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老表的朴实厚道，可以说在全国都是有口皆碑的。他们对人对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好就好，是坏就坏，不会忽悠人，也不会耍心眼。而且缺乏灵活性，遇到问题不会随机应变，遇到困难不会伸手，老实得简直有些可爱。正如国家一些部委的同志所说的，江西老表从来就是不叫不到，不吵不闹，不给不要。
江西老表的热情好客，也是远近闻名的。有人讲上海人不大喜欢请客，不喜欢别人到家里做客，不喜欢连续几天陪着一位外地朋友玩。而江西老表却不是这样，每当“有朋自远方来”，他们可是“不亦乐乎”，不仅把客人请到家里，拿出珍藏多年的好酒，烧上一桌具有当地风味的佳肴，尽情地让客人品尝。倘若客人要到什么地方走走时，他们会主动陪同，不管花上多长时间也在所不惜。江西老表对待客人的情意，就像自家门前奔流不息的小河，清澈而又悠长。
如果说江西老表待人朴实热情的话，那么他们对待自己则容易满足。
容易满足的结果，一方面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保持一种知足常乐的心态，另一方面则会导致勤劳刻苦精神的缺失。在江西老表中广为流传的“白米饭，木炭火，神仙不如我”，就是一种最典型最形象的写照。
为什么江西的百姓创业经济不发达？诚然，江西老表身上缺乏商品经济的细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但同时与江西老表缺乏勤劳刻苦的精神也是分不开的。在奉行丛林法则的生意场上，他们没有浙江人的那种“跑遍千山万水，吃遍千辛万苦，想遍千方百计，说遍千言万语”的勤奋与顽强，没有浙江人的那种“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吃常人所吃不了的苦，赚常人所赚不了的钱”的刻苦与执著，而是一遇到艰难困苦就灰心动摇甚至败下阵来。所以，浙江人可以把生意做到全中国，做到全世界，江西人只能在本地小打小闹，很难把企业做大做强。
这不由得又使人联想到另一种浙江人。他们就是移民江西的浙江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新安江水电站的兴建，大批的浙江人离开故土迁移到江西。当时，他们安家落户的地方都是荒山贫壤。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创业，如今这些地方都变成了全省最富裕最美丽的新庄园，而江西老表世代居住耕作的家园，尽管条件要好得多，但因为他们不愿付出过多的汗水而大大落在了后面。
勤劳刻苦精神的欠缺，既是江西老表人格方面的一个缺陷，也是江西老表精神层面的一个缺陷。如果说这种缺陷表现在个体身上时还不至于构成大的危害的话，那么当它成为一种群体性的缺陷时就是灾难性的了。
历史反复证明，勤劳刻苦精神永远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哪个地方的人勤劳刻苦，哪个地方的发展就快；反之，发展就慢，甚至停滞不前。
从唐代至清代中期，是江西历史上最为发达的时期，尤其是宋代，更是江西老表辉煌灿烂的时期。
但是到了近现代，江西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中明显地落伍了。
可以说，现在的江西老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江西是中国革命的老根据地，本来这是一块令人向往和崇敬的红土地，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区却成了落后的代名词。
江西是中国中部的一个省份，曾几何时，由于既不能享受中国东部的大开放政策，又不能享受中国西部的大开发政策，江西老表这种不东不西的处境，被人戏称为“不是东西”。
也许是因为经济发展与全国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不断拉大的缘故，一段时期，江西老表到外地开会总是不声不响坐在最后一排，有些人甚至不好意思说出自己是江西人。
江西老表有些被自卑感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人曾把江西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交通。毋庸讳言，交通兴则江西兴，交通衰则江西衰。自从二十世纪初期随着京汉和汉粤铁路的建成，南北交通的重心西移，江西的交通枢纽优势便丧失殆尽，江西因而也就急剧地衰弱下来。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是江西老表的观念和性格导致了江西的落后。
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和性格的劣根性，因而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华民族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并逐步迈向市场经济时代之际，江西老表却显得非常的不适应，显得非常的困惑和彷徨。
江西老表明显地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自身的窝囊。
他们也想迈开大步向前进，但步履总是那样沉重，甚至有些踉跄。
他们也想扬帆出海闯世界，但总是觉得自己水性不熟，甚至有些惧怕惊涛骇浪。
他们也想开拓创新续辉煌，但总是觉得自己功底不深，甚至有些瞻前顾后。
所以，江西老表要在中国的版图上重新崛起，就必须彻底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彻底改造自己性格的劣根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对江西老表整体人格结构的一种改造和重塑。
无疑，这是一个脱胎换骨、凤凰涅盘的痛苦过程，因为这需要解剖自我、否定自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是决然不行的。
同时，这也是一个不断锤炼和养成的长期过程，这就不仅需要一定的历史时间，更需要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搏风击浪，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江西老表正在改造和重塑自己人格结构的征途上奋勇地前进，一个新时代江西老表的新形象正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可以肯定，江西老表人格结构和重塑完成之日，也就是江西老表重新创造历史的辉煌之时。
江西老表，人们期待你们！
江西老表，人们相信你们！
滕王阁
刘上洋
徜徉在中国的山川大地，在星罗棋布的人文名胜中，你几乎找不出一处有名有姓的普通老百姓的历史古迹。人们所看到的，要么是像万里长城那样的古代军事设施，要么是像北京故宫和十三陵那样的帝王宫殿和陵墓，要么是像苏州拙政园那样的达官贵人的府邸和园林，要么是像杭州灵隐寺那样的什刹庙宇，要么是像山西鹳雀楼那样的亭台楼阁，要么是像韩愈和苏东坡那样的历代文人骚客的题吟之地。一部中国名胜古迹史，其实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遗迹史。
闻名千秋的滕王阁亦是如此。它不仅为一位赫赫皇子所建造，而且以他的封号所命名。
这位皇子就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最小的儿子李元婴。
公元653年，也就是唐高宗李治永徽四年，带着一道谕旨，李元婴由苏州刺史转任洪都都督。那时的洪都，虽地处江南，却偏僻落后，一片荒凉，既无京城的繁华，又无苏州的绚丽，过惯了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生活的皇子，哪能受得了这样的贬用和冷寂。于是，李元婴将一切政事置于脑后，整日寻欢作乐，不是花天酒地、歌舞相陪，就是到郊外的山林里打猎游玩。有一天，他来到洪都城外赣江东岸的一片小山冈上，放眼望去，只见西山披翠，长空如碧，赣水滔滔，白帆点点，鸟鸣于绿林，蝶舞于花丛。置身于这怡人的美景之中，一个念头在滕王的脑海里产生了，他要在这山丘之上修建一座楼阁，这样既可揽山川之秀，又可极歌舞之乐。果然，没有多久的时间，一座瑰丽的高阁便耸立在赣江之滨了。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意味，一座具有浓郁高雅文化气韵的江南名楼，最初却是一位皇子沉湎歌舞、追求享乐的产物。
其实，岂止是滕王阁，纵观古今中外，有许多为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建筑，不都是如此么？无论是法国的凡尔赛宫，还是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夏宫；无论是中国的颐和园，还是印度的红堡，全部都是最高统治者们为了追求豪华奢侈生活而建造的。没有帝王显贵们永无休止的贪婪和享乐，我们就会少了许多的名胜古迹，历史也就不会显得如此的晕眩耀眼。
所以，从文化的视角看，有些大丑是可以产生大美的，一些不朽的东西往往是从腐朽之中产生的。
一千多年来，在滕王阁上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但最脍炙人口的是“时来风送滕王阁”。
那是公元675年，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的年轻诗人王勃，从家乡山西动身去探望被迁谪到南海任交趾令的父亲。当他乘船沿长江而上行至江西彭泽的马当时，突然狂风骤起，波浪滚滚，船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被摔下波谷，随时都有翻沉的危险。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老艄公当机立断，迅速将船摇到了马当山下停靠，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就这样避免了。
然而，奇怪的是，没过多久，江面又风平浪静了。喜好山水的王勃于是下船借机游览。刚至山顶，他就被眼前的景色所陶醉了。两岸的青山像一把钳子般地夹峙，长江像一条游龙逶迤西来，突然在此裹紧腰身穿峡而过，然后又甩开身子呼啸东去，真是好一道水上天险啊！
王勃一边漫步一边观赏，突然，他看见前面不远的一块巨石上，端坐着一位白髯皓眉、貌若仙人的老者，连忙整衣向前，作揖施礼。哪知老者一动不动，甚至连眼皮也没抬，就告诉他，明天是九九重阳，滕王阁有高人聚会，你快前往参加并作文章，定可名垂千古。王勃听后感到迷惑不解，此地离洪都约有六七百里之遥，一个晚上哪能到得了呢？老者微微一笑道，你只管上船，自有清风助你如期到达。话音刚落，老者就遁而不见了。
遵照老者的吩咐，王勃迅即返回船上。果然，随着一阵清风渐起，小船张着白帆，如箭一般向前驰去。天渐渐黑了，大地一片迷茫，月亮的银辉洒在水面上，不时在船的四周闪动着一圈圈白色的涟漪。王勃只听见耳边风声呼呼，好似腾云驾雾，于是慢慢进入了如幻如梦的境界。等他醒来，天已大亮，船也稳稳当当地停靠在洪都的赣江之畔了。
此时，一场盛宴正在滕王阁上热闹非凡地进行，真可谓高朋满座，胜友如云。王勃悄然到来，坐在其中，面对各界名儒学士，宴会的主人阎都督再三起身举杯，请求诸公为重修竣工的滕王阁作序，并刻石为碑，以传后世。因为此前大家都知道阎都督已要其女婿先写好了序文，所以都一一推辞，假装不敢接受。也许是因为年轻才高，在轮到王勃时，他毫不谦让，立即铺纸挥毫，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不多时，一篇《滕王阁序》就一气呵成了，引得满座一片惊奇和羡慕。
曾经听到过一种议论，有关王勃“时来风送滕王阁”的故事，不过是后人的杜撰，以那时的交通条件，王勃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彭泽马当到达洪都。据查，这个故事最早出自唐末五代时期进士王定保所著的《唐摭言》一书，这时离王勃登临滕王阁作序已经两百多年了。可见作者也是根据民间传说记载的。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证这个故事的真伪。因为文学需要的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神话，而不是经过严密考证的科技。考证只会扼杀文学的生命。一座著名的楼阁，一个著名的才子，一篇著名的文章，一定会伴有一个无比动人的神话故事。如果没有王勃的神话故事，滕王阁就会失去神秘，失去浪漫，失去魅力，失去色彩。中国文学史上就会失去一个美丽的传奇，《滕王阁序》也就不会得到如此广泛的流传。
也有一些人认为，王勃虽然才思敏捷，但从未到过洪都，不可能一登滕王阁就当场写出那么好的序文，应该是他来了多日之后的有感之作。这种推断有一定道理。其实，对于一个文章大家来说，写一篇华丽的文赋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在中国文学的灿烂星空中，有些华章就是作者并没有身临其境而写的。唐代的杜牧根本没有见过阿房宫，却写出了撼人心魄的《阿房宫赋》。明初的南京，根本没有阅江楼，而大臣宋濂却写出了千古名篇《阅江楼记》。由此可想而知，王勃在来到洪都之前，他尽管没有登过滕王阁，但一定登过其他楼阁，同时他事先也一定了解了洪都和滕王阁的人文历史和地理环境，所以，凭着已有的经历、体验、知识和文才，他登阁即兴有感而发写一篇滕王阁的序文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一座楼阁像滕王阁这样屡毁屡建，至今已是第二十九次了。
世事沧桑，兴毁频仍，滕王阁是不幸的，又是有幸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在滕王阁不断地被毁之后又不断地去重建呢？
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因为王勃的《滕王阁序》写得精彩，多少年来，人们对它赞赏有加，被誉为千古绝唱。事实也是这样，序以阁名，阁以序传。人们来登楼，更是来寻文。从王勃的序文开始，滕王阁便开始了它漫长的文化旅程。历代文人的诗词文章使这座始建时并不起眼的楼阁，逐渐成为了誉满天下的江南名楼。
所以，清代诗人尚镕说：“倘非子安序，此阁成荒陬！”这也许就是文学的力量。
但是，如果把王勃的序文放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同类作品中相比较，就不能算是一流的了。
中华民族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一篇一流的文学作品，思想一定是深刻的，境界一定是高远的。否则，就是文字再生动，也只不过是一篇内容肤浅的美文。王勃的《滕王阁序》，人们从中读到的，尽管也有大气磅礴的描写，也有触景生情的议论，但那大都是对洪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赞美，对滕王阁瑰伟奇特、万千气象的惊叹，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感慨，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华美有余，内涵不足，既缺乏宽广向上的人生气度，也缺乏振聋发聩、使人深省的严峻理性。
相反，同是登楼赋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不一样了。他在以恢弘的笔墨描绘了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的波澜壮阔，描绘了洞庭湖淫雨丽日的变幻多姿之后，进而发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声。毫无疑问，这种境界与胸襟远比王勃要宽阔和高尚，给人们的启迪也远比王勃要巨大和深刻。
如果说王勃的《滕王阁序》所抒发的是“小我”的话，那么，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所抒发的则是“大我”。
人们推崇王勃的《滕王阁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其文字优美，文采飞扬。确实，不论是写景还是抒情，王勃在序文中都大量运用排比和对仗，极尽华丽、夸张之词，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称美和音韵美发挥得淋漓尽致，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有些既精辟又形象的语言，至今还活在人们的口头上。但是，人们在华丽之中，也看到了序中深深浸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空洞奢靡、矫揉造作的遗风，缺乏一种清新朴实自然的韵味。不仅如此，就是文中一些常常让人击节的佳句，也大多不是王勃的创造。“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仿出于庾信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仿自马援的“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是仿自《后汉书·冯异传》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所以，就文字水平来讲，《滕王阁序》也不能算是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