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出”这两个字眼，对我很有启迪。我所以有如此的感受，实因英木兰后来在生活中的一连串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没有具体罪行而释放。她回到了故园北京时，年仅十九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她是受父亲的株连和宗教的关系，而被五花大绑入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千里之弟），昔日参加过胡宗南的部队，后又脱离了国民党部队；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授，专事文学的教育工作--他认为脱离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没有登记”，因而在１９５３年镇压反革命时被捕，被判处七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这种血统株连，一直像她的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尽管她在震旦医大并没有毕业，但是她天性恬静，对医学苦苦钻研，在一家震旦学长开设的诊所里，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并没有任何言行；可是追随她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她，在１９５８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当时的她刚刚二十岁出头，不但有充沛的体力，更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无论从事什么劳动，她都是个佼佼者。为此，到了那儿没有多久，她便被调到运输厂的医务室工作。那个简陋的医务室，并没有任何外科的手术设备--但是她在那个方寸之地的屋子，为患者进行了近乎于神话般的手术：青光眼的开刀，白内障的摘除，以及众多在医院都无法进行的小手术。英木兰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同凡响，但更令人起敬的是，不久有一个来自儿童医院的大夫，因身体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有些困难，要求英木兰帮助她调进医务室工作。英木兰不仅为她办成了这件事，自己还顶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负重的体力劳动中来。此事，在运输厂引起轩然大波，劳动成员们对此纷纷表示不平。但是，英木兰对此安然处之。她对我讲起这段生活时说：“一个人如果把付出，作为人生的坐标，那么他就永远精神不死，我就是这么理解人生的。所以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几乎没有畏缩的记录。”
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了别人付出：在１９６６年的“文革”前夕，当时她已然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来说，等于步入了谷底深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众生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了“流脑”，为医治这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遍又一遍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命血浆，献给那素昧平生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营养匮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实的，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多方面的综合：“文革”年代，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是不间断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什么是与非的表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是她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好任何人--包括劳改干部在内。大辛庄农场的头头赵书记，老婆一连生了几个丫头，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棒儿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与之为难，在没有满月的第二十八天，突然得了肺炎。这位头头之家急得要命。英木兰并没有从事儿科的任何经验--她大着胆子给那个婴儿使用了头皮输液，结果那孩子的生命被保了下来。那位头头的夫人，为了答谢她的昼夜监护，用报纸包着一包东西，非要送给她不可。英木兰推辞不了，拿回去当众打开--里面是四个白面馍馍，她笑着将其搓碎，喂了鸡舍的鸡。她说，我费尽心血，甚至是冒着风险，抢救那个孩子，只因为那个婴儿是个生灵，而别无其他；就是劳改成员家属生下的婴儿，我也没有例外--只要是我能干的，我一定干好；即使是我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
最后，我和她谈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认知中，一个自幼受天主教会影响较大，并把付出视为生命本能的人--特别是女性，大多属于对婚姻淡泊的类型。英木兰认同了我的分析，她说她之所以迟迟到三十八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这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所在，是出自于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也很不错；但是女方家长是反对这门婚事的，原因则因为王继昆是个右派。后来因为王的妻妹，要嫁给一个解放军的军官--而在当时政治择偶不仅是一种时尚，且发展为社会不成文的条例。王妻家中，为了完成这门大好婚事，便迫使其姐与王继昆离异--否则在填写档案的社会关系这一栏里，便有了一个右派姐夫。王继昆与其前妻分手后，精神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偏偏此时此刻，王在化工车间劳动时，又被火碱烫伤，英木兰为他医治烫伤时，便对王产生了强烈的同情。英木兰对我说道：“我是首先对他产生了人类共有的同情，才渐渐彼此相知相敬相爱的--假如，他没有前面的命运坎坷，他当时就是一个单身汉，我就是与他有共同的语言，怕是也不会走出与他结婚这一步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独处；可以这么说，是王继昆的生活不幸，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
至此，我好像已然对英木兰那天爬四十米的大高烟筒，有了从一个切入点，到全面的理解了。一个心揣博大精神的人，面对困境会产生博大的情怀；一连串为别人着想，而一次又一次舍弃自我的人，便会产生惊人的坚毅。她说她在爬那高高的大烟筒时，没有恐惧，但她每每攀上一格铁梯，都要告诫自己镇静，并自我激励一定能够成功。这个成功，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无畏--更是她人格、意志的自我完成。
我曾询及她这一问题：“这里面有没有宗教精神因素，起着作用？”
她沉默了许久，没有作答。当时的“文革”把一切都砸烂了，我如此提问不是给她出了一道难题吗？我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问及是否“活学活用”之成效，她亦没有作答。正是这两个没有回答，我才对她肃然起敬，致使我这部回忆录动笔之前，升腾起必须能见她一面的愿望。好不容易从昔日难友处，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她的地址。这个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又在我意料之中--她的问题得到平反后，便很快皈依了她从小信奉的天主，此时她住在修女院，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若瑟修女会副会长。我去看了已分别十五年的她，她身着黑色修女的圣装，神态与在劳改队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非要寻找一点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她脱掉了医生的白衫，穿起了修女的黑衫。她依然是那么沉静，那么安然。让我感伤的是，她的先生--我的同类王继昆得了膀胱癌，已在１９８９年离她而去。曾记得，王继昆在１９８８年前后，曾给来过一封信，谈及对我作品的印象，他在信中说，我的小说《风泪眼》、《阴阳界》都写了落难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他希望我能以纪实的文体，比较系统地写下我们这一代热爱民族的人（当时《走向混沌》第一部尚未出版）；而今他已去了天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对昔日的生活回忆中，英木兰是书中必不可缺的一颗闪光的星斗。
前两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英木兰是作为中国宗教界中的修女，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我想，那些来自地球不同经纬、不同肤色的女性，无论她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想象不到那神态安然的修女英木兰，曾经留下一个中国女性所独有的生命传奇--其中最为令人震撼的一笔，是她曾在极其困顿的劳改生活中，如长虹出世，压倒过全体须眉。那些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女性，她们对中国曲里拐弯的历史了解只是隔靴搔痒，从而无法对从这个历史溶洞中走出来的女人，从今天的形态上去还原她的过去……
谁能破译她躯体内的生命密码？大概只有曾与她有过共同受难的经历，并以人学为研究对象的作家了……
逃犯姜葆琛的驿路风尘
由于在看病时，与同类姜葆琛邂逅，在劳动之余，便常常到他那儿闲坐。之所以在众多的同类中，我对姜葆琛情有独钟，不仅仅因为他曾带着我去见过吕荧，那一面之缘的深情使我难忘，更大的诱惑是他一个人独占一间屋子。当时扩建化工厂房在即，他担任着厂房的画图工作，与他谈话周围没有耳朵，更便于彼此谈心。我每次走进他那间屋子时，他都立刻放下划图的圆规和纸笔，与我东拉西扯地谈起“文革”中的种种问题。他长得虽然清瘦，但很健谈；脑门很大，脸又向里凹进去不少，由于反差极大之故，那外突的前额与他的凹脸，仿佛他的面部既有高山，又有盆地；他那“高山”中，像是藏着无尽的矿藏--我每每到他那儿，似都能受到启迪。
他已经带我结识了王继昆和英木兰，在那些接触中，他扮演的只是旁听的角色，我在当时还不知道他的个人经历。待我职业病的寻觅得到满足之后，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是不是有朝一日，想写写这个２０世纪的‘花木兰’？”
我告诉他我的文学之梦，早已死了多年，并对他说起《折梦“桃花源”》里的一个个苦涩故事。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说：“干哪行，都有哪行的职业病。比如，我在生理上有‘风湿性心脏病’，按医生的要求，就该少划图，多休息。可是我过去学的是水利专业，从大的范围仍然属理工科的圈子。所以我一走进这间屋子，就像钻进了一个怪圈一般，不动纸笔心里就难受。你又何尝不是这个怪圈里的动物。你刚才说你的梦早已死了，我并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可是你也别忘了古诗中的几句话：‘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不觉得这里面藏有人生和社会的哲理吗？！”
在泥河一样流着的生活中，我麻木了的神经，在葆琛的屋子里，第一次受到强烈的震动。是啊！我为什么总是想对英木兰的事情探源呢？我说：“也许你的目光入木三分，但是重新孕梦对我并非什么好事。”
“有什么不好？中国这一段大历史，自然用不着我们去勾勒，可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历史，谁能比你更有条件描述它？”他用画图的圆规，漫无目的地在纸上划来划去，“比如英木兰，正因为她不是花木兰，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历史的内涵量才更大。”
我理解他所谓的“内涵量”是指什么东西。他不说破，我也不说穿--因为我们毕竟是初识的朋友。在那种环境中，常常是隔墙有耳，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都知道我们谈论的话题，已然切入了政治。所以，只要有人一进他这间画图室，我们都立刻变成哑巴，我还准会立刻告辞。这种出于自我保卫和彼此爱护的告辞，正说明我们的亲密无间。
他有时也到我和张沪住的农村小屋里来，张沪见他面色饥黄，有时也给他做点好吃的--在那个环境中，所谓好吃的不过是烙饼和面条之类的东西。山西人多爱面食，几乎一年到头也不吃一次米饭；我们这些实质上的贱民，当然没有择食的余地。无论是多高的厨艺，也只是在面食的范围中换来换去而已。我对葆琛的深刻了解，就是从面食上的话题开始的。有一次，他又到我住的小屋里来。正巧碰上张沪晚上加班，不能回来吃饭，他就挽起袖子，和起面来了。我知道他身体虚弱，便抢过面盆来--他一手推开我说：“吃你俩做的饭是挺有味的，就是不经饿。”
我觉得葆琛有点可笑，因为他对我讲这时，俨然是以一个面食专家的口吻。
“你比我来山西还晚，从哪儿学来做面食的技术？”在他和面的时候，我已看出他和出的面比我们的要硬--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于是，他便从和面的话题中，引出他痛苦的经历。我真是难以相信，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一个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一个连一辆小平车苇草都拉不动的人，却有力量去抗衡“文革”。如果说英木兰，表现的是一种安身立命恬淡中的刚毅，而姜葆琛则表现为抗命中的不屈。他告诉我，他早就来过山西了，吃了不少山西的面食，喝过不少山西的老陈醋了。
“文革”开始时，一天夜晚他拖着带病之躯，从天堂河农场逃跑了--不是逃往他的老家张家口，而是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红土地带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已然使他联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革”乍起时，反“四旧”反得火葬场人满为患，姜葆琛的理智已然崩溃。他无法理解他热爱的中国，何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人斗人、人杀人的场所。他与美学家吕荧先后被冠以不安定分子，以“强制劳动”收容进了天堂河农场。最初他体恤大学者吕荧之苦，为了照顾这位老人，他强使自己逆来顺受，后来他发现自己已无法为吕荧解除任何痛苦，便决心逃离这个劳改农场。
在逃跑之前，他用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偷偷买了一个指南针（这是怕逃到原始森林中迷路用的），并买了不少的压缩饼干，以减少逃亡时的携带负荷。当时红卫兵正在全国大串联，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他先冒充串联的红卫兵（当时非常方便，胳膊上套一块红箍，写上“红卫兵”三个字，再找上一身没有领章的绿军衣穿上，便算有了护身的符咒），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一路上心如揣铅般的沉重，自不必说。无论哪个真造反派发现他，他这辈子就算交代了--但凭着姜葆琛精密的脑袋，早就把可能出现的漏洞，堵得无一空隙。因而在南下的火车上，他一度还成了头面人物。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应付那些毛头小伙绰绰有余，因而一路平安，只是火车通过黄河大铁桥的时候，他险一些露了马脚。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而当初报考水利系的初衷，就是怀有治理黄河的宏大抱负的--结果在临近毕业的１９５７年，就被划成了阶级敌人，使他的满腔热血付之东流。而眼前他成了一个逃犯，正好路过这条祖母河。
“喂，你怎么掉泪了？”有一个同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质询他。
姜葆琛当真不知道自己眼睛湿了，只好随便胡说，他的母亲是河南边上的兰考县人，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母亲被大水给淹死了。他所以要拿他母亲堵着红卫兵的嘴，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没有人会亵渎母亲，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当然，这纯属胡说八道，但是正是这种胡说八道，使他南行一路平安。姜葆琛对我说：“火车通过黄河大桥时，我可能是对着黄河流泪了。一哭我们的民族，乱到了这个份上，那些为毛泽东打天下的勇将，也成了阶下之囚；二是哭我自己，你在当初为什么非要报考大学，还学的是水利--知识越多越反动，当一个工人进了工厂，就不会有当右派的事儿了。我的家境很糟，小时候家住在准葛尔草原，后来因为家境的变化，母亲改嫁到了张家口，生活上十分困难。我不但不能给她帮助，还要她为我担心。所以，当车过黄河时我的神经失控，不自觉地流出了几滴眼泪……”
“你想逃到哪儿？”我似乎感觉到了，他不是一般的出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