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还惊喜地发现，中国戏曲理论宝库中绝大部分最珍贵的建树实际上是昆曲理论。可见昆曲的根基之扎实，假如没有这些理论家，艺术就如一支长在浮萍上的花草，是经不起推敲的。昆曲坚守着戏剧理论这一理性思路，起点之高也是任何戏剧无法比拟的。余秋雨注意到，尤其到了万历年间，以汤显祖、沈璟的出色理论成果和著名理论对峙为标志，加以潘之恒的表演理论以及胡应麟、徐复诈、藏懋循、吕天成等人的论述，整体理论水准一下子提高，此后又有极为厚重的王骥德的《曲律》。清代的李渔更是一个伟大的戏曲理论家，他在昆曲研究领域卓有成效，著有表演理论《黎园原》，对一些著名的昆曲剧目他也加以评论，从而提升了昆曲的价值品位，使其不断走向成熟。
2001年12月，由苏州市人民政府和苏州大学共同创办的中国昆曲研究中心成立。这预示着昆曲没有走远，它转动着柔美的身姿向我们走来，向着热爱它的观众走来。
六、余秋雨与傩戏、傩舞文化
余秋雨研究戏剧，不仅研究戏剧形态成熟的昆曲，也研究原始形态的演剧方式傩戏、傩舞，这种戏剧只在中国很多边远贫困地区保留着，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它的存在必然有它的道理，余秋雨决定去寻访。但他知道，傩戏、傩舞是老一辈人留下来的，现代人已很少继承，如果不抓紧时间去寻访，或许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余秋雨首先来到安徽贵池山区的刘村，他曾听人说，这里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戏种：驱煞春傩。果然，这种由村民演出的戏着实让余秋雨大开了眼界，不仅如此，当地的民俗也很奇特，比如，他们说的“腰台”，就是平常人说的消夜，农民演出到半夜就要吃“腰台”，吃完后再演到天亮，那个“腰”字就是半夜的意思，想来也有些道理，很形象的。
“腰台”的吃法也是有些吓人的，几锅肥肉，一篚馒头，两坛烈酒，人们围在一起，吃得很是有味，很是热闹，没有一个是怕吃多了长胖的人，余秋雨也吃了几口。吃过“腰台”后，几乎人人都参加到跳舞的队伍，不分村庄、田埂，一眼望去，到处都是舞台。
第二天一清早，余秋雨就赶早班的江轮，江轮十分拥挤，一夜的收获就如这江轮，将他此时的心塞得满满当当。余秋雨想，除了傩戏的材料需要补充到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他的整个学术研究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了。余秋雨就是这样，走到哪里都注意观察他所研究的戏剧，无论是高雅的，还是粗俗的，在他眼里，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只有质量的高低。正因他立足于学府和民间之间，他的研究成果才广博而精细，严肃而生动。此时他想起了八年前，他也是站在江轮上，下决心要独自攀登学术的殿堂，今天同样是站在江轮上，他又下了独自出走的决心。这难道是巧合，或者是上天的有意安排，余秋雨不得而知，但他相信，江水是好的预兆，他前面的路又会越走越宽了。
他回去后，将关于傩戏的研究论文写了出来，像以前一样，论文完成后他又一次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正在这时，文化部通知余秋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最后余秋雨在无法推托的情况下，承担了这个重任，但他必须要把考察傩文化的总结《论中国现存原始演剧形态的美学特征》写完。在他的心里，学术研究永远是他生命中的重头戏，是他实实在在有价值的工作。他明白，先人留存下来的戏剧成果虽然厚重而绚烂，但毕竟是有限的，只有不断地探索、挖掘，中国的戏剧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在世界戏剧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戏剧是中国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余秋雨正是怀着这样一种责任感去研究他所热爱的戏剧事业。“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是当今社会对人的一种基本要求，换句话说，人只要有信仰、有斗志，奇迹就可以出现，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久，余秋雨的《论中国现存原始演剧形态的美学特征》中文本，发表在北京的《戏剧研究》学刊上，它的英文本，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亚洲戏剧》学刊上，题为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Chinese Theatre，影响较大。可以想象，在上任院长的节骨眼上，余秋雨却能做到面面俱到，如果没有一种忘我的奉献精神，过硬的综合素质，这是不可想象的。
这篇关于傩戏的论文对余秋雨其实是一个挑战，其主要题材不像以往来自于书本，而是纯粹来自于他本人的考察，具有极强的原创性，这使得他在国际学术界开始崭露头角。余秋雨关于傩戏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起步，后面的工作还很多，他还在不断地将研究进行下去。
七、艺术与写作
艺术对于文学来说，是它的魂魄，文学作品的艺术气息越浓厚，它的价值含量也越高。文学主要体现在语言上，故事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比喻、夸张、形容、拟人、拟物、意境和诗意的语言，那么这部作品充其量只能算作一本“流水帐”。对于艺术，有一种通常说法叫：“灵气”，就是这个道理，有“灵气”的作者能使万事万物为他所用，信手拈来的感觉。艺术不是本身就有的，它有一种渐进、演化的过程，比如中国最早的《易经》、《尚书》是没有多少艺术含量的，只能算做记言记事，尔后为了更好地交流思想感情，逐渐有了记叙、描写、议论、说明、抒情等笔法和各种各样的修饰手法。又经过数千年的演进，便有了辞赋、史传、奏疏、小说、散文、游记、杂文、小品、报告文学、通讯、调查报告等文体。
《艺术创造论》中，余秋雨在谈到如何将平时的工作转换为艺术时，他这样启示我们：
当我们听到一些艺术家宣称，他们在写修建铁路题材、海洋考察题材、农村改革题材的时候，总不免有一些担忧。这些题材都是重要的，但要成为艺术作品，就必须把修建中的铁路延伸到人生的通道里，把海洋考察变成一种人生考察，把农村改革与广大农村的人生观念变革联系起来。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人生。只有通向人生的道路，才可能是艺术的道路。
余秋雨说的这种人生就是人文学，因为文学是人学，没有任何学科
能像要求文学作品这样要求了解人的内心世界，揣摩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只有将以上说的这些题材升华到人生的通道，变成一种人生考察，同时与人生联系起来，才能提升主题的意义，即将平实的、枯燥的、机械的、甚至没有生气的东西转换成艺术，也就是提升为一种精神，提升为一种既实用，又有血有肉，生机勃勃的艺术作品。
关于人生，在《最后一课》里，余秋雨并不赞同有些著名学者在写到人生时的那种说教方式：“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参与谈论，像欧洲的那个培根，但不知怎么一谈人生就丢开了推理分析过程，只剩下了一堆武断的感想和结论，谈起来也很顺畅，一到实际生活中就显得过于浅陋，联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经历，这些谈论价值自然就不会很高。”从余秋雨的这段话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既浪漫又严谨的学者风范，他的文章如果不是“走”出来的，就不会有这样的体会，因此，有理有据有说服力是余秋雨文章能站得住脚的重要原因之一。
余秋雨的文章总是给人一种清风朗月的感觉，很高雅，很优美，属于“阳春白雪”类，但他也能接纳别人文章的“俗”。他的学生马小娟将自己发不出去的小说拿给余秋雨看，她在《吾师余秋雨》一书中回忆时说：“你的小说我都看了，他说，总是让人兴奋，写得很不老实，还有点黄，但是很明朗，很干净，不过它们总像是一幅很好的油画，却没有上框子。”余秋雨对待学生很少批评，总是以鼓励的语气鞭策学生，总看到学生的长处，就是偶尔批评，语气也很缓和，不会让学生下不了台，这也是余秋雨的语言，是另一种语言，也许这种语言从某种角度讲，比他书面的语言更重要，因为，这更能体现出他的宽容、厚道。
关于写作，余秋雨1999年5月21日在《中国妇女报》答记者问时有这样的对话：
问：你是个非常喜欢到处旅行的人，而且现在足迹也差不多踏遍了国内名胜，那么这种“行万里路”的阅历，是否也能给你的写作，注入进许多的天地灵气？
余：我觉得这些年的写作，甚至包括我年轻时写的作文，可能比别人多的一个优势就在于，我曾经生长于南方的山区。比如那时候我和同班级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同学相比较，我可以在作文里讲到山峰、瀑布、溪流，这样的树，那样的鸟；我想这些就是山川、河流赋予的某种灵气。而且我从小就看见了，不被城市高楼所障碍的自然气魄是怎么一副样子。
那么现在我走了很多地方，这种旅行的生活，当然给了我更多的自然灵感。因为世界上的美景实在太多，天地造化之灵巧，实在太出乎人们的想象了。所以我最近有一次在给大学生的演讲中说到这样一个问题：面对高山大川，再多谈文化，实在是非常不恭敬的。因为在自然界面前，文化其实只是非常渺然小气的一角。如果面对滔天洪水面对巍巍高峰，我们居然不懂得什么是敬畏，不明白人类身躯的渺小，还在叽叽喳喳谈什么文化，就会显得太不虔诚和做作了。所以我认为人的生命对大自然，不要过于骄傲，而文化对于天地的整体气氛，也不要过于嚣张。
问：为什么在你文章的字里行间，总内含着一种从容和悲凉的气氛？
余：像我这一代人，如果又经常是处在深思熟虑之中，那么在谈中国历史的时候，内心当中如果没有一点悲情的话，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从容又是哪儿来的呢，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性情非常急躁的人，A型血的人嘛，大都会有这样一个阶段。但是有一点比较重要，那就是当我一旦进入某项学术研究的时候，都是要一本著作一本著作地啃下来。我记得自己完成第一本学术著作的时候，那时候我才30岁，写作的当时，各方面资料又非常匮乏，所以就只能去图书馆，找外文原著自己一点一点地翻译，浮躁不得也着急不得。之后又这样写了几本学术著作，心气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平静下来了，因为面对学问，你只能踏踏实实地认真研究。有了这样十年的磨砺，我才算做到了能对写作气定神闲。所以我当时不参与任何有关文艺的各种论争，比如大家吵来吵去，无非就是吵一个什么观念该不该或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化，最需要的不是这种论争，而是应当大家平心静气坐下来，仔细研究一些问题。
山村的生活和后来不断地旅行，在写作上实在给了余秋雨太多别人没有的灵性，但有了生活并不等于写作一定能成功，惟有将生活和写作溶入一体，观察生活、品味生活、然后再剖析生活，才能达到一种境界，写出来的文章也才能独树一帜，这或许就是余秋雨的文章能称其为艺术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