不读小说就天然地不高级。
王小王：所以出于寻找家园的内心需求，我们不得不需要辨识出和自己标准相同的人。我原以为起码搞文学的人都跟我是自己人吧，后来发现也不是，这个圈子里照样有令我恐惧的，令我鄙视的，令我烦恶的，同样，我肯定也被别人鄙薄着，厌嫌着。而你，是我气味相投的人，这不是人与人接触之后得来的结论，而是文字之间的私下结盟。我第一次读你的小说（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就觉察到了心底的感动，我想，这是一个自己人。小说就是有这种力量，它给人无限丰富的人生感受。有时候一部好作品真的是能把你填充得一瞬间好像要涨开来，这样的好东西读得多了，一次一次被涨开，整个人就真的被涨大了，真的更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