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一直亲如一家的一个和睦村庄，突然产生了邻里关系的无穷麻烦，本来一见面都要真诚地道一声“早安”的村民们，现在都怒目相向。没过多久，几乎家家户户都成了仇敌，挑衅、殴斗、报复、诅咒天天充斥其间，大家都在想方设法逃离这个恐怖的深渊。可能是教堂的神父产生了疑虑吧，花了很多精力调查缘由。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不久前搬到村子里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个爱拨弄是非的长舌妇，全部恶果都来自于她不负责任的窃窃私语。村民知道上了当，不再理这个女人，她后来很快搬走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村民之间的关系再也无法修复。解除了一些误会，澄清了一些谣言，表层关系不再紧张，然而从此以后，人们的笑脸不再自然，即使在礼貌的言词背后也有一双看不见的疑虑眼睛在晃动，大家很少往来，一到夜间，早早地关起门来，谁也不理谁。
余秋雨通过对小人的研究，接通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两大主题：缺少精神归宿，正是造成各种社会灾难的主因。因此，最大的灾难是小人灾难，最大的废墟是人格废墟。
余秋雨在《山居笔记》这样写道：“中国文化从来离不开灾难。我借清初和清末的民族主义激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思维灾难，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重生父母的生存灾难；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贫困的灾难。”这是余秋雨谈该书的第一部分即：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他继续写道：“正因为灾难，文化更具备了寻找精神归宿的迫切性。我借自己的家乡来讨论狭义的精神家园，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借科举制度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官场、世俗化过程中的变异，借魏晋名士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反官场、反世俗方面的固守。”
《抱愧山西》点出了一个很多人不甚了解的秘密：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是山西！而且，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而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先进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这真有点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味道，在人们的印象中，山西在中国是一个贫穷的省份，从民歌《走西口》中就可得知，人们因贫穷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歌调虽昂扬高亢，却隐藏不住哀戚无奈的境遇。还有“大寨”，流传一个顺口溜：“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全村东西长2公里，南北1公里，总面积为1.88平方公里。在解放前，全村700多亩土地就有4700多块，全部斜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只是后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顽强拼搏，才改变了旧貌，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从此大寨走向全国，闻名于世界。尽管基本摆脱了贫困，但山西在人们的心中大体还是只能和贫穷联系起来，似乎这才是真实的山西。
但事实和数据是不容辩驳的，这也是余秋雨考察和研究了山西之后作出的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让人惊讶的结论：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当然，如果仅限于“商”和“钱”，山西人最多也只能算是有钱没格调的俗人。要注意的是，在谈山西的富时，余秋雨的眼光并不局限于“商”和“钱”的层次上，他所看到的山西的富是全方位的，是定位在文化意义上的，如果失去文化意义上的富，这种富就不是大富，用一种人们心照不宣的话说叫：“富而不贵”。
为了印证山西不仅富而且贵，余秋雨描述了自己在山西考察的实际感受：离开平遥后来到祁县的乔家大院，一踏进大门就立即理解了当年宋霭龄女士在长途旅行后大吃一惊的原因：进门一条气势宏伟的甬道把整个住宅划分成好些个独立的世界，而每个世界都是中国古典建筑学中叹为观止的一流构建。余秋雨还特别点到了张艺谋在这里拍摄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景观，人们不难从中感受到山西历史的悠久与富饶。
余秋雨谈山西人的富，意寓着一个更高的起点，他们无一不是经过一场超越环境、超越家世的严酷搏斗，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余秋雨列举万历《汾州府志》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是的，很多时候，人们无法改变自然，却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能以这种迂回的生活方式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智慧的山西人知道天地之辽阔知道在这个地球上除了脚下贫瘠的土地，必定有比脚下土地富饶的土地，也知道，除了土地，还有能发挥自己其它才能的地方，于是他们想到了“走西口”。
“走西口”，在人们的理解中，就是山西贫穷的农民为了生计而背井离乡，这种理解对也不完全对，因为穷确实是“走西口”的起因，但正因为“走了西口”，山西的这拨贫穷农民才由此摆脱了穷困。他们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有着读书人的大智若愚：口外，大片的肥沃土地需要人耕种；当时战争频频，驻防军需要粮食，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他们将塞北的毛皮、呢绒运到内地交易，有的在不长的时间便成了显赫的商人；由于商贩们的需求，又创建了施舍、客店、饭庄，他们就是这样边走边动脑筋，他们就是这样终于找到了一条生财的道路，“走西口”不仅让山西人摆脱了贫困，也让山西人摆脱了奴役，开辟了一条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致富道路，这种致富的景观是恢弘的，也是凄楚的，正如任何一条成功的路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定会有牺牲者。余秋雨举了一个例子，交城县徐学颜的父亲远行关东做生意二十余年杳无音信，徐学颜长途跋涉到关东寻找，一直找到吉林省东北端的一个村庄，才遇到一个乡亲。乡亲告诉他，他父亲早已死了七年。这个故事在众多的“走西口”人中只是一个缩影，多少难以想象的艰苦经历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淡去，人们早已习惯了种种凄惨，也就习惯了“走西口”，在他们的眼里，只要“走西口”的人，无论生或死都是光荣的，他们“杀”出的是一条血路，留下的却是一条金光大道。
关于“走西口”，余秋雨提出了一个话题：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合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也可称之为商业人格。余秋雨认为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质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从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这种心态在中国长久未能普及。士、农、工、商，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商人处于末位。
其二，目光远大。最能显现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他们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
其三，讲究信义。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算了；一个店欠了另一个店千元现洋，还不出，借出店为了照顾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让它象征性地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它，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
其四，严于管理。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内部机制上改变了一般的雇佣关系，把财东和总经理的关系纳入规范，总经理负有经营管理的全责，财东老板除发现总经理有积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平时不能随便地颐指气使；职员须订立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察升迁，数目不小的高级职员和股东共享，到期分红，使整个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相关、情同一家；总号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进一步制定分号向总号的报账规则、分号职工的书信、汇款、省亲规则。
余秋雨以上总结出了山西商人的人格，并进一步指出：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
余秋雨在肯定了山西商人人格的同时，也指出他们人格结构中脆弱的一面，也是最深刻的一面：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学术头脑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靠钱财发言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
说穿了，他们只能落俗于“商人且富不贵”的怪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永远制约于经济基础，有了这种制约，经济也就成了上层建筑把玩的附属品。只是无论怎样说，就富而论，山西首当其冲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我们应当尊重山西人，尤其要尊重山西人的精神：善于思考、执着顽强、朴实无华的精神。
行走、考证、推敲、铺展，再加上诗一般的语言，余秋雨将《山居笔记》再次演绎到一个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然而，从写这本书的一开始，余秋雨对自己的要求就是那样的苛刻也是那样的我行我素：
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山间居舍里开始这本书的写作的。我显然已经不在乎写出来的东西算不算散文，只想借着《文化苦旅》已经开始的对话方式，把内容引向更巨大、更让人气闷的历史难题。朋友初见面不妨谈得轻松一点，但是谈得知心了，就想把深埋心底的苦楚畅吐一快，吐露出来的一切可能会令朋友皱眉，然而这是朋友的义务，知心的代价。连已经习惯了《文化苦旅》表述风格的读者也可能会对《山居笔记》不习惯，这没有办法了，既然我的文思已经无可奈何地进入了深秋，那么只能让不厌弃我的读者一起来消受寒风和残荣，真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