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毛泽东打开口袋，民粹主义总以为能伸出大鹏般的翅膀，似夏季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骤密地滚过大地，可常常未等呼啸成势，毛泽东就把它收了回来，巨掌里摩娑起另两只鸟儿，并不时将它们放在中国的阳台上，喂上一碟清水、几把小米，让它们扑腾羽翼，敞亮歌喉，吸引了世界上一片片欣喜、并为之倾倒的目光……
罗德里克和费正清，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两难境地--
１９４９年以后，党对知识分子执行了互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它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比以往儒家思想对传统文人施加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入细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励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这种互相矛盾的态度使得政策发生摇摆：在镇压时期要知识分子服从思想改造运动，在比较松弛的时期又给他们以某些责任和优遇，希望在实现现代化中赢得他们的合作。
这种政策的转变，有时决定于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有时又决定于国际事件。政策的转变也有自己的原动力。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在相对放松的间歇期，党鼓励--或者至少是准许--知识分子就西方思想展开学术上的辩论和讨论。它也允许--有时甚至是鼓励--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以便清除官僚主义的弊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５年》）
有句话说得很精彩
诗情、豪情与满山遍野的土高炉燃烧的火焰一起澎湃在中国风景线上，毛泽东看到了自己即将要通过现实共产主义的窗口，去和理想共产主义窗口里那个有着狮鬃般大胡子的马克思，热烈地握手--
离开徐水不到十天，他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各取所值”虽然是法律规定的，但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整风以来，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要考虑取消薪金制的问题。
柯庆施将他的这个讲话，告诉了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任职的张春桥，后者立马据此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上海影响颇大的《解放》半月刊上。从此，“张春桥”这个名字，牢牢印在了毛泽东的脑海……
８月１７日至３０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预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就将提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他并且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９月２９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对那种以为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１１月６日，毛泽东读到一份河南省范县规划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报告，里面如是描绘了那即将唾手可得的共产主义生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他欣然命笔，在该规划上批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３年。也不要紧，３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权威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８９》一书，逐月逐日地记载了党的重大活动和领袖们的重要言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整个１９５８年里，堂堂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缄默无言，像是销声匿迹了，直至次年１月２４日，他才似鱼儿露出了水面，这天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即将举行的苏共第２１次代表大会。显然，对于举国风生水起的“大跃进”，周恩来的额头上，多半长了冷峭的第三只眼睛……
从该书还可以看到，多数领导人，则应和着毛泽东敲出的高亢鼓点，在火里风里不辞辛苦地踩着“大跃进”的高跷，比如--
１９５８年７月，刘少奇在视察了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后，同工人们举行了座谈。他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就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可以超过，电要慢点。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７月，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视察了北京的几所大学。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１００个各种类型的学校。在北京农业大学，他交代，一所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十几块牌子。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２０００斤的四级，３０００斤的三级，４０００斤的二级，５０００斤的一级。
１０月，康生到了河南，视察该省“教育革命”的情况。他指示：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上课２小时，劳动３小时；可以６小时劳动，２小时上课；现在在钢铁洪流中，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早在１９１９年，深受康有为《大同书》影响的毛泽东，便在《学生之工作》一文里，论及了他对于一种“新村”的憧憬：“合若干之新家庭，便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里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每人从事“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鸭鱼”等劳作。
对于一个莘莘学子来说，怀有一种“新村”之憧憬，不但有青春般的美好，也如这个年纪朦胧怀春一样是自然的。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总是想寻一块宁静如诗的桃花源；在充满压迫与剥削的社会，人们总想寻一片自由、平等之风和煦吹拂的绿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如“新村”一类的乌托邦憧憬，其实正是人类世世代代难以摆脱的“童话情结”，不但孩子们需要发育心灵的童话，成人们在与外部世界的严峻抗衡中，作为心理补偿，也常常需要这一类“童话”。
然而，童话终究是童话。当毛泽东将其青年时代的旧梦，和着他回眸火焰与硝烟中的巴黎公社时的激情，一起搅拌到２０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时，就很难有美好与自然的意味了。
在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条件下，在一个小农经济似茫茫云海的农民大国，强制性地将多元化的生产关系变为大一统的公有制，并期待以无数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基层社会组织--人民公社，来架设一座通向共产主义的宏伟金桥，这就不但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于脑后，也置基本的社会分工与基本的人性于不顾了。
“大跃进”犹如一头疾似旋风的野牛，冲进了中国这家古色古香的瓷器店，让农村不像农村，工厂不像工厂，学校不像学校，乃至家庭也不像家庭。后者还不仅体现在砸锅炼铁、箱柜归公上--
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４日，刘少奇在向全国妇联党组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毛主席多次讲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他本人也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前后娶过６位妻妾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却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毛泽东则在“大跃进”时，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
“大跃进”的发动，并不代表农民的利益，这已被日后一场异常严酷的大饥馑所证实。
在卫星放得密如飞蝗的日子里，社里骗县里，县里骗省里，省里骗中央。在卫星放得堪称全国第一的河南省，有一个县的城关公社，上级来人检查粮食收成情况，公社干部领着他们在夜间去看仓库，先从前门进去，一看粮食满囤满圈，出了门，在街上转了几圈，又领着他们从后门进去，一看，又是粮食堆得欲胀欲裂。粮食还是原来那些粮食，而且下面都垫了一层高高的禾草。难说这上级是真浑然不觉，还是心知肚明，反正在河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欺骗有理。
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在郑州看到了刚刚开过的省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其中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在发言里公然说：
“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干部、群众脸上无光……”
如此等等七八个铺排，结论便是要搞大跃进，就必须虚报！
在这一全国性的大骗局里，农民们的哄骗只是换来了日后空瘪的肚子，而不少官员们的哄骗，则填饱了政治上的私囊，诚如在河南省所展现的那样：原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狂热的吴芝圃所取代，省长职务也由后者一肩挑，成了１９５８年河南同样狂热的大跃进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历史必然会这样论断，与其说是农民在哄骗毛泽东，不如说是毛泽东在折腾农民。
不过这一折腾，对他来说不具有恶意。《东方红》是农民唱出来的，“大救星”是农民喊出来的，毛泽东当然了解农民，当然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也许是爱之弥深，恨之愈切，他总像警惕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警惕着农民身上每日每时都可能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好似剽悍的匈奴人，不惧战尘，一次次地奔袭别人的城池：“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文革”……毛在意识形态领域忙得不亦乐乎，在农民问题上也一直忙得一塌糊涂：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前十条，二十三条……
终其一生，他总想剪掉农民身后那条小私有观念和小生产方式的尾巴，将他们打扮成漂漂亮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
可终其一生，征服了一个旧社会的他，却始终未能征服这支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军！
三十多年后，名声显赫、曾被视为当代中国农民企业家佼佼者的禹作敏，领着天津静海大邱庄在物质上漂亮了起来，可在精神上自己未能漂亮起来，终于落得个阶下囚的下场。但他却以农民的有限理性，读懂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他有句话说得很精彩，可以让我们众多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脸上纷纷失血：
毛泽东利用自己懂得农民，而去折腾农民；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折腾农民而让农民自己去折腾……
铁疙瘩也听话哩！
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里，显然有着更多的民粹主义内容--
在经济层面上，它以所谓人民群众的巨大热情与首创精神，来取代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理性化；
在政治层面上，它意味着：继１９５７年，中国已经摒弃了大力争取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事业上的热情，来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方针，大概以为继续执行这一方针，将会冒着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利益的巨大风险，而代之以倚重专业化技能不高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保证中国革命的纯洁性及其蓬勃不衰的动力。
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曙光正照亮中国的窗口，“资产阶级法权”的油迹斑斑的台布，就要从社会的桌子上全部卷走之时，知识分子的私有物及其享有某些“法权”的根本依据--知识，却难以剥夺、难以卷走，对知识的歧视，便日愈正大光明起来，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也日愈变得迫切……在整个文化领域--
原来的专家领导逐步为外行领导所取代，郭沫若在批判右派分子时曾经说过“文化工作必须由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外行领导”，如此一来，由外行充任领导工作，必然造成文学和艺术创作作品的质量下降。实行“百花齐放”方针之后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的各种出版物，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着述已成为历史；那些因发表非正统观点和刺耳言论而受到官方讨厌的好几家杂志，也被迫退出了活动舞台……生存下来的报刊杂志的发行量也急剧减少，原因是许多读者被下放到了乡村地区，订阅成了问题，也由于有些读者认为报刊已经没有看头。
詹姆斯·唐森德曾对《中国青年》杂志作过专题研究，他在１９６７年发表的《中国青年的革命化：（中国青年）杂志研究》一书中说，该杂志从１９５７年６月的１７８３９９１份，急剧降到１９５８年１月的１０７１４０５份。事实上，知识的匮乏已成为蔓延全国的严重问题。（纳拉纳拉扬·达斯《中国的反右运动》）
在人民群众排山倒海般的“热情”与“创造力”面前，知识往往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无能的别名，在相当多的群众和干部眼里，知识分子无异于侏儒、白痴，乃至称其为“吃屎分子”，并给以随心所欲的讥讽。
在张贤亮所在的农场，农场政委只要一站到知识分子面前训话，便手舞足蹈，唾沫飞溅，情绪亢然，全然不似平日里总佝偻着背走路的六十多岁的老人。一次，农场的几万亩水稻收割完了，因捆运不及，多数还摊在田里，为此他亲自召集起全体犯人。熟稔地作了一遍捆扎稻子的表演后，又一次魔术般地在分秒钟间将自己变得神清气爽，容光焕发：
“你们过去在学校里学的尽是没有用的知识，现在我教你们的才是真本事！啥叫知识，知识就是能够让你们吃上饭的本事。学了一肚子知识，连一颗粮食都种不出来，这叫啥狗屁知识？！”（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
１９５８年，以惊人的速度退化着知识分子的价值，使之不在于奉献知识，而在于对非科学、非理性的认同。
如果你想发展自己，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已被眼下的“左而优则仕”所取代。“左”不能老停留在豪言壮语上，《红旗歌谣》里，你得用你的灿若莲花之舌、呼风唤雨之笔，“左”出精当的理论和宏伟的系统来。
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们，继“反右”之后，又在大跃进的洪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成长。其中长袖善舞者，如张春桥，忙着鼓噪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闸门，去关死中国凝滞的社会生活里最后几缕商品经济的活水；而陈伯达，连续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影响广泛的长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将一个早就枯萎在人类历史后院里的乌托邦神话，涂抹成一个新鲜得像是刚从黎明的果园里采撷来的中国现实：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如果你不想发展自己，而又想偷安苟且的话，那你就必须循规蹈矩，夹起尾巴做人。
前面提及的那位农场政委，作起报告来，不像一般的领导一样，开口便是革命领袖的谆谆教导，闭口就是让知识分子们听了如大出血一样的阶级分析。他以农民朴素、生动的语言，讲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做人的道理：
“不听话的人就不是知识分子，不配当知识分子！你们看见那拖拉机没有？拖拉机是个铁疙瘩，铁疙瘩也听话呢！今天早上出工，一辆拖拉机爬在田头不动窝了，一股子工人在那里修理，它也不走。我叫他们闪开，我上去朝它踢两脚，工人一发动，它就响起来了。人嘛，不能像铁疙瘩，叫别人踢着走；要听话，自己走；不能像懒驴一样，打着不走，拉着倒退……”（《烦恼就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