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杰、李庆龙用一年时间，学完了外国航天员需要四年学完的课程。但要想拿到加加林中心的《宇航员资格证书》，还必须闯过最后一道难关——考试！加加林中心的考试极为严格，没有任何特殊照顾，更没有“后门”可开。亲眼目睹了此次考试过程的航天员大队负责人吴川生说，两位中国航天员的考试，由加加林宇航中心的七名专家组成考试小组，考官是加加林中心的副主任。只要有一个专家不投票，考试就算不及格。考试时，两位航天员与教练员不能相见，全部隔离开。航天员是坐在飞船的模拟舱里进行考试，外面是监控室。航天员先穿上航天服，走到考官处，从题库里自己抽取考题，然后进入模拟舱。考题分A卷和B卷，包含四个步骤：模飞四个小时，上升四个小时，运行四个小时，返回四个小时。中间设计了五个故障：两个严重故障，三个一般故障。只要有一个严重故障航天员没发现或者是发现了没排除，就别想及格。航天员的俄方导师和教练事先都不知道考题内容，考试时又不让进去，所以非常紧张，急得在外面走来走去，因为航天员的考试成绩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职务和军衔的晋升。特别是当第一个严重故障出现时，他们为两位中国航天员捏着一把汗，直到看见两个中国航天员发现并圆满排除了故障，才松了一口气，赶紧跑到外面抽了一支烟。在“交会对接”技术的考试中，几个美国航天员过去第一次都没过关，但我们的航天员上去后对接得非常准，一次过关，考了个4.5分，相当于百分制的九十分。毕业时，加加林中心专门举行了一个仪式，由加加林宇航中心主任克里木克将军为两名中国航天员正式颁发了《宇航员资格证书》。克里木克将军还伸出大拇指说，没想到，中国航天员真棒！
两位航天员回国后，带回不少宝贵经验，还翻译了几册加加林宇航中心的训练文件和资料，为中国航天员的训练提供了难得的帮助。李庆龙说，在俄罗斯学习的一年，我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国外航天员的敬业精神和献身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国的航天员在训练当中的吃苦精神很令人敬佩，对工作也兢兢业业。比如我们在黑海训练时，外边温度是四十度，人扔到海里就有五六十度，他们和我们一样训练，做得一丝不苟。有一次，一位俄罗斯老航天员问我，你们中国的火箭老出问题，你怕不怕？我说，现在还没想到那一步，你怎么看？他告诉我说，作为一名航天员，你不要想这些东西，你要相信你的上司，相信工程技术人员，这个东西是个大的系统，不该你管的事老去想它，你的活就干不好，你只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还有一位教我自动控制系统的俄罗斯教员也问我，你们载人航天工程搞到什么程度了？我说你们的报纸上已经登了。他说如果情况真是那样的话，没有七八年时间你们是上不去的，因为不掌握核心技术就别想上天。我说，不一定吧。他说，如果你们国家对航天员不负责任的话，可能会提前。回国以后，经过多年的训练，我更加坚定了对中国载人航天这个事业的信心，因为你人没上天，就不是国际空间俱乐部的成员，人家根本瞧不起你。
1998年1月5日，中国第一支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空军司令员亲手将十四名预备航天员（包括两名航天员教练员）的档案移交给了国防科工委。十四名预备航天员于当日进驻航天城。接着，3月9日，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十四名预备航天员正式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魔鬼”般的训练。
于是，从这时起，十四名航天员已不再是驾驶飞机的飞行员，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批航天员！航天员是军人中的军人，是勇士中的勇士，是人杰中的人杰，是骄子中的骄子！虽然当时的中国还算不上很富裕，可国家在他们身上却投入了相当大的财力。
十四名航天员的职级都是副团级或正团级，军衔是中校或上校，航天等级是三级或四级（航天等级最高为特级）。航天员的家属由部队统一特招入伍，再分配到各个科室。航天员训练时有训练津贴，每月大约八百元。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九十元，食品由专门的生产基地供应，还有五名厨师专门烧菜做饭。人人都有人身保险，保费每人三百万元。一个航天员一年的生活费至少一百万元。十四个航天员的培训费用更为昂贵，其中一个项目的培训费就达两千多万元！为了培养航天员，国家专门建了一个体训馆和模拟器大楼，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专门为他们服务。如果把训练设备器材、医监医保、训练教员、后勤保障、体育场所、基本建设等费用都算在一起，国家每年投在一个航天员身上的各种费用至少上千万！
难怪有人说，如果说飞行员是国家用黄金堆起来的，航天员就是国家用铂金堆起来的！
国家为什么要投入如此大的巨资？十四位航天员心里都清楚，就是希望他们尽快百炼成钢，早日上天，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
然而，从一名预备航天员到一名正式航天员并非易事，其间还隔着一段相当艰难的路程！
首先，从训练者的角度来说，承担航天员训练任务的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当时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困难。从上世纪50年代起，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以陈信为首的一批老专家就开始了载人航天的研究，几十年来一路风风雨雨，坎坷不断，1985年大裁军时还差一点给裁掉。直到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启动后，这个所才正式纳入国防科工委编制，开始逐步恢复元气。
但载人航天工程启动后，一些很现实的问题一直冲击和困扰着研究所。
一是部队的待遇当时还没提高，科研人员每月的岗位津贴只有一二百元，成天加班也没加班费。与地方相比，同一档次的专家和技术干部月收入还不及人家的一半。新来的本科生、研究生到部队三年了，月收入才一千多元，主任设计师也只有两千多元。而地方则至少是五六千元，一些热门的专业如计算机、生物医药、电子技术等的同级专业人员甚至可以拿到一万元。因此，新来的本科生、研究生第三年就开始不稳定，第五年、第六年就转业走人。
二是晋级晋职问题。研究所是军队编制，而科研人员晋级晋职和地方一样，也要看你发了几篇论文，有什么成果，得了几个科技进步奖。但训练航天员，多数人只能当无名英雄，每个人的工作就管那么一小块，你说它不重要，离了还不行，成果却看不见。加上载人航天工程是保密的，你的研究水平再高也不能发表论文，无法从纸面上体现出来，成果也很难申报。即使成果能申报，载人航天是系统工程，一件事情几个部门、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同时都在干，成果再大，也是大家的功劳，个人成就显现不出来，评职称时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带来的一些矛盾与困惑。航天员大队训练处处长白延强说，不少航天产品都要通过外面的工厂协助才能完成，而我们的经费是上面分阶段拨下来的，合同只能分阶段签，一艘飞船一艘飞船地签，两三年签一次，不能一下子就签八年十年。第一年签合同时价钱还可以，但第二年、第三年再签合同时对方就开始加价了，而且越往后，要价越高，你不加还不行。他说设备需要更新了，没法干了，你就得给他更换设备。你让他尽快把产品赶出来，他说赶出来可以，但得加班，你就得再给他付加班费。因为航天产品不能半路再找别人干，它已经控制你了，套住你了。当然这些厂都是国营的，有它的难处，本身就不景气，加上物价和材料不断上涨，多要点钱可以理解。但如果是计划经济，他就不敢打马虎眼，也不敢要钱，上级部门可以用职权监督、制约他。再比如说，按航天员训练大纲的要求，航天员每年都该进行一次飞行训练。但我们四年才搞了一次。为什么呢？与管理体制有关，与市场经济有关。搞这样的飞行训练，必须要和空军协调，一协调就涉及钱的问题。过去搞这些项目是不用花一分钱的，但空军说我们没有合适的飞机，没有相关设施，现有的飞机又都老了，很多东西需要更换，航天员规格很高，我们马虎不得，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啊？这就涉及钱的问题，没钱不好办。这就是市场经济初期带来的矛盾与困惑。结果协调了三年，2001年才搞了一次飞行训练。如果每年搞一次的话，对航天员的心理素质、操作技能的提高会更好一些。“两弹一星”为什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搞出来？说明计划经济有它的优点，大家都不计报酬，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把工作完成。而现在，下达任务是按计划经济，实施中又是市场经济，所以不好干。
再一方面，训练航天员的条件、能力和经验有限。训练航天员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中国过去没干过，缺乏基础，既没硬件设备，又没训练经验，许多事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航天员负责人吴川生说，开始什么都没有，许多设备连见都没见过。但国家经费有限，不少训练所需的大型设备器材只能白手起家，自己研制生产。比如模拟器，就是我们自行研制的。还有离心机，上世纪70年代曾经搞过一个液压式的，耗能特别高，每次一发动，半个海淀区都得停电，号称“电老虎”！后来改为电机型，设备小，但启动速度快。
航天员的女教官黄伟芬说，我是1985年到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生，去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有，不光硬件的东西没有，软件的东西也没有。1997年5月我去了俄罗斯加加林中心，当时正好是他们专业训练最多的时候，我们就参与了他们每天的训练。回国后，我们在原来方案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分析，开始写航天员的训练大纲。现在装在飞船上的四本手册都是我们自己编写的，这是国内第一部航天员训练大纲。在编写大纲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分析俄罗斯和美国的一些资料，看他们做的是什么，而不是看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一些好的经验我们直接拿过来就用。当然，我们也不是全部照搬，我们自己也作分析，比如对航天员的飞行有什么样的要求，天上对人有什么要求。同时还征求航天员和其他系统专家的意见，与他们反复商量，看这样做合适不合适，然后再确定我们训练什么，怎么训练。由于我们没有训练经验，对航天员所有的训练项目，我们的教员都要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己先试一次，有的要试八次、九次，通过反复体验摸索经验。比如像离心机、转椅、秋千这些滋味难受的科目，甚至像跳伞这样的危险科目，我们都要最先亲自体验，然后再把我们体验到的东西写进大纲。所以我们教练员被碰伤、扭腰、崴脚，是常有的事。如果中国要选女航天员的话，我肯定是第一人选，因为航天员训练的项目我全都亲自经历过，连训练费都给国家省了！按当时的规定，航天员训练有补助，我们教练员却连一分钱的补助都没有。但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想好了，谁都知道加加林，但谁都不知道加加林的老师是谁。
而最大的问题，还是航天员的训练与训练设备研制工程是同步进行的。按理说，应该工程竣工、设备到位之后，才能开始训练航天员。而实际情况是，由于时间紧迫，工程还没完成，设备还没到位，航天员的训练就已经开始了。与此相关的研制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之中。这好像几辆急于赶路的车，都同时拥挤在了一条道上。吴川生说，当时一边要研制航天员的大型训练设备，一边要开展航天员的训练，一边还要抓飞船上的环控生命保障系统，这个系统有二百多个产品，十几个分系统，一百多个子系统。由于许多工作同步进行，所以非常艰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飞船还没造出来，就要搞模拟器，怎么搞？每个程序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怎么编到模拟器上？飞船还没有，怎么搞操作训练？一段时间强调这个，一段时间又强调那个，训练大纲不断修改，而且训练设备又不能靠引进，首先美国就不可能卖给我们。即便把航天员全部送到俄罗斯去培训，俄罗斯的飞船与我们的飞船结构上有差异，不按我们自己的国情来培训，就算培训回来了也不会飞。本来原计划航天员在模拟器这个科目上训练一年或一年半的，可等模拟器搞出来后，只剩半年时间了，这就影响了航天员的训练计划。于是只有加大训练强度，航天员双休日也不休息了。
再从航天员的角度来说，要具备飞天的能力，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自身必须经过炼狱般的训练。就像《西游记》中描写的孙悟空一样，只有经过太上老君的八卦炉，才能炼出“火眼金睛”。航天员的训练内容主要有八大方面：基础理论训练、体质训练、心理训练、着陆冲击训练、专业技术训练、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救生与生存训练、大型联合演练。其中仅基础理论这一项，就有载人航天工程基础、航天医学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自动控制基础、导航基础、电工电子学基础、力学基础、解剖生理学、地理气象、政治理论、高等数学、文学艺术、英语十三门课程。很显然，上述八个方面的训练都极其枯燥、艰难，极其痛苦，要想通过其中任何一项，都极不容易。
比如说，十四个航天员都是优秀的飞行员，但优秀的飞行员不等于合格的航天员。飞行员下了飞机，可以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可以不参与社交活动，可以选择自行回家，休息日爱干啥干啥。但航天员不同，下了飞船，得与世人见面，不光要会微笑，要会致意，要会招手，还要会讲话。一旦参与国际空间合作，还要会讲外语——至少要会讲一门英语。这就要求航天员的修养、气质、外表、风度、言谈举止等都要与众不同，达到更高水准，具备所谓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