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起来，余秋雨是这样对待大散文写作的，即主要借其表达自己的感觉、感悟和思想。把清楚的问题写成学术著作，而把无法想清楚的问题就写成散文。我认为余秋雨对写作的这种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学术是严谨的，不能有偏颇，散文却随意一点，无论怎样写，只要不偏主题，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喜、怒、哀、乐就行，有时尽管写得不太尽人意，但够不上错误或者大的毛病。即如张抗抗对散文的理解：“丰盛宴席上的清爽可口的冷盘”，“是林中的小草蒲公英是野荠菜是蘑菇”。这种笼统的比喻，虽然有些低估了余秋雨的散文，但却道出了散文不同于学术论文，是较为宽松的一种文体，而余秋雨无疑在继承了散文的基础特性上又有所改革，那就是，他的散文冲出了小家子气的低俗，开阔而大气。
在散文写作中，余秋雨还特别重视实例和对人生的分析判断，他认为，如果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缺少推理逻辑，哪怕这种判断使用了格言或者准格言的方式表达，仍然缺少可信的力度。具体说来，他认为欧洲的那位培根一谈人生就爱丢开推理分析过程，只剩下一堆武断的感想和结论，读起来倒也顺畅，但结论性语句使丰富的人生变得简单。
还有一点余秋雨特别重视，那就是他强调了谈论人生的人，应该首先健全自身的文化人格，注意“作者本人”的“人品和经历”。正是从这一态度出发，余秋雨认为，培根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经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人生格言的价值。所以，余秋雨平时很注重人品和文品的修养，他知道，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但他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越近越好。
上海华东师大的学者胡晓明评价余秋雨的散文时，虽然言辞有些夸张，却也道出了余秋雨散文价值的端倪：“我们却还未能如秋雨先生那样胸藏丘壑，兴寄烟霞，横七竖八，拈来皆成妙文。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将自家真实生命敝开来，去贴近文化的大生命，去倾听历史或沉重或细微的声音”。再来听听著名学者余光中的声音：《文化苦旅》使余秋雨成为梁实秋、钱钟书之后的大散文家。
对余秋雨的散文还有一种说法，叫“秋雨散文和秋雨体散文”，这种定位的缘由因余秋雨散文的几个特点，大家说得最多的是他的漂亮文字，平淡的故事也能写出诗意，写几段后常跳出生动的议论，且学术著作也写得异常的漂亮生动。另外，余秋雨的散文基本是一组组的特写，文化底蕴也很深厚，这此特点加在一起，就基本上形成了余秋雨的一种文风，进一步说，就是文体。
徐林正在《余秋雨突围》一书中这样写道：“特写本来是新闻的一种体裁，用来描述当前的一个事件或场景。借用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一切特写都是当前的描述。而余秋雨恰恰把视角从当前拉回到远古，从突发性的新闻转向积淀性的文化，从现实人事的外部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心理世界。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风雨天一阁》、《苏东坡突围》、《一个王朝的背影》、《千年庭院》、《流放者的土地》、《抱愧山西》中清楚地感受到，这些篇什，恰恰是标准的秋雨散文。”徐林正先生认为，余秋雨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他的“秋雨体”。
无论别人给余秋雨的散文定位于哪一类，都是值得当代文化界重视和探讨的课题。而对于余秋雨本人来说，他最初将自己的文化基座定位于欧洲，又受亚里斯多德、黑格尔、狄德罗、萨特等哲学大师很深的影响，居然能够驾轻就熟地转变文化方向，完成《文化苦旅》等多部轰动国内外文化界的文化散文，这种功力的呈现，如果没有洞悉人性、人生、人文的博大精神情怀，和刻苦探索求知的精神，他笔下的散文哪来特立独行的潇洒，他挥洒的文字哪见洋洋的大气，他的脚步哪能走出万千故事，这种超人的思想水准和文化水准，都在余秋雨的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四、余秋雨演讲和授课的魅力
“演讲”一词，辞海这样解释：“根据意愿加以阐说；在听众面前就某一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或阐说某一事理。”然而在实践中，演讲除了以上“硬件”，还必须具备多个“软件”，如：博学多才、富有激情、口齿伶俐、思维敏捷、表达能力强等，否则就称不上演讲，只能算是讲解。演讲绝对是一门综合艺术，讲得好，听众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得到一种享受，余秋雨的演讲就达到了这种效果，凡听过他演讲的人，大都咂舌赞叹，甚至吃惊。
曾少祥在《读书生活报》上发表过一篇《听余秋雨讲课》：
1980年秋天在长沙第一次见到上海戏剧学院的余秋雨先生时，他穿件白衬衣，右手拿把伞，左手提个小黑包，裤腿还上卷着，颇像公社里的民办教师。惟有那近视镜后的两个眸子，闪烁着一种不凡的光辉。第二天听他讲演《历史剧的创作原则》，高屋建瓴，语语中的，听者们都觉得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当时我暗想，以后若能到上戏去专门读两年书，该有多好。这个愿望终于在1983年实现了。跨进校门，便碰到一个在戏文系的大专理论班老乡，而理论班的班主任便是余秋雨。‘理论老乡’一见面，一点也不话家常，而是大谈余秋雨。他告诉我，余秋雨学问好，为人也诚笃，和学生们相处甚得，颇像是一位快乐活泼的兄长……他娓娓道来，那种上海风味的普通话，格外的有韵致。
余秋雨出色的演讲并不全靠天赋，他在演讲前要揣摩，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兴趣调动起来？很快他掌握了一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演讲方法，那就是，不仅重视演讲内容的方法和技巧，还创造出一种有利于演讲推进的语境氛围。实际上，演讲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语言的艺术，它很难用一个框框界定，而是要凭自己去悟，去体会，去学习，同时还需要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不陷入平庸。
余秋雨就演讲写了一本书《台湾演讲》，由台湾尔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隐地是著名的作家和出版家，他这样叙述这部书产生的原因：“……他自己根据27场演讲的内容融合，整理成十篇文章的书稿，名为演讲，实际上早已转换成创作，可以说，《台湾演讲》就是余秋雨继《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之后引颈企盼到的第三本新书，只是这本新书，不像他昔日旅行中国山水，寻寻觅觅走出来的，这本书是典型的‘台湾制造’，没有台湾广大读者的推挤，以及用鼓掌，热情的眼神……交汇成一股温暖的巨流，他不可能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不停；没有连续的环岛演讲，自然也不会诞生一本新书。”是的，“是台湾广大读者的推挤，以及用鼓掌，热情的眼神”，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余秋雨。隐地先生所讲的都是大实话，只是他欣喜的语言远没有表达出余秋雨演讲的能量。那时还是1998年，其后的几年里，余秋雨在写作和演讲上，无论是数量和质量又有了新的突破，如果再编个“演讲续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动人的场面，正是余秋雨的演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台湾人民不得不由衷涌动起这种情感。因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人们对他的喜爱和憎恶不会带有半点勉强，在这样一个文化垃圾泛滥的年代，他的演讲恰如久旱的春雨，点点滴滴滋润在台湾人民的心里，他们在为这个时代终于涌现出一个文化精英而欢呼、鼓掌。
余秋雨评传的作者栾梅健回忆：
1996年12月，余秋雨二度来台，这次是来度假，演讲也只是安排了“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国文化思潮”与“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格”等少数几场。然而，一旦演讲开来，便迅速引起了“秋雨文化旋风”。作家隐地这样描述余秋雨演讲时罕见的激动场面：“……非但场场爆满，而且连讲台四围都挤满听众，尤其元月4日在历史博物馆的那一场，地下室的演讲厅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几乎昏倒，只好把扩音机和电视转播线拉到三楼，三楼一样挤满听众。后来画面和声音一同消失，苦等半个小时，听众并未散去，直等到修护人员接通被群众在推挤时踩断的线路，画面重新出现余秋雨演讲的神采，大家还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种演讲的声势和号召力，恐怕人们只在影片中看到过，余秋雨的名声再一次鹤起，栾梅健教授形容叫“招架不住”了。一时间，几乎台湾所有的大学都邀请他去讲课，连佛光山和花莲的慈济精舍，还有一些文化机构等也前来邀请，用“应接不暇”都不足以形容他被邀请时的热闹和繁忙程度。媒体称之为“余秋雨现象”的说法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学者们分析余秋雨演讲的轰动效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无疑是因《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而为他打造出的极高知名度。当一批批中学生拿着《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守候在演讲大厅门前，虔诚地要求余秋雨的签名时，便已注定了余秋雨的演讲会吸引众多的听众。第二个原因，当然也必须归功于余秋雨本人的演讲才能与技巧。余秋雨是教师出生，长期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因此，很懂得如何与学生沟通。而且，余秋雨对戏剧表演艺术有过深入的研究，更是懂得如何开场、如何展开、如何形成高潮。就此来看，如果将余秋雨形容为“演讲家”也许并不过分，其一，他具备演讲这方面的学养，古今中外知识信手拈来；其二，他有演讲方面的天赋，知道怎样引导并保持听众的兴趣。同时他还善于与听众互动，就像台上的歌手，牵引着观众的兴致，使其达到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著名作家周岩森听了余秋雨在郑州的演讲《我的自白》后，写了一篇《让灵魂慢慢升腾——余秋雨中原讲学小记》的文章：
1994年11月9日下午，郑州越秀酒家会议厅。余秋雨出现在众人面前。雪白的西服，健康的肤色，和气的面容，最出色的是那温文尔雅的气质。他的普通话说得清晰、坚定，和着流水般的韵律，发表了演说：我的自白。……余秋雨的自白演说在真诚的、持续不绝的掌声中结束。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精神世界、存在形态一并透示给人们。让人肃然，让人沉思……
而女作家张欣对余秋雨演讲的评价则更深入，更贴切：
第一次见到余秋雨，至少是在八年前，他到广州省剧作家协会讲课。当时剧作家许雁对我说，去听听吧，对你一定有帮助。那时候我对戏剧理解基本是零，而且已决定以写小说糊口，去听余教授的课多少有点碍于许雁的面子，但一听课，整个人就傻了，他有办法把你带入一个艺术氛围，深入浅出地讲一些新的观念，又是能迅速融会贯通的：他会在讲台上，从容地、平和地娓娓道来，几乎不用高声区和强有力的手势，却使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无论是演员还是编剧，抑或是我这类外行，都能够感知到他独有的睿智和哲思。这之后我曾多次听过余教授的课与讲座，每回都是，用一句套话说是受益匪浅。他当然不是告诉你怎么写、怎么演，相信听课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属于个人的经验，然而，具体的行为要变成形而上的理论，这是最容易让我们困惑的，不是艰涩难懂就是无所适从，记得我在北京大学作家班读西方文艺理论时，几乎没听懂过一堂课。而余教授的过人之处，恰恰是能够让你明白必须有理论指导地写作，就整体而言，它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它最本质的弱势是什么。
《余秋雨背影》的作者杨长勋听过余秋雨几次演讲，他认为余秋雨演讲最大的特点，一是控制节奏，不像惯常人们印象中的那种慷慨激昂，因此听众不会过快疲劳；再一个也很重要，演讲中余秋雨一定会出现有趣的例子和动人的故事，这是他的技巧，也成了他授课的原则，余秋雨甚至认为，讲授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例子。余秋雨在《访谈录——关于艺术修养》中这样写道：“我听过一位中年教师讲艺术理论，概念新颖，睥睨常俗，初一听确也让人气旺。可惜这位教师不能举例，一举例便露出马脚。他举的每一个艺术实例，从选择到分析都相当严肃。由此可见，他实际的艺术感受和艺术修养并不高。这种脱离审美经验而条条分析的理论，常常会把学生们折腾得非常可怜，渐渐变成了贫于审美的理论奴隶。”
如果仅停留于余秋雨会演讲实在是将他看扁了，演讲再频繁对他来说也只能算是边缘事业。作为一名学者、教授，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课堂上，他的课讲得如何呢？他的学生马小娟这样描述他上课时的精彩片断：“有几次我瞥见过表演系一女生在下面听余秋雨课时的表情，就那么一直朝着他的方向伸长着脖子，脸上一直在开放着愉快的、一成不变的笑容，弄得我反倒听不好课，老分心，一是怕她那样时间长了虚脱过去，二也是怕‘秋雨兄’在上面被她弄得也分了心，讲不好课。好在‘秋雨兄’也是见过世面的，又何况在上戏的院子里好歹也‘混’了几十年，什么样的美女什么样的表情没见过，自然是‘处变不惊’，该怎么上课还怎么上课。”
马小娟还回忆，1994年11月7日上午，余秋雨应邀到山东艺术学院讲课，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许多没有座位的同学只好挤站在墙边。余秋雨讲了三个小时，礼堂里秩序井然，鸦雀无声，站了三个小时的同学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累。最后，全场听众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对他的讲课做出最生动的评价与回报。最让马小娟记忆深刻的是老院长的一句话：“这是我们建院以来最精彩的一个讲座。”还有些学生听余秋雨的课是带着欣赏的心态来的，觉得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觉得听他的课身心舒服。最能证明余秋雨讲课吸引人的例子是，连上海戏剧学院最不守纪律的学生，或生病休息的学生，只要是余秋雨的课他们都会准时来听，用马小娟的话说，“个个变成爱听课的好学生”。
这使我想起邓丽君在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时，主持人对她作的访问。主持人说：“这个场面很感动，由此可以下一个定论，邓丽君的歌，邓丽君的人，可以算是老少皆宜，男女都爱。我在想啊，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如果让某些人来欣赏你，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让所有的人欣赏，这倒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让别人来欣赏你的？”邓丽君想了一下，笑着回答：“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不过我是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投入全部感情，今天我是歌星，我唱歌的时候，就把我所有的感情，所有的爱都用我的歌声表达出来了，内心的感受，不管是欢乐也好，寂寞也好，我都是用歌声表达出来了。”主持人接着说：“最要紧的一点，你的诚，你的纯，也把它们融合进去了。”
余秋雨的演讲和授课，除了他的水平和技巧，同样将他的感情，他的爱融合在他的知识里，与听众一起感动，一起思考，一起互动。这是他成功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也是他成功不可缺少的秘诀。
五、《文化苦旅》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