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也不能去苛求王勃。因为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都要受到作者所处时代、经历、思想和艺术水平的限制。作为出身书香世家、有“神童”之誉的王勃，二十岁以前，可谓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不仅仕途顺达，未及弱冠，便授朝散郎，而且诗文绮丽，声名远播。由于当时的京城里诸王斗鸡取乐成风，王勃仗着文才，戏写了《檄英王斗鸡文》，惹得唐高宗龙颜大怒。一头雾水的王勃哪里知道，在至高无上权力森严的宫殿里是决不允许文学家们任意挥笔戏说的，于是，他被逐出了长安城。从此，年轻的诗人便步入了命运多舛的途程。他先在四川客居了三年，返回京城后又到虢州任参军，继而因匿杀官奴被判重罪。虽然恰遇朝廷大赦恢复旧职，而此时的王勃，已经心灰意冷，彻底绝望了。加上他本质上只是一介书生，且经历单纯，不像范仲淹那样是一个久经磨砺、思想成熟的政治家。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要求王勃的《滕王阁序》像《岳阳楼记》那样具有高远的思想境界和强烈的震撼力也就勉为其难了。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往往都不是那些纯粹的文人所写的，而是出自那些集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人之手。
古人的楼阁，一般都建立在山冈等制高点上，就是没有高地，也要建在高高的基座上。所以，楼阁一般都是全城最高的建筑，也是全城的标志性建筑。
唐初的滕王阁，尽管高度只有十几米，规模也不大，但由于建在城外江边的山冈上，因而看上去显得非常的雄伟。王勃在序文中形容它“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那时的滕王阁，不愧为人们登高抒怀的最佳之地。
是啊，当人们站在高高的滕王阁上，极目远眺，山川大地尽收眼底，诗情画意涌上心头，那是一种多么惬意的情景啊！
这种感觉在一千三百多年后的滕王阁上还能找到吗？
今天的滕王阁，是由我国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根据宋代的草图而设计，于1989年10月8日“重九”之日竣工落成的。它高达57.5米，占地4.3公顷，不仅气势雄伟，规模宏大，而且画栋雕梁，金碧辉煌。尤其是那拾级而上的城墙式基座，那凌空欲飞的七层重檐，那悬缠在阁上的三层回廊，那翠如碧玉的琉璃脊顶，使整座楼阁显得既古色古香，典雅庄重，又灵动飘逸，超凡脱俗。
毫无疑问，重建后的滕王阁，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不仅如此，在江南三大名楼中，它也是最高的，真可谓是不折不扣的“西江第一楼”。
但是，在登临另外两座名楼后，对高居第一的滕王阁又感到有些名不副实。
黄鹤楼，虽然没有滕王阁高，但由于建在龟山之顶，又面向长江，伫立其上，使人有一种横空出世、如临云霄之感。
岳阳楼，这座仅高三层的清代建筑，面对洞庭湖浩渺无际的烟波，伫立其上，使人有一种思接千载、气吞万里之感。
而站立在滕王阁上，尽管也能像王勃当年那样看赣水奔流，观江洲芳草，听绵绵春雨，迎萧瑟秋风，然而缺乏那种“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的高远与深邃。在其四周，几乎被水泥森林包围了，东面、南面和北面都是几十层高的五光十色的大厦，隔着赣江的西面则是新崛起的红谷滩新城。在现代化的进行曲中，滕王阁变得越来越矮小了，变得越来越逼仄了。在这里，已看不见了南浦飞云，看不见了西山积翠，看不见了徐亭烟树，看不见了东湖夜月，也看不见大地与长天的交汇了。
丧失了昔日那种独立高耸气势的滕王阁，当然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产生不了那种“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意，就产生不了那种叩问苍茫、感慨万千的激情。产生不了诗意和激情的滕王阁，只能是一个纯粹供人们游玩的景点。
从建筑学和美学的角度看，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可见，对于一座供人们登高抒怀的古代楼阁来说，如果失去了高度优势，失去了视线的宽广和通达，也就失去了其基本的功能和意义。
人们赞美西安大雁塔的雄伟，并不是因为它是古老佛教的象征，而是因为在今天日新月异的建设中仍保持着一塔矗立的气势。
人们惊叹巴黎凯旋门的壮观，不仅因为十二条大道以它为中心呈放射形向四面伸展，更因为它从建成至今一直是巴黎老城区的最高建筑。
因此，面对那些历史文化名楼，人们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千万要小心翼翼地保护好它们的原始风貌，保护好它们周边的原始环境。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段历史的文化高度，失去一段历史的文化视线，失去一段历史的文化空间。
滕王阁，人们期盼着你重新高耸在南昌城头。
滕王阁，人们期盼着你重现昔日的人文辉煌。
把握时代的高度
华文
非常欣喜地读到了刘上洋的这本散文新著。在这本散文集中，收入了他多年来创作的不少优秀篇什。这些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后，或获奖，或被选载，既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赢得了文学评论界的热情关注。
不朽的文学经典往往蕴涵着时代的理想。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说的就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任何文学艺术创作，都离不开时代，何况散文这种最简便、最自由的文体，更可以从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去表现时代。刘上洋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繁花似锦的散文园地里引人注目，首先在于他的创作总是站在时代生活乃至人类命运的高度，来审视和观照散文题材，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并发掘或创新题材的意义。反映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高路入云端》，就是一篇具有强烈时代意蕴的大气之作。作者从黄洋界那高入云端的路写起，深情地回顾了毛泽东率领军民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的情景，热烈赞颂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前途命运的勇敢探索。整篇作品立意高远，旨深境阔，历史和现实交织，写景抒情与议论说理相互辉映，既给人以超时空大跨度的史诗般的厚重感，又给人以披荆斩棘奋勇前行的使命感。这篇作品的出色，就在于没有就历史写历史，而是从革命历史题材的富矿中开掘出了永恒的时代意义。可以说，类似关于紧扣时代和人类命运的作品，几乎贯穿于刘上洋的整个散文创作中。我们从他的《好汉坡情思》《呼唤亚马孙》《马塞马拉协奏曲》《澳大利亚散记》《圣保罗印象》《沙漠中的大都市》《初揽美利坚》等篇章中，都可以看到他关于自然生态环境、关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关于民族文化、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等有关人类发展现实和未来的思索。正因为作者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拥抱时代，关注时代，体察时代，所以他的散文不仅体现了一种准确把握时代的高度自觉，而且洋溢着一种与时代共命运的执著情怀。
著文章，写文章，要传道义，担道义。这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文学作品的内在精神之魂。一篇优秀的散文，必定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必定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如果没有思想，就是文字再美、形式再新也是苍白肤浅的。纵观古今中外那些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也无一不是以思想深邃打动人的。刘上洋的散文，也正是以其有较强的思想性而见长的。他出国访问考察，留下了不少墨迹。但他不是简单地去描写异国他乡的人文历史、山水名胜和民俗风情，而是用冷峻的目光用心地进行审视和提炼，或者穿透现象直逼其本质，或者通过深入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连续十年经济不景气的日本，他目睹首都东京人们仍然沉醉在一派喧闹繁华之中，马上敏锐地意识到这表象的背后，分明是一种危机，是一种比经济危机更可怕的人的精神危机。在实现统一多年后的德国，柏林墙虽然早已被推倒了，但他却洞察了依然存在于东西柏林人心中的“无形的柏林墙”，并敏锐地捕捉到发生在马克思铜像前的感人场面，坚信“用真理铸造的信仰之墙是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的”。在满目废墟的罗马，他为罗马人没有在废墟上去恢复和重现古罗马的壮丽辉煌而是独具匠心地将废墟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而感到无比的庆幸，因为他认为残破的废墟是历史的遗物和文明的见证，是完整历史的映照，毁掉了废墟也就毁掉了历史和文明，只有尊重废墟，才能超越历史，去创造新的辉煌。这里不仅体现了作者一种思接千年、神追万里的深沉宽厚的历史情怀和历史眼光，更重要的是把人们对废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一种雄视古今、穿透未来的思想力量。在南非的好望角，他面对两洋交汇的壮景，回想当年葡萄牙人搏风击浪绕过好望角，而中国的郑和七下西洋却在距此一步之遥的东非海岸驻足不前，白白错过这重大地理发现的历史，发出了一连串的追问。这些追问，直指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步步紧逼，犀利沉重，扣人心弦，发人深省，强烈地传达出作者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从而使作品获得了更多的思想容量，获得了更多的思想重量。
社会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文学创作最忌重复和趋同。克隆，产生不了佳作；跟风，产生不了真正的艺术家。艺术之神，永远眷顾那些具有独特眼光的散文作家。散文是我手写我心，最能反映每个人内心的不同。而每个人观察和思考生活的角度不同，又决定了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独特看法。刘上洋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在观察社会和事物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感悟。巴西利亚，一直以“世界城市建筑展览馆”著称，为此这座仅有几十年历史的年轻城市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但刘上洋在访问时并没有去倾心关注这里的建筑景观，而是把目光投向了看似普通的路。他发现，巴西在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新建首都巴西利亚，那像飞机一样的城市设计，那一条条围绕飞机形状而建设的城区道路，不就是一条条拓荒者的路么？不就是一条条带动巴西经济起飞的路么？如果作者没有关于经济发展的长期思考，是很难捕捉到这么一条条有特殊意义之路的。可以说，在刘上洋的散文里，这种眼光独特、思维独到的文字比比皆是。在滑铁卢，他看到的不是一个打了败仗的拿破仑，而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在开罗，他看到的不是金字塔的雄伟壮美，而是没有野蛮和罪恶就不可能有伟大的人类历史文明。在里约热内卢，他看到的不是高楼大厦和贫民窟的不协调，而是蕴涵在这种巨大反差中的和谐包容之美。在伊瓜苏，他看到的不是世界第一大瀑布轰然飞奔而下的奇观，而是人生落差所激起的生命浪花的壮丽辉煌。在哈尔滨，他看到的不是冰雪节的恢弘和壮美，而是人造冰雪之类的发明最终将给人类制造毁灭性的灾难。这些看法，不仅察人之未察，思人之未思，给人以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给人以理性的启示，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思想的敏锐性和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