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萧乾／文洁若
序曲
东瀛的初夏是怡人的。窗外明丽的蔚蓝色天空上流荡着一团团白絮，我的心几乎随着它们飞回北京。一九八六年六月，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即将结束了，我翻开笔记本，打电话向日本朋友们一一告别。御茶水大学的佐藤保教授对我说：
“啊，真巧，东京大学的丸山升教授刚好在这里，他曾问起过你。我们以为你已经回国了呢。”
我是刚到东京后不久，就陪新加坡大学的杨松年教授去看望佐藤保教授的，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意外地发现了亚的《梦之谷》、《散文特写选》、《一本退色的相册》等书。可惜因为忙，并且知道对方也忙，就不曾打扰。
丸山教授立即接过话筒，约好次日下午到文京区东洋大学来看我。这位温文尔雅的教授准时来到了浴满阳光的教职员会客室。我们坐在皮沙发上，边啜着值班的日本小姐端来的海带茶（据说很有益于健康），边谈话。
我久仰这位日本卓越的汉学家的大名，但过去只晓得他是研究鲁迅的，没想到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他也开始注意亚的作品，并向研究生讲授像亚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所走的道路。他掌握的资料相当全，并问我为什么选择亚的《皈依》和《栗子》。（他已读过前几天才出版的《早稻田文学》第六期，我的两篇译文都是刊载在那上面的。）他说他本人最喜欢的是《雨夕》。我回答说，论艺术性，其实我更喜欢的是《蚕》和《俘虏》。
两天后，我就登上日航班机回到祖国。
去年十月，丸山教授应邀到北京大学讲学，携夫人到我们家来访问。《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严家炎教授和《人民日报》的年轻记者李辉同志也在座。夫人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谈话用中、日、英三国语言进行。丸山教授把他所写的小册子《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送给我们。那原是发表在日本最有权威的《日本中国学会报》（第四十集，一九八八年）上的。这篇文章主要分析了亚的《拟·玛萨里克遗书》和《往事三瞥》二文，从而去探索亚四十年代末期的心路历程。我征得他的同意，请人译出，附在《萧乾创作道路》一书之后。
丸山教授提到“文革”初期，日本的一些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由于不明真相，对那场骇人听闻的灾祸还支持过。他却逆着潮流发表了几篇文章，对浩劫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破坏表示了忧虑。一些日本人出于对中国革命的盲目支持，反而对他围攻起来。那时他身体很坏，但他对夫人说：“不看到中国重见光明的一天，死不瞑目。”
我听了深深感动，对他的卓识也很赞赏，并顺手把李辉刚刚签上名字送给他的那本《浪迹天涯》拿过来，翻到第三六一页，将那句英文“Ｗｅｍｕｓｔｏｕｔｌｉｖ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ｍ”最后一个字改为“ｔｈｅｍａｌｌ”，指出：“可惜这句关键的话排错了。我原来的意思是：‘一定要活得比他们所有的人都长。’因为我也不相信有着几千年古老文化的中国人，会听任自己的祖国这么被糟踏下去。”
丸山教授称赞我同亚的结合是不平凡的。亚说：“有过我们这样经历的夫妇多得很，而且不少人比我们更不幸。苦难总算熬出了头。如今，可以说是苦尽甘来了。”
我是一九五四年五一节前夕结缡的，仅仅过了一千多天平静的日子，接着就是二十二年痛苦的熬煎和考验。一九七九年八月，亚拿到“改正书”之后半年，送他上赴美的飞机时，我才感到这回他真正受信任了。那次的出国本身使背了三十年黑锅的他，如释重负。
经许多朋友的关怀，我们的住房问题也终于妥善地解决了。此刻，我从明亮的玻璃窗里，隔着绿草如茵的街心公园，望着通衢大道上那川流不息的车群。我老是想，这样的日子能长久下去吗？会不会忽然又刮起十二级台风，由于某位要人心血来潮，为了争什么或报复谁，突然间又把天地变为昏黑呢？
我的本位工作是翻译。这回，我是反串。这三四十年，有三分之二时间是在风风雨雨中度过的。虽然当了二十多年的“臭妖婆”，但我一直还是感激的。一九五七年划右派讲究成双配对。多少朋友都是夫妻二人同时成了“阶级敌人”，也即是失去公民自由。我们总算逃掉那份厄运。
但是在“文革”中，连我这个三门干部也未能幸免。我曾在生死之间彷徨过。最后我打定主意要挺住，活下来做个见证人。现在，总算是能够平静地来回顾那段不平常的日子并写下这部一个家庭的浮沉史了。
即便我们这一代可以安度晚年，我也希望那样的日子永远不再重返。国家的昌兴，人民的幸福，文艺科学的繁荣，无不需要有一个真正安定的环境。
一、文字之交
一个性格腼腆、从没见过世面、更没同异性交往过的姑娘，偶然间碰上一个走南闯北、饱经世故的江湖客。关于他，又有种种骇人的传闻。然而姑娘还是身不由己地跨上他那匹马，跟他奔驰而去。一路上蹚急流，爬危岩，多少次都险些丧命。经过漫长的煎熬，终于踏上一块绿色的平地。
这就是我同亚结合的过程。
一九五年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三联书店，当上一名校对。次年调到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每天清早带上不锈钢的饭盒，穿过小胡同去上班。下班后，经常在办公室用功到晚上十点才目不斜视地回家。在东四八条一个深深的庭院里，我和寡母、姐姐过着死水般平静的日子。
当时，这家出版社因陋就简，总共只有三排小小的二层筒子楼，坐落在隆福寺对面的一条小胡同里。同年入出版社的还有我在清华时的几个同学。开会时，我们把自己办公用的椅子搬到侧面的小平房里。平时那里设个乒乓球台子，所以这间屋子就叫做“俱乐部”。虽然走出了校门，可我过的依然是按部就班的生活，规则平稳得犹如家里那座古老的挂钟。
一九五三年春末，我们正在两排办公楼之间的空地上做工间操，校对科的小Ｙ捅捅我的背，忍俊不禁地咬耳朵说：“你看萧乾那个怪样儿。”我一回头，瞥见一个身穿黑色旧呢中山服的中年人正在认认真真地做着弯腰动作。但由于他腹部凸出，双手指尖怎么努力也触不着地面，那副样子看上去着实滑稽。
这是我第一遭从近处看见亚。其实，这之前，在全社性的一次会议上，社长曾一一介绍过新调到编辑部来的一批人。叫到名字后，亚就从座位上欠起身来，向大家点点头。“俱乐部”里挤得水泄不通，我晚来一步，只能坐在门口，所以并没能真正看到他的脸。
亚调到出版社的消息，最初我还是听同一个办公室的小张说的。在清华，我们是同系同班。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看稿，小张进来说：“萧乾调到咱们社来了。你看过他的《人生采访》吗？”我说我只在高中看过《梦之谷》。
第二天，他就把一本纸张已经发黄的《人生采访》拿给我看，还特别翻出《雁落山》那段关于散水岩的描述。
“几天来，说到瀑布，你都潜意识地有个‘布’的观念，可是轮到散水岩，这布便为一只纤细而刚硬的大手搓揉得稀碎了。你只觉得这只无名的手在一把一把往下抛银白珠屑，刚抛下时是白白一团，慢慢地如飞行伞般抖然分散，细微可辨了。半途如触着一块突出的岩石，银屑就进得更细小了些，终于变成一种洁白氤氲，忽凝集忽分散。像是预知落到地上将化为一滩水的悲惨，它摇曳了孔雀舞裳，飘空游荡，脚步很轻盈，然而为了惊慌踌躇，又很细碎；愈游愈散，愈下落，终于还是坠入下面那青潭。”
念到这里他说，他在西南联大附中时，就受到这本书的影响。
我也是读高中时看《梦之谷》的。那对十八岁的少年少女初恋的故事虽曾深深打动了我，但恋爱却与我的生活无缘。大学期间，我是个下了课就进图书馆的书呆子，而且一进去就坐到闭馆为止。我选了好几门高一班的课程，所以时间老是不够用。在昏暗的校园里，每遇到树林中喁喁私语的情侣，我便想：“我可没有那份儿工夫。”
我们这几个外语系毕业的校对员，一开始就不满足于仅仅改正排字工人排错的地方。记得经手从英文转译的《阿·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选》的校样时，我还特地从资料室把英译本借了来，指出一些原稿中的漏译、误译。由于“管得太宽”，我经常需要加班加点。转年三月，三联这个班子分出一半人去组织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上决定成立一个介于编辑部和校对科之间的整理科，把我们这几个大学生都调了去。这显然是根据我们在三联书店总管理处期间所起的作用而做出的决定。
当时规定整理科的任务就是从事技术加工。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年轻助编所做的岂止是“技术”工作，只是无权直接改在稿子上。必须密密匝匝在稿子周围贴上小条，像长满了胡须一般。我们写的那些修改意见，经编辑老爷首肯后，方由我们改在稿子上，再送厂发排。
亚调到出版社时，说是正在修改一部电影剧本，不大露面。需要他校订的稿子，都是送到家里请他改。其中由英文转译的苏联小说《百万富翁》就是我先整理，然后由他定稿的。他对原译的润色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原译是直译硬译，佶屈聱牙，经他校订，就甩掉了翻译腔，颇像创作了。我把原文、原译和亚的改动，一一抄在笔记本上，作为学习翻译的资料。那时我正挤出业余时间，翻译日本工人作家的长篇小说《日本劳动者》。
在亚上班的日子，我也曾捧着一些已出的译本，带着原书去向他请教。每次他除了对译文表示明确意见之外，还给我讲一些道理。显然，他十分反对照字面硬搬，强调无论译什么，首先要掌握原作的艺术内涵并努力予以表达，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翻译。他讲话的诙谐俏皮，对一个小助编的耐心，感动了我。
我们的姻缘是真正从文字之交开始的。我被他的学识和才华吸引住了。没有一个同年龄曾引起我那么大兴味。我意识到在文字工作上，我不但找到了一位向导，也有了知音，从一些人的“忠告”中，我隐然感到，如果同他结合，可能不会一帆风顺，然而我准备分享他的命运。
二、“四十年的愿望”
亚在文学出版社只待了几个月，下半年他就被调到新成立的译文社去，着手筹备《译文》杂志。八月间，我去西城舍饭寺看电影，散场后，偏偏在电影局门口又遇上他。我还记得那天他穿了件雪白的衬衫，显得精神焕发。我们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
那阵子我从日文翻译了两个短篇，投到译文编辑部。一篇是半田义之的《春天的花环》，被一家报社抢了先。另一篇是朝鲜作品，叫《土地》。我本以为那是直接用日文写的，发稿后编辑部才偶然听说那个作品原是用中文写的，由日本人译成了日文。我的译稿就作废了。但是亚后来告诉我，他曾听译文社编辑部的人夸奖过我的译文质量。一九三三年我六岁时入孔德学校，刚念完一年级便随家人去了东京，上了六年日本小学。中学是先在圣心学校念了两年英文，插班入辅仁女中初三旁听一年，便考入高中。我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去补习代数几何，并因中文底子差而深感自卑。如今，听说有人肯定了我的译文自然颇受鼓舞。
一个星期天，亚带着他那幼儿园大班的儿子同我去北海公园划船。正在荷花丛中荡漾时，给出版社的几位同志撞见了，引起一场小小的轰动。我万万没想到会有那么多朋友来关注这件小事。校对科的一位女同志善意地把一九四八年郭沫若在香港严厉批判亚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拿给我看，并表示，一个挨过文坛泰斗痛骂过的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前途的。你是个单纯的姑娘，怎么能和他接近？
记得文中有这样一句话：“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让郭老把作家分成各种颜色，沈从文是桃红色，朱光潜是蓝色，亚则是黑色的。郭老还写道：“对于这种黑色的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
我读罢自是十分震惊。郭老的名声固然很大，可我怎样也不理解为何要把一个勤勤恳恳地工作，竭力将自己的知识献给新中国的学者涂成那样青面獠牙。
我就问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并没辩解什么，只叹口气说：“唉，我正是背着这口黑锅来奔新中国的。明知道开罪了他老人家，回来不会受待见，可感情上又不允许我留在外面。”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一九四七年亚在为上海《大公报》写的一篇社论中抨击过当时文坛上“称公称老”的风气，因而触怒了郭老。亚嗫嚅道：“四个字恨上一辈子。”
一九四六年亚从英伦回到上海，替《大公报》写国际社评。“文艺”栏他只是挂个名儿。他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住在徐汇村的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文艺界的靳以和洪深则住在对面。靳以要亚向报馆接洽，让洪深为该报编个戏剧周刊。亚跟老板说，老板就同意了，约定每星期四出个整版。有一天，靳以正坐在亚家里，听见洪深在传达室打电话，为“田汉祝寿专号”约稿。大概对方并不怎么想写祝寿辞，洪深便厉声责问：“戏剧这碗饭你还想吃不想吃啦！”洪深嗓门大，院子小，靳以和亚听了，都不以为然。那个“专号”真的见报了，只是由于字数凑不足，稿子一律是用四号字排的--而原来说好是用小五号字。事后，《大公报》老板就向亚埋怨。这是亚对祝寿反感的起因。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大公报》要亚写一篇以《五四文艺节感言》为题的社论。亚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竟挥笔写道：
“外国作家如萧伯纳，年届九十仍在创作，而中国作家年甫五十，即称公称老，大张寿筵。”
谁都晓得，茅盾当时被称做茅公，郭沫若被称做郭老。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
多年来每谈及此事，亚总责备自己出国七年，对国情太不了解。这种意见私下里说说，也无不可--而且不少人也这么议论。然而写进社论里去，分量就不同了。次日，就听到强烈的反应。转年郭老就在香港《华商报》上对亚大张旗鼓地声讨起来。
亚无意进行笔仗，他写了一篇《拟Ｊ·玛萨里克遗书》，作为答复。借捷克外交部长玛萨里克之口，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一般读者是在一九八四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为亚出选集的时候，才读到了收在第三卷里的这篇文章。但是早在一九五三年当我们谈起郭老对亚的挞伐时，他就拿给我看了，文章写得委婉曲折，但他晾出的，却是一颗中国人的心。我认为那心是鲜红的，一点也不黑。
然而阻力并未就此结束。另一些好心人也三番五次地劝我放弃同亚的交往，政治之外，他们又提出他是个离过三次婚的人，断言在感情上，他不可靠。这些劝告肯定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在这个问题上，我也确实动摇过，曾三次给他写过断交的信。
关于他过去的私生活，他一直很坦率，一点也没隐瞒什么；他承认曾经遗弃过一个人，后来又两次被人遗弃。他谈了婚姻中遭遇的不幸，认为这方面的不稳定，害人害己，是生命最大的浪费。他说，正因为他曾走过弯路，他会更为明智清醒。他把自己比作饱经风浪的航海者，因而触礁的可能更小。
我不是被他说服了，而是在感情上始终也没真正离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