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名，他那时有的只是臭名；论利，他可以说是身无长物。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点稀罕的东西。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经过几番折腾，在我终于定下心来之后，亚请我去看了一出以成渝铁路竣工为主题的话剧，剧中人在台上说“我们四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时，亚捏了一下我的手，小声对我说：“我四十年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我找到家啦。”
三、乐子和雪子
我原籍虽是贵州，可我是在北平出生并长大的。姊妹五人都曾在圣心学校受过西洋教育，所以自幼家里就弥漫着宗教音乐气氛。尽管在年龄和经历上，我同亚都差了一大截，可我们共同的东西远远多于我们之间的差异。
结识初期，我们经常约会的地点是隆福寺的炸灌肠摊，要么就是东安市场吃油爆肚的小棚子。一边坐在长凳上吃，一边诉说着各自的童年。他是个穷孤儿。我虽然出身宦门，可到我懂事的当儿，家道也已中落，以致尝尽了贫穷的滋味。多年来靠典当度日，苦不堪言。我惊奇地发现，他小时住的菊儿胡同离我住了二十年的北剪子巷桃条胡同相距不远。我家后门在马将军胡同，那里也住过他的大姨。那时他妈妈给人佣工，在大姨手里存几个私房钱，亚馋了就跑去打打牙祭。
一九四六年亚从英国回来后，曾从上海飞到北平，特意去拜访住在清华园的林徽因。那时，我也正在那里读外语系。我曾开玩笑地说：“那会子我在静斋和一个姓谢的女同学同屋。她认识林徽因的女儿，因为喜欢听林徽因讲话，常往她们家跑。早知道我也该跟着去，说不定还碰上你了呢。”
当时我还梳着两条长辫子，他可已经是名记者了。
一九五三年城墙还没拆，我们一起溜达到朝阳门外，坐在一座古坟的石墩上，沐浴在温馨的春光下。亚说他小名叫乐子。尽管是个遗腹子，他可能继承了妈妈的愉快性格，打从呱呱落地，总是笑嘻嘻的，从而得称。我告诉他，我也有个带“子”字的小名--雪子。后来他在东安市场为我买了一枚精致的玛瑙胸针--上面有个象牙雕成的爱神。他在锦盒盖子反面的衬绸上用绿墨水写道：“感谢世界生了个雪子。”下面署名乐子。可惜这唯一的纪念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抄家时，不知成为什么人的“战利品”了。
我的祖父虽然做过二十年县官，生活上节省得厉害，钱都用来在故乡贵州买房置地了。父亲为了这些房地产，与本家发生纠纷，把一条命也赔了进去。我参加工作后，立志为患足疾多年的姐姐治病，认识亚时，已存下一笔了。他说我待自己太苦。我回答说，在姐姐能重新用自己的脚走路，母亲能够过上舒适的晚年之前，我不想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
我认识的一对夫妻就因为一个爱跳舞，一个不爱，而弄得很苦恼。我们则从未因兴趣不同而产生过矛盾。我们俩共同的东西似乎太多了。我们的童年都是在古城北平的东北角过的，又都上了教会学校。他是宗教的叛逆者。我则在认识他之前，是个宗教皈依者。然而无论对文艺复兴时代以耶稣生平为题材的宗教绘画，还是宗教音乐，亚都酷爱。我们都喜聆韩德尔的《弥赛亚》和莫扎特的《安魂曲》。我们又都是研究外国文学的。我的日文书他看不懂，我却看得懂他那些英文藏书。我们都喜欢狄更斯、罗曼·罗兰、马克·吐温、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共同的文化背景使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
另外，我从一结识亚，就觉得他是个受着冤枉的人。解放前，他要是接受英国的聘请，去剑桥教书，他明明可以生活得强多了。尤其是一九四八年他就尝到了围攻的滋味。然而他冒了莫大风险，还是回来了。从此不能创作，他就埋头搞翻译。我认为他是个忠于祖国的人。
每场婚姻都各有它的纽带。雪子和乐子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决定把命运结在一起的。婚前，我妈妈曾说：“外公的主张是：宁愿让闺女嫁给叫花子，也不嫁结二婚的，何况又有娃娃。”我翻出父母的结婚照给她看，说：“您瞧，当年您和爸爸是郎才女貌，年龄相当，又都是初婚，婚礼多么隆重。但那包办婚姻，你们过得并不融洽，十几年后感情就彻底破裂了。只是始终没有离婚，保持了个夫妇的名义就是了。您能说您的婚姻是美满的吗？”
妈妈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尊重我的意向，就再也没说什么了。
四、搭窝
1.粉红色的月季
在和亚结婚前，我曾多次参加同学或同事的婚礼。解放后不兴那种披白纱的婚礼了，可是照例会有人起哄，让新郎新娘谈谈恋爱的经过，或彼此做点亲昵的动作。在遇到亚之前，我根本没想到过结婚，可是每逢看到那种情景，脑子里就会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让我那么被捉弄，我可受不了。可能是我的性格有点特别吧。
亚有他的想法。当他试探性地问我：“是不是不必办什么婚礼了？”我就回答说：“咱们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就讨厌那一套。”
倘若情况是相反，他主张大办，我相信我也会坚决反对的。年轻时我的性情要比现在温和多了，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倔犟的。
那天是五一节的前夕。我照样去上班。傍晚回到八条，一进院子就瞥见亚那辆自行车倚在槐树前。进屋之后，妈妈和三姐已经把装了我的衣服和字典的一只旧黄皮箱准备停当。亚出去喊了一辆三轮。就那样，我辞别了妈妈和三姐，辞别了我文静的少女时代，踏上了一条不可知的路。
自然，事先我们从东城区民政局领了结婚证。不管婚礼多么简陋，我们是合法的夫妻了。我们没交换戒指，没背诵誓词，然而两人都像生命找到了归宿。
不知为什么，亚竟连同院的人也没通知。三轮车拉到东总布胡同宿舍，他先把车推进门洞，就拎着皮箱，领我进了里院。
进屋后，发现桌上多了盆粉红色的月季。老保姆说是前院一位老友严文井送的。它就成了洞房唯一的装饰。亚仿佛要替这场面的简单解释一下，就把我扶到一张小沙发上说：“多么隆重的婚礼，要垮照样垮。咱们讲实际，不讲浮华。”
这样俭朴的婚礼，我是同意的，难得的是我母亲万佩兰。她本人原是很讲排场的，然而她事先就同意了亚和我的意见。她说，只要你们俩白头偕老，怎样办我都赞成。
那是三间小西屋，每间不足十米。保姆住的那间兼厨房，中间屋用来吃饭，摆个小床，给儿子睡。我们住的是靠北的那间，窗口摆一张亚向公家借来的一头儿沉和一个书架，再加上双人床和一张小沙发就挤满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没贪睡。我梳洗一下就去机关集中，参加每年一度的“五一”游行。亚那天也得去台上观礼。紧接着我们都上了班，没请一天婚假。
回顾这三四十年，我们都“改造”了对方。当然，对“改造”起关键作用的，还是环境。我原是个书呆子，不大管家里事。如今，却一下子变成了管家婆。除日常事务外，还得特别照顾亚前妻生的娃娃。那时他刚交七岁，由幼儿园接出来送进附近的小学。最初一年还是半日制的走读生。有个时期，我们请了一位中年保姆。当亚晓得保姆是个寡妇、有个上小学的女儿后，就对保姆说，女儿想她，可以随时来看她。每逢女儿来了，他就张罗留她吃饭。后来他告诉我，这对母女使他想起幼时他的寡母出外佣工的情景。那时，老爷太太连大门也不让他进。他妈妈只能背着东家悄悄地溜到门外跟他说上几句话。
有一次亚向我提起，同院的一位作家到鞍山去体验生活，把家属也带去了。我说：“既然不让你去搞创作，你就翻译几本书好了，总比虚度光阴强。”尽管，不是像对待创作那样怀着满腔热情，亚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
亚常常说自己是个疏懒的人。三十年代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多次鼓励他翻译点什么，他都没动笔。婚后三年里，他却一口气译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这三部经典性着作。
有一天，他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不管外面多么寒冷，毕竟有个温暖的家。”我也相信婚后，亚的精神面貌有了改变。他时常哼起小时候洋嫂嫂教他的那首美国民歌：《可爱的家》。
２.荔子诞生了
一九五五年十月三十月，女儿荔子诞生了。这个名字来自亚那篇以盂兰盆会为背景的小说《俘虏》，女主角就叫荔子。满月之前，我住在娘家。亚每天中午都到八条来看我。他盼望的就是个女儿。我常常看见他抱起同院的小姑娘“举高高”。生后二十四小时，当护士把荔子第一次抱给我时，我就发现她一抬眉，额头和眼睛都酷似爸爸。亚预先买好经常缺货的德国柯达胶卷，连同照相机放在我这里，准备接娃娃出院时给她照几张相。我等他等得不耐烦了，动手拆开胶卷。亏得同病房的产妇提醒我这样会曝光的，我才止住。亚进来后，没说什么，好歹把胶卷装进去，结果只拍了最后一张，还挺模糊。多年来，每当我数落他爱丢东西（脖子上的羊毛巾啦，胸兜里的派克钢笔啦），此事就成了他回击我的好材料。
最初的一年半，荔子是由我妈妈和三姐帮我们照看的。我每星期三去看望她一次，星期日则全家都去。一九五六年六月，我终于找到了个好大夫，为姐姐成功地动了手术。这才把荔子接回宿舍。她是个早慧的孩子。尽管我们并未对她进行早期教育，已经会说不少话了。同院的菡子也常常把她抱到自己屋去。院里的人说：“就是走迷路，她也丢不了，因为一眼就认得出她是萧乾的女儿。”
有一次我们都去上班了，保姆一不留神，荔子还真的从后院穿过中院，跑到胡同口去了，亏得同院的人把她领回来。我们听了，不免有些后怕。
３.“发生了一件大事！”
住进那个宿舍后不久，我就知道周围大都是延安来的老干部。他们不会没读到郭老骂亚的那些“文献”的。我常常怀疑不让亚去搞创作也与那段公案有关。但我从未向他提过这个看法，因为这肯定会使他懊丧。
一九五五年党忽然重视起知识分子。作协秘书长郭小川（诗人）特意来看他，问他对组织有什么要求。他直率地谈了自己想写作的愿望。不久，他就由译文社调出，进入专业创作人员的行列。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一天傍晚我刚下班回来，他就把我拖进里屋，将门一关，双手扶着我的肩，激动地说：“发生了一件大事。”
接着，又兴冲冲地把上述决定告诉了我。
由于翻译文风问题，亚同译文社的一位党员副主编起过冲突。他心中一直不舒畅，所以他巴不得离开那里。他还有个更大的苦恼：他大半生都从事写作，解放后头几年却叫他搞对外宣传。好容易调到作家协会，也只能搞搞翻译。而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党员们，却都在从事创作。他是多么眼馋啊。
现在，他真是飘飘欲仙了。
他很快就认真地做了去开滦体验生活三年的计划，交了上去。
然而作协领导顾不得去研究这份计划了，因为“反胡风”运动打响了。
接着就是审干。亚夜以继日地写材料，说要把自己在组织面前剥个透明。
我不得不庆幸自己没在旧社会混过事。倘若我也弄得那么紧张，这个家庭就乱套了。
４.“《新路》是进步刊物”
那时上边可能是打算起用他。作家协会审干小组就一九四八年郭老对亚个人历史的不实之词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郭老硬说亚主编过《新路》杂志，还一口咬定《新路》是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办的刊物。其实，《新路》是以平津三十几位大学教授为理事、由清华大学的吴景超主编的刊物。这是一开始就确定、并印在每期刊物上的。一九四八年，亚因家中发生婚变，曾一度表示出刊后可以负责国际政治及文艺两栏，后经杨刚和复旦大学学生（地下党成员）劝阻，他就马上去电坚决辞掉了，并继续在复旦教书。随后取道台湾去了香港。
审干时距一九四八年仅仅八年，《新路》的当事人均健在，而且大都在北京。包括主编吴景超及政治栏负责人钱端升等。组织上根据调查及交上去的书面材料（其中有各期《新路》杂志），作出结论说：“《新路》是高级民主人士于一九四八年所创办的进步刊物，后被国民党查封。萧乾因接受地下党劝告，并未参加。”
当亚把这个结论背给我听时，他由衷地对我说，审干真是伟大。黑锅尽管背了七年，总算给卸掉了。他马上在结论后边签上字，并表示决心加倍学习，努力工作，来报答党的恩情。
一九五六年春天，作协批准了亚去开滦煤矿体验生活写长篇小说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始终也未能落实。因为同时《人民日报》又要他去当文艺部顾问。但亚并未辜负领导的器重。这一年他接连写了《凤凰坡上》、《万里赶羊》、《大象与大纲》、《餐车里的美学》、《草原即景》、《时代在草原上飞跃》、《人民教师刘景昆》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万里赶羊》。事后，《人民日报》还破例刊登了几篇读者的反应。文艺界更注意的是“本报特约记者”这个头衔。一时，我们家的客人多了起来。
５.老姐姐
亚有位“老姐姐”，是他的大堂姐。他一直把她看做半个母亲。婚前他就带我去什刹海后海三堂兄家去看过她，那是她唯一的胞弟。婚后，他还将这位堂姐接来住过一个月。当时老姐姐只不过六十四岁，却已经十分苍老了。头发花白，脸盘窄长，皱纹里刻印着多年的辛劳。她为人憨厚，一双和善的眼睛表露出一颗纯净的灵魂。我曾听三堂兄说，老姐姐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祖父亲自教她自幼读书识字。那个时代一般闺女十四五岁上就要说婆家，只因祖父过于宠爱，总也找不到合适的。她长得又相貌平庸，东挑西挑，遂误了婚期。她打定主意一辈子为这个家庭操劳。她在我们家住的时候，已经有点老糊涂了。有一次我陪她去大华看电影，走出电影院，问她好不好，她只说了句：“里头在下雨。”那是个陈旧的黑白片，她连一点情节也没抓住。
不过，讲起萧家三代人的事儿来，她的脑子清楚极了。她如数家珍地对我叙说，亚的祖父膝下有三个儿子，亚的父亲是老大，但结婚最晚，只生了他一个。亚大排行是老五。二叔生了三子一女，即亚的大堂兄、二堂兄、四堂兄和二堂姐。亚的这位二叔，老早就分出去另过，在炮局儿胡同买了个小独院，三间北屋，一间南屋，院中一棵枣树，还有个影壁。
四堂兄是兄弟姊妹中的佼佼者，精明豪爽，英俊潇洒，一米八的个头。毕业于齐鲁大学。有两个美国姑娘爱上了他，最后他选中了安娜。婚后，安娜一直教英文，崇实、崇慈、辅仁大学和附属中学都教过。解放后，安娜那位已做了刘少奇夫人的早先的学生王光美还专程去看望过她。
后来四堂兄卖掉炮局儿胡同的房子，在东四十二条购置一座四合院。他那个双目失明的大哥、一直独身的姐姐（亚的二堂姐）以及二哥一家人也一道搬了去。
老姐姐和她的胞弟（即亚的三堂兄，因脸上有麻子，亚背后管他叫麻哥哥）早年失恃，后母又生了一子一女，即亚的六堂弟和三堂妹。
亚十六岁上与家庭决裂，唯独对老姐姐，他却片刻也没忘怀过，始终与她保持联系。
对我来说，老姐姐就代表亚的童年。
五、风暴之前
1.无条件地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