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衣只有一件，每次干活都浸得湿透；外面是泥沙，里面是汗水。傍晚收工，走进自搭的草棚，脱下湿棉农，立即钻进被窝，明天一早，还要穿上湿棉衣出发。被窝是温暖的，放下帐子，枕头下压着好看的书，赶紧抢住时间神游一番。与浮士德对话几句，到狄更斯的小旅馆里逛一圈，再与曹雪芹磨上一会。雨果的《九三年》撼人心魄，许国璋的英语课本扎实有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么玄深又具有魅力。此时此刻，世界各国的同龄人都在干什么呢？他们在中国的可能的竞争者们现正在苦思着一个旷世难题：湿棉衣哪一天才能干？
正是有了这种忘我的学习精神，余秋雨才有可能获得将来的成功。这使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四、天一阁藏书楼对余秋雨的洗礼
宁波城里有一座“天一阁藏书楼”。一般来说，即便一座藏书楼面向普通市民开放，也未必能吸引他们太大的注意和兴趣。但是只要去宁波游玩的人，大多都会去天一阁，这倒不是因为那里有多么美丽的风景和奇特的景观。他们都是冲着天一阁藏书楼去的。值得玩味的是，他们回来后，往往会和亲人、朋友谈起天一阁藏书楼里海量的古籍图书收藏。那里的图书多到令人目不暇接，实在让他们大开眼界，用“啧啧”代表他们的心情，是绝对不过分的。
余秋雨对于天一阁藏书楼当然非常熟悉，因为他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的重印书籍，久而久之，他对天一阁藏书楼便有了难解的情缘。寒来暑往他到过很多地方，可是说出来让人难以相信的是，他居然还没去过天一阁藏书楼。这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他就住在上海，距离宁波并不遥远。也许就是因为不太遥远的缘故，余秋雨才会觉得到去天一阁藏书楼只是伸手可及的一样简单事情。天一阁于他而言，就像一瓶放在自家厨柜里的美酒，什么时候喝都可以，丝毫不用担心。
开启这瓶美酒的时候终于来到了，1990年8月余秋雨应邀到宁波讲课。课讲完后，他就迫不急待想去天一阁藏书楼一睹她的芳容。于是他支支吾吾地向作陪的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提出了这个要求。副局长听后，当即答应，明天亲自陪同余秋雨去天一阁一游。
第二天狂风暴雨袭击了宁波城，用余秋雨的话说，整个城市都在柔软地颤抖。看门的老头见文化局长在这个天气陪人来参观，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高帮雨鞋要他们穿上。可由于院子里的水太深，雨鞋也派不上用场。余秋雨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了天一阁。
天一阁的名字是有来头的，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的典故，想借水防火，以免藏书遭遇火灾。余秋雨在参观天一阁时适逢雨天，正好应了天一阁命名的应有之义。余秋雨想到这里精神更加充沛，他觉得这是天一阁对他表示欢迎采取的特殊仪式。不是吗？在今天这样的天气里来到天一阁，举目四望，惟有余秋雨。
余秋雨虽然在内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但走进天一阁藏书楼后，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这里几乎是书的海洋。他不由得想到了中国历代的藏书家们，是他们传承了中国的文字，是他们捍卫起了读书人的尊严，也是他们在战火和焚烧中将图书巧妙地保存了下来。此时，他更想到一个人——范钦，正是他创建了这座藏书楼，否则，宁波这座城市的重量将严重失衡。对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有着缜密研究的余秋雨，对范钦本人同样有所了解。范钦是明代人，自幼好学，27岁考中进士，到很多地方做过官。他每到一处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以及各种地方志、政书、诗文、实录以及历代科试士录。他将大部分的薪俸用在了藏书上。余秋雨十分敬重和崇拜范钦，认为他是一个文化良知健全的人。他曾因为毫不客气地顶撞当时在朝廷权势很盛的皇亲郭勋而下监狱，出狱后在仕途上仍耿直不阿，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低头。
范钦生前最担心的事情是在自己百年之后没有人继承他的藏书事业。好在他的大儿子矢志继承父亲的志向，天一阁的藏书遂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并且规模越扩越大。
关于天一阁藏书楼还有一个浪漫而凄美的故事也吸引了余秋雨。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乡芸，平时非常喜欢读书。她很想到天一阁看书。但范氏家族定过一个严格的规则，不许外人到天一阁看书，更不许将书借给外人，否则要按家规重罚。钱乡芸日思夜想，几乎成疾。为了能到天一阁看书，她竟要知府作媒将她嫁到范家。可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嫁过去后，还是未能看到一本书，就在极度的郁闷中死去。
天一阁藏书楼因为以上的种种轶事，在人们的眼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传说康熙十二年，大学者黄宗羲先生提出想要登楼看书。让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范家居然破例答应这个外人的要求。后来人们才知道，范家之所以同意他上读书楼，不是因为他的显赫地位，而是因为黄宗羲的人品、学问在当时很受学术界的推崇。他们对于这样一位大学者，敬佩都来不及，得到要求看书的请求，当然就把家规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也正是由于黄宗羲的到来，才有了《天一阁藏书记》。黄宗羲的这本著作，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并一直流传到今天。正是由于黄宗羲的介绍，天一阁藏书楼开始为外人所知。而它之所以能享有大名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天一阁曾为《四库全书中》的编纂，捐献过几百种珍贵古籍。在古时候，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由此范氏家族也为中国的藏书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天一阁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终于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期——文化传媒时代。天一阁不再封闭、寂寞。它以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无数的参观者和研究者。
多年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的余秋雨，对天一阁的历史渊源有着很深的了解和认识，在与天一阁藏书楼进行了一次真实的邂逅后，他经历了了一次真正的洗礼！
五、如何学习
余秋雨认为，人生有涯而学无涯，以有涯对无涯，必须制定一个计划，否则一切都沉落于无涯的汪洋之中，生而何为？
对于如何分配学习时间，余秋雨是这样回答记者提问的：
当我旅行到一定的时候，突然有了感觉之后，我会不分场合、不分时间地去写作。比如像《千年庭院》我就是在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招待所里完成的。而写《抱愧山西》的时候，我当时人在大连，还得了重感冒，所以当时没写完，后来回上海再把它全部完成。那么整个《山居笔记》的全书，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里的一座山上完成的。因为那里的中文资料收得非常齐全，而且用最现代的手段管理着。比如我能在那里找到苏东坡冤案的全部档案，而要是在内地，我就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所以，我写作经常都是在旅途中完成的。
至于你们问我如何分配自己读书和写作的时间，我是属于那种从来不按计划、生活又没什么规律的人。另外我一般都是处在极端繁忙的生活状态之中，我既要旅行，还要兼作学校的教授，带博士生，所以我写作的时间，也就是在其他杂务大体都打理完了之后才能去完成它。
很多学生问余秋雨采取何种学习方法，才能到达事半功倍的效果。余秋雨总是回答：“学习就像炼丹，先要用猛火炸，再用文火慢慢养。青年人在大学里的系统集中学习，就像是猛火炸，而到了成年人的业余阅读，就像用文火养，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话，却深刻而精炼地道出了学习方法上的轻重缓急，也说明了学习是一生的事情。只有不间断地努力，才能称作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文化苦旅》的成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余秋雨对待学习和知识的态度。知识不仅只存在于书本中，还应该在实践中去寻找，所谓实践出真知也就是这个道理。余秋雨在《寻找文化广场》的演讲中这样表述：“只有在大地上，才能找到祖先的脚印，而寻找祖先也就是寻找我们生命的基因，寻找我们自己。文化不就是让有限的生命向更大的空间和时间领域延伸吗？”
是啊，文化不仅仅只是基于书本，它也来自于生活，没有生活，文化也就无从谈起，或者说永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于作家而言，如果没有生活的滋润，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如一坛死水，永远激不起智慧的浪花。因此，对于如何学习，怎样分配学习的时间，就应该像余秋雨那样，从心做起，从手做起，也要从脚做起，这样得来的知识，才有深度，也有广度，更有别人难以超越的难度。
六、哲学对余秋雨的影响
从学校里获取的知识远远满足不了余秋雨的需要，他对知识的兴趣是如此广泛，而求知欲望又是如此的强烈。在人类文化史上，古代希腊的文化历史最为悠久，底蕴也最丰厚。一个作家，或者一个学者，如果对古代希腊的文化历史没有什么了解，他实在也算不得一个真正有学养的人。在这一点上，余秋雨又走在了别人的前面。然而要想一探古希腊文化的门径，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非得有一位对外国文化有精深造诣的学者从旁协助，方可使人少走弯路。不过也许是上天太眷顾余秋雨了，他就遇到了一位这样的学者。八十年代初，著名翻译家罗念生教授从北京来上海担任专业评审，评审结束，他想在上海多留几天，又不想麻烦评审单位，就找到上海戏剧学院，想在招待所里住几天。但那时学院还没有招待所。正好当时余秋雨从旁边经过，他听到罗念生教授的名字，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早就想找个机会拜见罗念生先生请教问题。于是他立马找到一间学生宿舍将罗教授安置下来。也正是由于这次的机缘巧合，余秋雨便与罗教授有了交往，之后感情越来越深，余秋雨也在古希腊文化研究领域找到了一位良师。他在《借我一生》中不禁感叹道：“在那文化荒凉的年月，有幸接待一次罗教授，就等于接待了一个古希腊。”正是由于余秋雨对于前辈学者的了解与尊崇，他也才能不断地遇到良师益友。
余秋雨十分喜欢研读哲学著作，对德国经典哲学尤感兴趣。在他的文章中，时常贯穿着哲学的思辨色彩。他对待生活中的琐事亦常有独到的观点。比如，他在《关于年龄》中这样表述他的观点：“谁也不要躲避和掩盖一些最质朴、最自然的人生课题和年龄问题。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的灾难，比之于韶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只有人的思想达到一种境界，才能有如此平淡但又深刻的认识。人们常说的俗，也许就是看不透的意思，为权力争斗，为金钱争斗，人们欲壑难填，可到头来却往往什么也没抓到。
金克木教授和徐梵澄教授对古代印度文化的研究也使余秋雨受益良多。金克木教授所译的婆罗多牟尼的《舞论》和徐梵澄教授所译的《五十奥义书》让余秋雨着迷，并花费了很多时间加以研究。这些著作使余秋雨的眼界更为开阔，思维也更加活跃。让余秋雨感到惊喜的是，金克木教授在《文明的碎片》一书的首发座谈会上，给予该书高度的评价。自己崇敬的长辈学者给予的嘉许，使余秋雨感到很大的鼓舞。
余秋雨对朱光潜先生的哲学研究也非常尊重，他认为朱先生几乎凭一己之力为读者搭建了一座宽敞的德国文化院落。如此之高的评价，并不是余秋雨信口开河。这是他在深入研究德国的文化、哲学后，得出的结论。德国哲学的渊源太悠久太庞大也太厚重了，余秋雨认为，能将德国哲学的精髓剖析到位的，除了朱光潜先生，还有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其中，李泽厚先生对康德思绪的剖析，更让余秋雨百脉俱开。他对这本书的内容可说是烂熟于胸。这些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所体现出的信仰和精神的力量，也深深地影响着余秋雨，使他能在创作和研究的道路上披荆斩棘，一路前进，终于成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
至于国外的哲学家们，对余秋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为数也不少，比如：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雨果、柏格森、萨特、贝克特、罗素等。余秋雨从他们的著作中贪婪地吸取着人类智慧的营养，他们的一些观念也影响了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的写作。
在精神生活的世界里，余秋雨是一个不断探求的人，他如饥似渴，似乎永远也不会满足。在阅读中，他又领教到了钱钟书、季羡林，还有香港的饶宗颐等各位大家的魅力，这些学者的著作让他时时眼前一亮，如沐春风。他一路行走，时时发现又一片天空。余秋雨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生活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太好了。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接受任何知识，也可随心容纳自己愿意接受的人和文化。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点不着边际，但只要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应该都不难理解。在那时真正的文化被人为地禁锢，人们看到的，听到的，所作所为，都与真正的文化接不上轨；人们的心态也严重扭曲，所以余秋雨才对现在逐步改善的人文环境倍感珍惜。
七、走出去，才是创作的源泉
余秋雨是那种为了自己的事业可以豁出去的人。2000年12月31日，余秋雨为了考察，来到了欧洲的北极圈。对于一般人而言，这实在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因为人们大多选择夏天来北极，而能有勇气在冰天雪地的冬季闯北极的人微乎其微。但是余秋雨来了，这是因为他十五年前曾许下了一个愿望。当他到达北极的时候，身体的冷，已经被一种自豪和满足感化解，他的心里惟有一句话：“我走完了！”
他在《行者无缰》的序中回忆道：
十五年前那个晚上，也是这个时辰，刚看完一个僻远山区极俗极辣的傩戏，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决心衔耻出行。是从事社会实务？还是投身考察旅行？当时还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项，这个决定充满危险。你看这么一次实地考察，为了去赶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独自在山间赶路，还捡了块石头捏在手上防身。文人离开书斋总是危险的，离开越远危险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