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云南。其实当时的红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着坐车不要钱的机会，到各个地方去观光的。与我同车的几个中学生，就是去云南大理。我们一路同行，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头儿，竟没有一个人，怀疑我是个异类；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我的逃亡信心。到昆明车站，我与他们分手了--我要去的是地临景洪县的西双版纳森林，从地图上显示，那儿靠近中缅边境。我当时想的是偷越国界，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道理就不用说了，好端端的一个中国，突然在几个月之间，变成了人鬼难分的阴阳界。我虽然有病，可是我宁愿死在与命运抗争之中，也不愿意在囚笼里受罪。
“我不知道你去过云南没有，那儿土地的色泽都是红的--从昆明通往景洪的公共汽车，每一辆都是超载运行。为了不必要的麻烦，我有意识地爬在车篷顶上，以减少与红卫兵的接触。因为快到敏感的边界地带了，我必须小心翼翼；不然的话，一路上的艰辛，都将付之东流。命运之神，还算可怜我这个逃亡者，在历经两天的行程后，我终于到了西双版纳的边缘。在景洪小镇，我买了些防止虫叮蚊咬的药品，并涂抹在了身上，然后在一天的晚上，闯进了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真也怪了，我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病号，竟然有那么大的勇气，敢于走进这原始森林中来。为了逃亡，我事先阅读了一些有关这个地方的书，其中最使我害怕的是一种名叫‘见血封喉’的毒树，只要被这种树叶碰坏了皮肤，是任何药品也解救不了的。在茫茫黑夜之中，到处都是树，又不能在穿行之中，打开电筒对每一棵树都细细察看--因而，我只有撞大运了，碰上这种毒树算我命短。压缩饼干很快就吃完了，好在西双版纳的野林中，有叫不出名字来的浆果充饥，一时之内，还没有饿死的危险。最可怕的是那些四条腿的动物，在白天穿越森林时，我常常见到它们的身影，因而当夜幕来临时，是我最为害怕的时候--为了躲避可能发生的袭击，我不得不像长臂猿那般，睡在古藤织成的‘树床’上。
“无论怎么说，那几天的时间内，我生活在一种希望之中，希望是战胜恐惧的力量，我是在恐惧与希望并存中活着的。森林中尽多倒木和葛藤，我的衣服被树枝割得褴褛不堪，但是指南针在告诉我，我一直在向着南方行进--这么走下去，总是会走出莽林，而抵达中缅边界的。问题出在一次夜宿树藤之上，第二天早上，我用手去掏我的指南针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为我引路的指南针，不知道丢在了什么地方。我在树下找来找去，不见它的踪影，这就是说，我把它丢在了原路上的什么地方--这里说的‘原路’，根本不是路，除了我之外，大概只有野猪、野牛走过，没有任何道路的痕迹--这叫我到哪儿去找？
“指南针的遗失，对我的一生太重要了。应该怎么对你说呢，它等于断送了我的所有构想。莽莽森林，白天都难以看见太阳，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绿色，我如何去觅寻我的去路呢！退又退不出去，向前走又没了方向--我坐在一棵倒木上，几乎要急疯了。说来说去，人是一个精神动物，自从丢了指南针，我觉得我全身的病都来了，心脏病的胸闷伴随着心颤，使我一下子像个瘫子一般，再没了向前走下去的勇气。但是停在这儿是等待死亡，我只好咬紧牙关，开始了向自认为是‘南’的方向，东倒西歪地踉跄。古代的民谚中有‘黄鼠狼专咬病鸭子’一说，那天我爬行饿了，便像往常一样采摘林间的浆果充饥，我不知道我误食了毒果--我倒下了，在迷迷糊糊中，我认为我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待我清醒过来时，我已躺在一个傣族姑娘的竹楼里--我如同返祖那般的原始人的生活，到此结束。当然，我苦心为自己设计的逃跑计划，也彻底流产……”
英木兰与姜葆琛--这两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两个角度，在苦难年代里，演绎了各自不同的苦涩故事……不过，姜葆琛在苦涩中，还留下了使他终生难以忘却的竹楼情韵。他住进的那个竹楼，是一个离边塞村寨有几里路远、看守橡木林的小楼，而救他一命的姑娘，是橡木林的看守员。她不仅把他背到了小楼上，还为他更衣擦伤，把他视若一个汉族的大哥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西双版纳有一种名叫风流草的植物，还懂得闻风而舞呢！在那只有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的世界中，一个逃跑的囚徒与一个傣族少女，很快就从相知到相爱。当然，即使姜葆琛激动到了忘我的程度，他也不会把他到西双版纳来的目的，告知她的--在那个年代，他如果吐露真情会把小姑娘吓死。他谎称是大学里的红卫兵，特意借大串联的时候，来考察林中稀有植物的--他又有着，一张知识分子的脸，和文明的谈吐，因而很快获得了姑娘的信任。
“首先是我感情失控的，有了一次，就难以再勒住马缰了。”姜说，“这姑娘相貌平常，但是心地特别善良。比如，我提出我不能见到生人，每次护林小楼来人时，或割胶的傣族乡亲来闲坐，她都会把我藏起来。她在深夜里对我发誓，永远不让村寨的人知道我的存在。按情理而言，我在那儿有性爱，又有温饱，安身立命待在那儿也就行了；但是我是抗拒‘文革’的暴政，而逃到这里来的，总是像做贼一般东躲西藏，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当时中缅边界地区越界逃跑的人，时不时有被击毙或被生俘的消息，我再想越界，由于边界巡逻盘查很严，已然丧失了机会。该怎么活下去？这是体力恢复了以后，盘在我心中的问题。终于有一天，我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是因为红卫兵串联到了她们的村寨，一种惶惶不安的心绪，使我产生了决心要离开这儿的意念。可是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该把我的想法告诉她，但是又怕她不让我走。几经考虑，我还是认为不辞而别是上策。当然这种行为，是十分不道德的，也正是因为其有失道德，使我一直都觉得有愧于她--将来你有一天如果写回忆录之类的书，不要宽恕我，要写下我这笔良心债。在一天早晨，她还在睡梦中时，我不辞而别地溜走了。南逃的愿望已然破灭，我的路线是北返家乡……”
之后，姜葆琛历经了种种困难，终于回到了北京，为了逃避追捕，他只在朋友家中过了一夜，就奔向了生养他的准葛尔草原。在逃亡的路途中，他听来自草原的流浪客说，那儿“文革”的手段，比北京还要残忍，便在途中改变了计划，更名换姓地混进了雁北吕梁山下的一支打井队。那儿人烟稀少，水源尤其匮乏，找水打井就成了当地的大问题。每天与打井工人天天见面的，就是长城上的古烽火台。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按说可以发挥其专长。怎奈当地不仅是山峦叠起，而且地下水位极低，找水打井是个难上加难的活儿。但无论怎么说，他在工人队伍里，是羊群里的骆驼。在没有文化的筑路工人中间，他很快成了工人中间的技术力量。比如：在雪地里他看见哪儿的雪融化得最快，就证明那儿下面藏有水源--在那儿开砸打开，比盲目乱找水源工效要快得多。所以，尽管姜葆琛不想出头露面，他还是很快成了筑路队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擀面和面的技术，就是在那儿练就的）。俗话说，树大招风。在一群没有文化的工人当中，有人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在一天夜里的大清查中，他被身穿警服的武警，戴上手铐带走了--姜到了此时，认知了再以假乱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便向武警言明了自己的身份是个“强劳”分子--当然，他没有言及到出逃西双版纳的问题，那将涉及到叛国，在当时“文革”的高潮中，是要掉脑袋的。
武警当夜将他驮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并将他的手铐用铁环套在车座上，以防止他逃跑。当天晚上，姜被带到一个四面环水，中间是一座监狱的水上囚牢。监管人员先让他面对着牢墙蹲了几个小时（中间不许起立），到了残阳西下的时候，才把他带进一排牢房中的一间。就是在那一间牢房度夜时，他才最为深刻地理解了远离皇城的监狱，竟然原始到几百年前的宋朝。姜葆琛十分感伤地对我说：“说起来，你这个在大墙中度过了近二十年的人，都不一定相信，那里的牢房里的犯人，每夜还要互相叫号。那排牢房之间，上边都有一个方洞相通，一号牢房中的值班的犯人，过了一定的时间后，就要高喊：‘太平无事哟--’二号牢房值班的犯人，马上要接着唱合：‘太平无事哟--’接下去是三号牢房，四号牢房，五号牢房……依此类推，一直到全部唱完为止。过上一个时辰，这叫号声又重新周而复始。我躺在牢房里的大炕上，静听着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号声，当真地掉泪了--这不是为我个人的命运而流泪，是为中国狱法的返祖而流下的泪水。我读的书虽然不多，但我记得远在宋代，狱吏们为了让犯人自监以防止逃跑，在史书中留下犯人们互相唱合的记载--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多少革命的志士仁人，为了反封建主义，抛头颅洒热血，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但那块封闭的土地，还停留在远古时代--作为一个２０世纪的知识分子，能不为之涕零吗？！”
我沉默地听着姜葆琛感慨的自白，心中也不禁升腾起一片苦涩。当然，那是一个监狱中最为原始的角落，但仅此一家也足以值得我们深思的了。不是吗？！姜葆琛君后边的经历，就没有什么曲线了--他被押送回天堂河。不久，大队人马开往茶淀，他便到了那儿的老残队--他是一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又经过了这么一场天南地北的折腾，当然只有进老残队的份儿（虽然当时他只有三十四岁）。不久，他们又从茶淀调到山西大辛庄农场--我和他便有了在老残队见面之后的又一次重逢。
一个有着严重疾病的人，在那个非人的年代，能够置自身病躯于不顾，像茧蛹变成飞蛾那般，勇敢地突破丝网欲飞（尽管他没能成功）--这里不能不忠实地记录下，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一种类型。
不知道自己被判为死囚犯的朱希
在大辛庄农场的几百名劳役人员中间，只有朱希是革命资历最深，对马列理论接触最早的一个。他的行政级别为十三级，比长治市一把手的级别还高出一截。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却在大辛庄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他是我进劳改队以来，见到的一桩最大的奇特冤案。也是知识分子中，以忠诚叛逆忠诚的另一种的典型。
朱希，１９１６年生于浙江宁波，１９３８年入党于武汉。此前，他在上海从事进步书店的经营工作，是一个博览群书，有着丰富学识的人。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在３０年代的上海，接触到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使其成为了一个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至１９４８年４月党中央已经移师河北西柏坡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与朱希等几个人，也从石家庄到了西柏坡，他们在中央的旨意下，筹划了进京后的宣传出版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的１９４９年２月６日，朱希是随中央宣传部进入北京的。他先后出任国际书店经理和文化部出版局图书审读处处长。是从青年时代起，积极投身革命，并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过血与汗的人。
５０年代初期，他的工作一帆风顺。在１９５６年的大鸣大放期间，他感到共产党在领导着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为此他虽然极受鼓舞，但因当时的工作繁忙，他为没有鸣放的时机感到遗憾--到了“反右”开始以后，他的思想开始不能适应形势要求了，他认为这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一大批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入反动资产阶级的范畴，是完全错误之举。特别是储安平被划为右派，引起他感情上的地震：在他出任国际书店经理时，储安平当时是新华书店经理；两人接触极多，他觉得储安平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何以就成了右派？朱希是个敢于进言的人，仅仅为储安平鸣不平，就够打成右派的了，更何况他对“反右”本身就持有异议，被划成右派当然是不奇怪的事情了。可是，朱希从一开始就拒绝扣在他头上的这顶桂冠--能不能这么说，此举成了他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之源！
偏偏他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就开始了与最高领导人的争辩--“文革”开始后，朱希虽然以“不安定因素”被收容进了天堂河强劳农场，仍以一个革命者的气魄，不改初衷地不断上书中央。他不仅对“反右”运动表示异议，对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也直言不讳。后来，他经茶淀转移到长治大辛庄，对“文革”中的种种有悖人道的行为，依然连连奋笔疾书。他上书的范围，不仅仅有与毛润之先生商讨的，还写下了有直接批判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纪事》一文--此时正逢“一打三反”、严惩反革命分子的时期，朱希终于撞在枪口上了。
与毛润之先生不断商榷，在当时已是无人敢做的事情；朱希又抛出与林副统帅针锋相对的《纪事》，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恶攻”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先是在农场里被斗得死去活来，那些劳改队中的积极分子们，先用力揪起朱希的头发，使其双脚离地；然后由五大三粗的汉子，没头没脸地抽打他的全身。直到打得朱希高声嚎叫，使在场的会议参加者心灵战栗为止。打过之后，打手们用绳子从背后反吊其双手（在劳改队称之为“吊鸡爪”），狠狠地向上一勒，朱希又是一声惨叫，似乎已经死了过去。然后，打手们把他往卡车上一扔，像是扔一头死猪似的--下一个节目，是武警押着他，在整个长治市游街。
多少年后，朱希在对我回叙当时的情景时，还感到毛骨悚然。他说：“不知道那绳子是怎么捆的，我只感到两只胳膊以及双手，疼痛得失去了知觉。大汗珠子顿时从身体的每个部位流了下来。说是汗如雨下，没有什么过分，因为我的脚边，被汗水洇湿了一片。这么一吊，我的头立刻像葫芦一般垂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垂着头，坐着卡车穿过整个长治市的大街的。但是卡车没有拉我回来，把我拉到一个有大墙、电网和岗楼的大门里，我坐了牢。”
那儿是一座昔日阎锡山开创的模范监狱，是专门以关押共产党人出了名的铁牢。朱希这个老共产党员，没有尝到阎锡山关押他的滋味，却尝到了共产党关押他的味道。那是窑洞形的牢房，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通气孔。每到冬天，里边生火取暖，是没有烟筒的火炉--因为其不通风之故，有一次差一点把牢里的犯人全部熏死。多亏有人感到了头晕，请求监管干部放风--所有的犯人都到了院子里来，才算喘过那一口气。
与他同一牢房的是淮海兵工厂的厂长，也是一个老革命。他进监狱的原因，是因为兵器的流失，从而演化成长治的大武斗。但是朱希的上书材料，是通过农场革委会转呈中央的；即使是观点错误，怎么就成了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了呢--朱希生性刚直不阿，对此他一直思想不通。因而，他拒绝检查，他认为１９５７年反右就错了，现在是错上加错。按着这位老革命的观念，共产党会自我修正错误的--因而他一直等待着农场来车接他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