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余秋雨和马兰的爱情
余秋雨和马兰从来不接受记者关于他们爱情的采访，他们非常清楚，爱情永远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事，他们该对记者和外人谈的只是专业和艺术。有些记者就是冲着他们的爱情来，也知道他们会拒绝，不敢直奔主题，绕了好大圈子才小心翼翼地提到他们的爱情，想让他们感觉只是在谈事业的时候自然过渡到爱情，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会悄悄绕过去，于是大家都心领神会地相视一笑。然而对于记者这个职业来说，越是得不到的东西，他们越感兴趣。记得新闻采访学的课本上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被采访者拒绝采访，从门进不去，你就要学会从窗子里跳进去。”因此，全国不知有多少大小报纸的记者为了探到余秋雨和马兰的私生活而煞费苦心。然而，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们的爱情虽然不像小说里那样爱得死去活来，难舍难分，但踏实而真诚，轻松又充实，他们之间没有感情危机，很从容和自信。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说余秋雨和马兰已离婚，我感到非常吃惊，没过几天就有文章出来辟谣，我相信，爱情这个东西是需要缘分的，而维持爱情却需要素质和境界，余秋雨和马兰有着共同的爱好，性格相投，真诚相爱，我想这些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谁刻意地去考验谁，人生一世，能像他们这样爱一场也不枉在这世上走一趟。
余秋雨和马兰相识可说是一见钟情。八四年上海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余秋雨任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兰饰安徽参演剧目《无事生非》女主角，互不认识。学术研究会上，他说安徽那台戏中的女主角，演绎之好是在全上海找不到的。她辗转听说后，很是欣喜，两人开始通信。第二次她到上海演出《遥指杏花村》，他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年仅四十，是那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也去看。看完后，和众人一起登台祝贺。在大群名人中间，她一眼辨认出他，说你一定是余院长罢？这才正式相识。那天，他劝说，这出戏不适合你，明天不要演了。她言听计从。第二天上海报纸登出消息，说马兰因病不演，换了B角。他们从谈艺而相恋。“我们比较恩爱。两个人不可能有任何吵架或什么，我不能想像和她这样一个人会拌嘴，我理解她作为一个演员的难处，她也理解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习惯。不是经常在一起，反而好呀，反而有一种很想念的感觉。”对爱情既理性又感性就是他们能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秘诀所在，多为对方想，不论是对待爱情还是对待亲情、友情，再坚硬的顽石也会因此而溶化，这就是智者的爱情。
余秋雨和马兰结婚多年，他很少在报刊公开谈马兰，只是在《霜冷长河》“秋千架”（代后记）中平实、亲和地谈到他和马兰，还称赞马兰是一位连坏人都崇拜的人：“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新疆乌鲁木齐郊外的一个风景点玩，那里刚刚发生过抢劫殴斗事件，几个主要肇事者已被铐在景区派出所的石栏杆上，准备押走，游人们指指点点围观着。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游客们知道了我是谁的丈夫，兴趣点全都转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几个铐在铁栏杆上的犯人，也都笑着向我点头！”余秋雨当然深感幸福和自豪了，甚至比别人对他的崇敬更感幸福，这说明他不光事业是成功的，婚姻也是成功的，赞扬马兰在他看来也就等于赞扬他，赞扬他人格的完美，事业的完美。因为一个境界、品味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找到一个在公众看来值得崇敬的人，做人的成功不可能刻意，均在不经意中。
余秋雨爱马兰，体现在点点滴滴上，只要有人夸奖马兰，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比如，有年余秋雨接到美国靳羽西小姐的电话，称妻子被评上“亚洲最美丽的女人”。他告诉了马兰，马兰虽然高兴，可她很低调，说此事千万别传出去，否则人家会倒吸冷气，冻坏牙根。
余秋雨也很幽默，在电话里问羽西是不是搞错了一个洲，是非洲吧？羽西笑了，说他们是在很大范围内向很多男人和部分女人作了问卷调查，才选出来的。余秋雨身为马兰的丈夫也真沾光不少，他当然不会喜形于色，而是幽默地面对知道或不知道马兰是他妻子的人。比如，余秋雨有年在台湾，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学大师在送别他时顺便打听马兰：“我这个老和尚一般不看电视，但前不久在美国竟然用两个通宵看完了一部，叫《严凤英》。我想请那位女主角出席世界弘法大会，你能联络到吗？”
余秋雨平静地说：“能联络到，比较方便。”余秋雨此时的心情肯定是无以言表的，知识分子有时就是这样，越激动，越不动声色，就像一只打足气的皮球，只有在这种状态下，皮球才是最完美的，一旦泄气，这种美好的状态也就不存在了。对于余秋雨来说，最看重的还是马兰的人品。
有年马兰主演的《秋千架》剧组没钱，她在她妈妈那里拿了一笔钱才赶到南京录音，录音完，连夜坐长途汽车到连云港演出。余秋雨想到从南京赶到连云港路上得八九个小时，就劝她不去了。马兰告诉他，她不去，那里就不接受她们剧院了，这样的话，剧院的父老乡亲在春节前就没有什么经济收入。而在连云港演出完，她马上又要坐八九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回安徽贵池，等待她的是一个全国性的行业会议，各地代表都想见见马兰。
对于马兰，这种毫无名利的奔波，余秋雨称是家常便饭。他最担心的是马兰的身体。马兰从小练功和频繁地演出，落下了颈椎和腰椎的病，可马兰长期作为整个剧种的首席演员，她只能顾全大局来承担剧院沉重的责任。因为，各地对剧院演出的邀请，都要看有没有马兰参加，这自然给了她很大的压力，时间一长，压力便成了循规蹈矩的动力，如同一部机器，一不转动就出不了产品。余秋雨认为，在目前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中，马兰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许多有可观报酬的演出活动不去，而在一些厂矿企业、油田码头的公益演出她却从不拒绝，而且一去就是三四十天；而另一半时间用在策划创作剧目上，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
余秋雨这样称赞夫人马兰：
她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又是一个有文化良知的人。我们一起看外国名著，或者谈论中国历史现实，她经常会谈得眼泪汪汪。安徽不可能放她走，名义上我们是分居两地，恰好她的文化观念也和我一样，也是一个自由人。戏院里，她挂着一个副院长名义，一年演出四十场，其余时间就可以和我在一起，不过，老一辈的演员在各城市演出，收入不高，只要她肯加入演出，票价就可以提高五倍，甚至十倍。所以，有时虽然她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但只要她感情一冲动，又跑去帮别人演出，一两个月以后回到家里，累得人不像人！我很同情她，因为她非常无奈。
余秋雨为马兰量身定做的《秋千架》再次提升了马兰，有人却幽默地把《秋千架》和余秋雨写的一篇文章串联起来：“几年来，她一会儿对我说，今后说什么也不能把我牵扯进去了；一会儿又觉得我写作更苦更伤心，还不如继续继续帮她搞戏。说来说去，两头都无法落脚。多享受一点家庭气氛吧，前两天安徽一家报纸刊登文章，说‘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样的情感方式，是放弃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这种批判语气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永远显得义正词严？结果是，写作不行，演戏不行，回家也不行。只能荡在秋千上。”正如余秋雨在《霜冷长河》（代后记）说马兰的一句话：“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为无法摆脱一个不小的怪圈。”确实，名人要保持这个“名”就得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很大程度上不只是为了钱，而是为那份辉煌，那份被人仰视的感觉。
有人称余秋雨和马兰是“才子佳人”的典型，余秋雨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说自己已早过了才子的年龄，马兰也从来不认为自己长得漂亮，她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有才能的艺术家，他们的结合只是和艺术有关而已，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觉得能在一起过日子，感觉舒服。
对于爱情和婚姻，余秋雨认为一定要完全靠自己的心去培植，去维护，去生生不息地付出互相的关爱，而不是大家没有责任感地互相窥视，互相指责。这就是余秋雨和马兰的爱情，平实而又灿烂。
余秋雨对马兰的爱慕，有些话是方便说的，有些话是不好意思说的。他曾经在答记者问时说，他喜欢高贵气，并解释，他指的“贵”不一定都是形态，而是灵魂。他举例，比如德兰修女，他觉得她很高贵。我想余秋雨或许是在暗指马兰吧，尽管马兰不是修女，但马兰看上去确实有些高贵。
二、“学者明星”的由来
余秋雨从一个倍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书学者和作家，到报纸上频繁出现攻击他的文章，大概还是因为他频繁上电视。对此，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媒体又纷纷采访余秋雨，让他对此事谈谈自己的看法。《文友》杂志记者：
“有人说你是学者兼明星式的人物，您对此有何意见？”
余秋雨直截了当回答：“我完全不拒绝现代传媒，上电视为什么不可以？只不过介质不同。鲁迅当年写小说，白话文上《晨报》副刊。真正有文化良知的人不吝于把自己的声音送到每一个平民的耳朵里，为什么要在象牙塔、小庭院里孤芳自赏，以自闭的方式保存文化的崇高感、充当文化贵族？我的体验、感悟是与生活的土地生息与共的，上电视其实只是在走向通俗，走向大众。在这一点上我不赞成钱钟书的观点。杨绛曾经说，他们就像红木家具一样，稍微一碰就会散架。事实上，很多时候媒体需要专家发表他们的意见、看法，而真正在电视屏幕上谈吐、形象合格的人并不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不要上电视，就跟慈禧当年与大臣商议要不要坐火车一样可笑。”
记者在北京钓鱼台见到来参加《世界时装之苑——ELLE》十周年座谈会的余秋雨时也问到此事，他说：“其实电视台、报纸要采访我的人非常多，那我只接受了其中的1/10都不到，因为我一年在大城市的时间也就四五个月，其它时间都在考察嘛。”
记者反讥：“很多人对你的愤怒，可能还是你的曝光率，尤其是对电视的热衷参与，让人看着不顺眼。”
余秋雨答：“可能有一点情况大家很少有人知道，电视是我的主要专业，戏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课就是电视文化，我们电视导演班，我是主课老师。电视台很多导演都是我的学生，很多人说‘你是著名学者，不应该参与电视’的时候忘了，这个‘著名学者’学的是什么，电视学呀。还有人责问为什么给青年演员的文集写序言，我作为戏剧学的专业，青年演员就是我们培养的，我是为学生写序呀，有什么不可以。”
余秋雨在接受读者采访时说，他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他在书斋里的时间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言论，希望余秋雨回到书斋里，沉下心来做学问，不要成天东奔西跑，经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对此余秋雨说，他只是偶尔出来露露面，上电视的时间很少。“比如我一天工作14小时，而在电视上的时间只有1小时，读书、研究、思考、写文章的时间还有13个小时呢！况且我也不是天天上电视。”余秋雨说，他的基本工作还是学术研究。在上海戏剧学院，他主持了一个戏剧文化学博士点，任首席导师，带了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同时，他还在进行戏剧人类学和中国原始表演方面的研究，这些课题在国内学术界仍处于领先地位。现在，无论哪里出现什么新的有价值的学术话题，他都能很快地捕捉到，储存到自己的记忆里。
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学者除了在书斋里埋头读书做学问之外，也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关注社会生活，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因为社会需要文化，普通老百姓也需要得到文化关怀。而且，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学术研究，可能是更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余秋雨说，他平时不听报告，不开会，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实际上是个比较纯粹的文化人，在社会多元化的时代，一个文化人有选择自己文化生活的权利和自由，不应该受到无端的批评。
一个学者到底该不该上电视，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些滑稽，电视难道就只是为那帮演员开的吗？难道电视除了娱乐就不应该有文化输入的功能吗？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难道电视仅仅只是为广大人民提供娱乐的消遣工具吗？当然不是这样。电视是一个传播工具，它应该为广大群众提供各式各样的精神食粮，既提供娱乐产品，也需要更多像余秋雨这样有学问的人通过电视来传播知识。《百家讲坛》之所以受欢迎也是这个道理。正如余秋雨自己所说：“一个文化人有选择自己文化生活的权利和自由，不应该受到无端的批评。”余秋雨的这段话多少有些无奈的成分，再说，上电视也不是他主动非要去上电视，也是电视台节目的需要，而且只要他一上电视，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就高，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广大观众的需求，就如同他的书畅销一样，也是读者的需求。余秋雨在回击这些人的时候，居然无奈地说到电视是他的专业，即“电视文化”专业，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去解释，是不是电视文化专业与上电视毫无关系，作为一个学者、作家，上电视讲学没有丝毫的错，还是那句话，只要观众需要，能上电视讲学应引以为骄傲，不要去理会那些“酸葡萄”。
1998年，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大学生最喜欢的学者”专题系列，余秋雨受欢迎的程度为众多学者中名列第一。有关电视明星的争论也引起了学生的关注。其中一位叫王丽宙的同学还专门向余秋雨写了一封信：
余教授：
我看到一些报刊在谈您时，常常会表达一种遗憾，觉得您作为一个学者，与电视太亲近了，并由此引起反复讨论。这事在我们学生宿舍里也引起争论，多数读者认为现代文化没有必要拒绝传媒，但也有一此同学同意报刊上的那些意见，认为学者还是集中精力钻研学问为好。我很想听听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果没有时间详谈，只须告诉我，是您对电视台的邀请盛情难却，还是本来就有主动性。
余秋雨回了信：
丽宙：
是我本来就有主动性。不少朋友希望我不要过于亲近电视，安心钻研自己的学问，这完全是好意。但是，这些好心的朋友不知道，电视文化正恰是我“自己的学问”，而且是学术主业之一，也是我主持的博士点的专业科目。我不能因为写了几篇散文，就要放弃我的学术主业。一个木匠空下来也能炒几个菜，但不能说他干木匠活是不务正业。我亲近电视，就是木匠亲近他的墨线锯刨。
但是，我倒由此想到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为什么我们文化界一想到学问，便立即产生一个约定俗成的范围，几乎不会想到诸如电视文化这样的领域呢？
二、如果不以电视文化为专业的其他学者，在电视上做了几次谈话节目，算不算不务正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