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农民，理解农民，乃至将农民理想化，将劳动神圣化，对此，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先秦墨家--作为一种小生产者的理想学说，在这张颇为现代的包装纸上，打上的或浓或淡的痕迹呢？
与这种文化形态对农民的顶礼膜拜截然相反，它必然会鄙薄、贬低知识，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对此，毛泽东有过一句让世人醍醐灌顶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革”中有过“臭老九”的排队，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致使几代知识分子如履薄冰，自感来历肮脏，罪孽深重……其实，这“版权”并不属于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章太炎那里，已经把知识分子打进了另册：
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
自艺士（医师画家等等）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多不道德者……
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革命之道德》）
在这里，知识的多寡与道德的高下成了反比。如果仅仅是一介书生之见，犹如痴人说梦，没有谁会去当真。可它一旦被这种文化形态奉为了金科玉律，而且这一文化形态，好似粉妆玉琢的西施招摇过市，其盈盈眼波勾走了越来越多的人，最终和２０世纪的历史虽未举行公开婚礼，却有了事实婚姻之后，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坎坷与劫难，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了。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形态呢？
它凭何种魅力，与历史如胶似漆、耳鬓厮磨呢？
这种文化形态，被思想史学者们称之为民粹主义。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一切为之忧心如焚的志士仁人的心里，大抵悲怆而又激越地鸣响一曲二重变奏，一曲彼此的音符和旋律不时发生冲撞的旋律--
要高张民族主义，就必然会维护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中不少獐头鼠目的东西，而正是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蛀空了一棵原本根深叶茂、遮天蔽日的大树；
要实行民主主义，就迟早得让国人睁开眼睛，而穿过太平洋的风浪，西方文明一旦登陆，黑黝黝的钢铁巨兽便会吞噬我们广袤的乡村，在奇光异彩、风流不尽的霓虹女妖的撩拨下，人们一直“阳痿”着的私念，将会坚挺地勃起……
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两难境地之间，民粹主义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它是砂纸和凡士林，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各自的毛刺打磨干净，让那曲二重变奏看上去似乎油光闪闪；
它是教堂和唱诗班，让多年以来志士仁人们左奔右突、躁动不已的灵魂，从此得到洗礼和安宁；
更重要的是，它依然是一把高举的革命之剑，它只会刺向敌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看来却不会刺伤本民族文明自身。
难怪它的剑影，几乎遍及世界上所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
在印度，圣雄甘地举起过这把剑，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举起过这把剑；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剑鞘里，其实插着的也是这把剑。在上个世纪的俄罗斯，因为广泛存在的农村公社残迹以及东正教的传统，民粹主义不但在实践上风行一时，而且赤裸裸地穿起了理论的外衣。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曾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折断了这把剑，将它丢进了十月革命的炉火中……
于是，民粹主义也为中国的造反者们所喜闻乐见，因为２０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革命实践，正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即农民革命战争的实践。
副高压带，骄横而又稳定
１９５８年４月中旬，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了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此后这一运动便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开展起来。
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运动像是个陷阱，即便对聪明如阿凡提者，也是一个怎样绕都绕不过去的陷阱：倘若你交出一颗金子般亮堂的心来，他说你态度有伪；倘若你交出一颗多少沾有些尘灰的心来，他便没商量地将你打成右派。这年夏季“补课”被补成右派分子的，大多是掉进了这一陷阱而没能够爬出来的人。
日后因在逆境中独立翻译了《希氏内科学》而在卫生界名震遐迩的科技翻译家王贤才先生，此时大学毕业尚不满一年，分在北京的一所医院工作，他交心的材料是：苏联医学不见得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们应该学习国际的先进经验，不要只限于学习苏联一家。就因为这点“纤尘”，他的心便被嗤嗤冒烟地烙上了“右派”的火印……
紧接着，又有了“拔白旗”运动和“反右倾”运动：谁在单位业务突出，几乎谁就成了单位的“白旗”，摩拳擦掌来拔“白旗”的，又多是单位里那些业务平平或者低能的“红旗”；谁在“大跃进”里安之若素，寡言少行，谁便成了“右派”的邻居--“右倾”，无疑，“右倾”划得越多，也如卫星放得越多一样，跃进的形势也就越加星光灿烂。
有学者在《哭泣的１９５８年》的标题下，如是概括了那一年里走马灯般的眼花缭乱：
从“反右”运动到整改运动、“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运动、“双改”运动等等，每月都涌动着似乎永不疲倦的狂潮。这还是可以排列的一波连一波的浪头。至于诸如“引火烧身”、公开交心，抱出大西瓜，给老师送礼，插红旗拔白旗，搞臭个人主义，粉红论，大专小红论，红透专深，掀翻象牙之塔等等小运动，斗争手段更是层出不穷，使后人也费猜解。比如“粉红论”，若不明白“红透专深”的背景，便无法猜知原来是指那种“只要业务精深，政治上红一点就可以”的观点。又比如“给老师送礼”，字面很温馨，实质是指对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批判、提意见，贴大字报。（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２０年》）
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０日，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之邀，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内称：
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呢？他们积累了些资料，熟悉了些材料，据说就很有学问了，有多大的问题，有多大的贡献。积累资料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那么他们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则有什么用呢？我们的老干部、小干部不要悲观，右派分子向我们挑战，我们就边干边学。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说过去的文章怎样好，出了多少论文集，等等，讥笑我们的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你们说章伯钧、章乃器之流有什么学问，世界上的笑话多得很……（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１日《人民日报》）
１９５８年４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校长马寅初。
上年７月，马寅初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根据自己在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写成的《新人口论》。他认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主张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倘若按此办理，一个中国日后将会少去多少恨憾、并能身轻似燕翔行在人类文明标线上的主张，却被打成了“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北大等学校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批判。
马先生不为所动，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自己坚持真理，绝不向以力压服而不是以理说服的批判投降。据此，康生提出，马寅初的问题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对马寅初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并于次年撤销了他的北大校长职务……
６月，“厚今薄古”的副高压带，骄横地掠过千山万水后稳定于南国，“破除迷信”、“粉碎资产阶级伪科学”等新口号，恰似受其辐射的更暴戾的热流，一下倾覆了陈寅恪胸中那个高蹈于尘嚣之上的清凉世界，历来被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们尊崇为小国史学界泰斗的他，在一片苦热之中被肆意凌辱与践踏--
“最能代表这场批判实质的两句话流行一时，这两句话是‘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于今已无法重现给陈寅恪带来‘生命之辱’的那些大字报的全貌……今天所能找到的是……这么一段大字报的语句：‘这样的作法（指陈寅恪的资产阶级史学方法--原作者注），和在一个僵尸身上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仍不改变其为死人一样。’语句被摘录得断断续续，但意思是明晰的……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令人仍然觉得这是对陈寅恪的人身攻击。
“时年６８岁的陈寅恪，年老多病，双目失明，深居简出，这些特点都令‘僵尸’、‘花岗岩脑袋’等等政治术语更加形象化。
“第二轮大字报与首轮相比，谩骂与攻击减少了，多了所谓的‘学术味道’。但第一轮大字报折辱的是‘生命之灵’--人格，第二轮大字报摧毁的则是一个教师的精神世界。在莘莘学子的笔下，陈寅恪成了一面应该被拔掉的大白旗，成为误人子弟的‘伪科学’……
“７月下旬，陈寅恪上书中山大学校长，愤怒地表示：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这是一个软弱无助的知识分子所唯一能行使的了结自己命运的可怜权利……从１９２６年陈寅恪以导师身份进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算起，到１９５８年７月为止，陈寅恪服务中国教育事业三十二年……三十二年后，陈寅恪却黯然退出了讲坛。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陈寅恪这一悲凉的退出，预示着传统文化的大难临头，已经为期不远了。”（《陈寅恪的最后２０年》）
１０月，一股文化批判的狂潮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
仿佛批判中国人还不能尽兴，只有批去了外国，才能像阿Ｑ摸到了小尼姑滋润的脑壳一样过把干瘾，甚至连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和《复活》这样的稀世巨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仪仗队见了都会致以崇高敬意的列夫·托尔斯泰，也被从俄罗斯覆满白桦树落叶的九泉之下拖了出来，当成思想上凶恶的敌人而加以鞭挞。一家大报以最显着的地位和最慷慨的版面，发表了长篇论文，题目却宛如出自于小学生的笔下--《托尔斯泰没得用》。
在上海作家协会，直至１９６０年春季，一直在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对所谓１９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的狂轰滥炸，不但托翁伤痕累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极高评价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还有左拉等人也血肉横飞……
不将人们头脑里优秀的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给炸得断壁残垣，浅薄、浮躁、充满了唯意志论的大跃进“文化”，则无法在中国的皮下静脉注射一针又一针的疯狂。
最具大跃进“文化”品位的，是由郭沫若主编并作序的《红旗歌谣》，最能够体现此书风格并在当年广为流行的，是这样一首歌谣《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水里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
如果说，“民粹主义因素、道德主义因素和实用主义因素的掺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几个特征”（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那么，随着重视农村、发动农民、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民粹主义，便犹如１９７９年中越边界的崇山峻岭里蜂巢般密布的地雷，似乎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有了广泛、深厚的基础。
不过，这一文化形态依然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它常常和马克思主义混合在一起。当我们称道“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之时，好似当今一些写手用电脑给报纸的周末版写作，搞不清楚打出来的究竟是炙手可热的稿子，还是，一张张活蹦乱跳的钞票，我们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在赞美马克思主义，还是在讴歌民粹主义……
开国之初，民粹主义躺在历史的床上，和历史大抵还相安无事。
很快，蛰伏的民粹主义感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战争年代那种登高一呼，便山摇地动、云集影从的壮阔画面，得送进历史博物馆了，领袖的盖世神力和英雄之举将失去大众观摩的舞台。如马克斯·韦伯所分析的一种由前理性时代愚昧落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造成的社会心理现象，即奇理斯玛型统治，得为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法理型组织形式所代替。
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个人永恒的魅力，精神上神秘的感应，热情火焰一样燃烧，意志黄河一样奔腾；那么，后者强调的是系统运转的稳定，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理性化，以及三军仪仗队一样的秩序，春江花月夜般的和谐……
另一方面，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疏远农民的经验、才干乃至身份的优越感的同时，必然要愈来愈亲近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在事业上的热情。知识分子却是这样一个社群：当长征途中多少吃皮带、咽草根的故事，让他们感动不已，又羞愧不已的时候，自身的价值感和荣誉感，在他们的头脑里只是一片空白；而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所谓工农阶级的道德魅力与身份的优越感，日益平淡在共和国每日攀升不已的脚手架前，他们的价值感和荣誉感便日益苏醒了。
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后者给自己戴上“社会的良心”的桂冠，并以理所当然、毫不妥协的姿态去审视社会、批判社会；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身上，也流着儒家传统的血液。唐朝的魏征、姚崇为这个传统标识了楷模，即知识分子必须为国家尽忠尽职，当统治者偏离了国家利益的时候，知识分子要敢于直言进谏。
这便意味着，在长期以来习惯了一种声音的社会氛围里，总会有不同的声音响起。而且，犹如在吃了一顿肉食之后，牙缝间总会剔出几点肉丝来，多少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一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便总会有人从中感到几丝微妙、乃至令人不安的东西来……
民粹主义开始在床上躁动不已。它眼里有了血丝，腮帮上鼓起了一道道的棱子肉，指关节也被扳得叭叭作响。于是，至１９５５年，建国不过6年，大大小小的运动、斗争、批判，算起来也有6次。它们各自的锋芒，即便不对着知识分子，也让知识分子惊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这时在中国只是小试牛刀。
思想改造运动，还没有实行以后历次运动给人戴帽子的做法。几次批判，虽说是把文艺现象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现象，但尚无人被正式打成阶级敌人。即使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真正被触及到的，在全国也只有两千多人……
毛泽东口袋里的东西，颇为琳琅满目。
除了民粹主义，当然有马列主义，还有新民主主义，后者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前途尚在未卜之时，毛泽东十分清醒地放进自己口袋的：针对国民党的党国一家，它必须得有民主的内容；针对国民党的昏聩腐败，它必须得有反封建的内容。民粹主义既在渗透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可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也在制约着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