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余秋雨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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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读书世家润秋雨(3)

第二家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属,不同的是那军人是军官,那家属是妻子。先在北方驻守,后来移师舟山,离家很近,就是不回来看一看。妻子天天在家着急,以为他死了,哭哭啼啼地去找乡长、村长,乡长告诉她,如果战死会有通报。有了一线希望后,她叫余秋雨一封封地往部队写信。终于等到她丈夫回了一封信,说自己受了伤,没法写信。他妻子听后又着急了,二话没说就照着地址找了去。没想见到丈夫后得到的却是要跟她离婚的消息。

第三家是余秋雨南面隔了一个晒稻场的异姓人家。那家的男主人参加了公路修筑队,几乎隔两天就换一个住宿地,他妻子让余秋雨写的信一般都收不到,只能等他来信,但写来很少的几个字都说不清楚,要让余秋雨猜半天。她妻子是文盲,总是不服气余秋雨当着乡亲说她丈夫的信写得不好,让她很没面子,每每这时,她便会对旁边看热闹的人说:“秋雨太小了,读信不容易,再读几年书,就好了。”说完他让余秋雨给他丈夫回信时要他在信中对他丈夫说,下次来信时要写得浅白一点,不能太深奥。搞得小小年纪的余秋雨不知如何对待这个大妈。

从读信、写信中,小小年纪的余秋雨渐渐懂得了大人们的人情世故。晚饭后是余秋雨记工分的时间,每天晚上当余秋雨和小伙伴钻在草堆、树丛里玩耍的时候,就会忽然传来呼唤余秋雨名字的声音,其他小男孩就会嘿嘿地笑他:你又要去记工分了!

正玩得性起的余秋雨当然会有些不乐意,他悻悻地走回家。不过只要听到屋内乡亲们的赞扬,他小小的虚荣心也就“悠”地上来,乐颠颠地坐在了桌子旁。

自从母亲将这一切都交给余秋雨之后就再也没有过问,她觉得她这个只有八岁多的儿子有能力完成好。

年终结账那天,家中里三层、外三层将余秋雨围了个严严实实。余秋雨按工分分配好了各家的收入,乡亲们正想回去,那个要余秋雨写信的讨饭奶奶突然拦住了乡亲。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算了一年账,怎么可以一点东西也不分?”

讨饭奶奶的话是有分量的,他儿子是当时最吃香的志愿军,乡亲都很尊敬她。讨饭奶奶的一句话让余秋雨分到了十斤蚕豆,十斤土豆。乡亲们摸着余秋雨的头,爱怜地说,你真能干,八岁就以可挣工分了。

余秋雨这挣得的粮食吃起来格外安逸。他是这样安排这些粮食的。干蚕豆炒着吃,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然后到学校,下课时就向同学们夸耀这是他分的“工分”。

七、漂亮的乡村女教师

余秋雨读小学时对他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几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后来他听说她们来此教书,都有逃婚的嫌疑。她们刚来的时候,学校还在一个简陋破烂的尼姑庵里。年轻的女教师们上课时总是红着脸,细声细气的。她们身上那种传统女性的气质透过她们的谈吐举止无时不在传达着一种多维的信息,她们是母性的,她们是温柔的,她们是典雅的,她们是可亲的,她们是崇高的,总之,她们身上有着乡村文盲妇女无法取代的神韵和个性精髓。然而,她们又是柔中有刚的,她们会在学生处于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一位十五岁的女孩名叫河英,她为了读书,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逃婚到了学校。女教师们深知,那些还未成年就嫁人的女孩,她们的命运无疑是悲惨的。没有文化,她们将永远无法自我完善。她们应该也必须帮助女孩从即将陷入的痛苦深渊中解脱出来。

傍晚,女教师们牵着河英的手,翻过山到了她家。她们耐心地向河英的父母阐述没有文化带来的恶果,以及男女只有平等才能争取幸福的道理。最后她们终于说通了河英的父母。在那样一个封建家长制的年代,在那样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女教师们为河英争取到的自由,意义深远。

女教师们的敬业精神更让余秋雨受益匪浅。那时乡村学校的条件极差。到了晚上,整个村子一片漆黑,惟有女教师宿舍的灯总是亮着。她们当时点的是玻璃罩煤油灯,那种灯现在即使在乡村也基本没人用了。在煤油灯下干活和学习,用不了两个小时,鼻孔里全是黑的,一擦黑油腻腻。不过她们似乎都不在乎这些,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而是每天在煤油灯下备课到深夜。祖母、母亲、年轻女教师,中国女性特有的勤劳、善良、聪颖、智慧的品德如一支支怒放的蔷薇,永远开放在了余秋雨的心里。

八、储藏室变成“学习室”

余秋雨担当着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责任,他在思考着他这个年龄本不该思考的人情冷暖,他的身躯仿佛被一条沉重的鞭子追赶,他的大脑在膨胀,他已不能循规蹈矩地生活。强化、强化,他的社会角色在强化,最终强化着他的意志。他必须超前,他必须坚强,他必须与别人不一样,只有这样,他才能与乡亲和家人对他的期望合拍。

余秋雨有时也深感力不从心,但那些已经取得的荣誉一直在鞭策着他和他的家人。人们已习惯于仰望于他。他不能令家人失望,也不能让那些善良的乡亲们失望。有人说,培养一个绅士需要三代人的时间,那么,培养一个神童同样需要几代人不懈地努力。

或许是心灵感应,余秋雨从小就对卧房东侧的储藏室,俗称“堂楼顶”感兴趣,觉得那里很神秘。长辈们说,那里经常有黄鼠狼出没。余秋雨总觉得黄鼠狼与故事里的狐仙差不多,会作怪。有一次他真的看见了黄鼠狼,倒还觉得黄鼠狼的模样挺可爱的。那时余秋雨对画画已很感兴趣,便凭着那一眼的深刻记忆将黄鼠狼画了出来。结果祖母、母亲和乡亲看了都说他将黄鼠狼的特征画出来了,同时也指出了有些不太像的地方。此后,余秋雨便就对黄鼠狼着了迷,只要有时间就蹲在储藏室的角落,期待着黄鼠狼的再次出现。时间一长,余秋雨终于将黄鼠狼画得惟妙惟肖。

到了高年级时,余秋雨的学习兴趣十分广泛,闲下来时总爱看一些古代的文学书籍,而且对画画也十分痴迷。这样他就完全没有时间享受和伙伴在一起玩的快乐了。

为了能安静地读书,自由地分配自己的业余时间,余秋雨告诉母亲,他想独自住到储藏室里。祖母和母亲知道后很吃惊,但听了余秋雨的想法后也就同意了。就在当天,余秋雨和母亲将储藏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北窗口放了一张书桌,书桌边有一个谷仓,余秋雨拿起毛笔在仓壁上写了“学习室”三个字,又用美术体写了“身体好”、“学习好”、“时刻准备着”。写完,他舒展了一下身子,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轻松。也就是从那天起,这块小小天地给他开辟了一条道路,一条通往文学的道路。尽管那时他在文学上还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可一旦走上这条路,他就选准了一个座标,他默默地朝着这个座标奋进,直到站在高高的金字塔尖。俯视的感觉是美好的,但美好的后面却是无数艰辛的铺垫。小小的余秋雨对生活的认识已经很“老到”了,他义无反顾地朝着高高的金字塔攀登着。

储藏室里的财富是他早先没有想到的,他发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留下的大量书籍。他拂去上面厚厚的灰尘,如饥如渴地一本本地读下去。他陶醉了,他忘情了,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优美的文字,如此荡气回肠的才情,如此浩瀚的历史,如此刀枪剑戟的英勇武士。而令他懊恼的是,有些书他根本看不懂,花了很长时间反复琢磨还是不明就里,比如《史记菁华录》,他拿着书去问母亲,母亲看了半天也弄不明白。余秋雨在读书的问题上很倔犟,他就不相信没有人看得懂。他终于等到外公回来,外公好像看懂了,但从外公嘴里说出来的话却又让他听不懂。他暗下决心,总有一天我要看懂它。于是他将《史记菁华录》的书名记了下来。

直到现在回忆起当年读这本书的经历,余秋雨常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是啊,读书是要有恒心和耐心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根本就别想学好任何东西。他在储藏室里又陆续读了《石头记》、《家》、《春》、《秋》、《世界名作选》等书。余秋雨还读了《芥子园画谱》,他一有空就拿出它来临摹,就是这本画册给他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基础,并使他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些书籍中,给余秋雨留下较深印象的还有《开明英文读本》和一部林语堂题名的英汉词典,因为除了这两本书他一时还没有法子读下去,其它的书均被他读完了。

书读完后,余秋雨并没有预先想像的那样愉悦,而是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好在他马上将目光投向了小学里的那间小小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最吸引余秋雨的是童话和民间故事,这是余秋雨储藏室里没有的。但书少学生多,大家都想借。结果有个老师出了一个主意,规定学生每写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便可换借一本书。可想而知,同学们练习书法的积极性迅速提高,直到现在,那批同学的毛笔字水准依然远远高于同龄人。

这些书不断地影响着余秋雨,后来他回忆,自从在小学语文课里读到高玉宝先生的《我要读书》后,这呼声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1997年8月15日,余秋雨在大连图书博览会开幕会上面对几万读者发表演讲,题目就是《我要读书》,他动情地讲道:

正是在几分钟前,我遇到了年逾古稀的高玉宝先生。这是一个会使很多人快速返回童年的名字。记得在小学语文课里读到过他的两篇课文,一篇是《半夜鸡叫》,一篇是《我要读书》。

《半夜鸡叫》曾给我们这些小学生带来过多大的快乐啊,而《我要读书》则让我们立即安静了,一种用童声呼喊出来的文明欲望深深地灌进了我们的心底。我当时生活在一个远离城镇的小山村里,亲眼看到许多因家境贫寒而难于继续上学的小伙伴用高玉宝的这句话呼喊与父母反复争执,终于又回到了课堂。而我相信,当时在全国,不管是在多僻远的课堂里,都有老师领着大家高声朗读着这句呼喊:“我要读书!我要读书!”

“我要读书”,简单的四个字,无论何时从孩子们的嘴里喊出都会让人喉头哽咽。然而对当时乡村里大部分的孩子来说这却是一个奢望,尽管父母都愿意倾其所有,但有时还是满足不了孩子读书的要求。余秋雨是幸运的,其一应感激他母亲对读书的重视,其二是余秋雨的家庭有能力供他读书。

余秋雨现在谈起祖母都毫不掩饰对她的喜爱。他很小就帮她捶背,且一边给祖母捶背一边给她讲民间故事。虽然余秋雨本人并不怎么喜欢民间故事,可他还是读了很多,因为祖母喜欢听民间故事。余秋雨当时最喜欢读的是童话和寓言,可祖母却不爱听,她常笑着对他说,全是“野天糊涂”。他觉得祖母说得很好玩,无论祖母说什么他都爱听。

余秋雨的启蒙教育不是没有遗憾的,那时正处于极左年代,“善”字在不断地弱化,他有时辩不清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和邪恶,后来他在《天涯故事》一文中这样写道:

回想起来,我们从小就是在一种反常的文化气氛中长大的,周围的一切都在诱使我们努力去做一种不寻常的人。所有听得到的精彩故事都让人热泪盈眶,所有可想像的重要景象都鲜血淋淋。那时我还是小学生,经常在礼堂里排队听各种战斗故事,礼堂墙壁上画着一幅中国地图,各个战斗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可以在地图上找到。我太小,伸手只能摸到海南岛,抬头一看,海南岛只是中国地图下的一个点,有了这个点,中国也就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几十年过去了,我到今天才明白,真的,海南岛的存在让整个中国成了大问号。我没有及时地被这个问号惊醒于反常的幻想中,拖拖拉拉直到中年,才依稀知道一点寻常和反常。实在太晚了,那种反常的思维模式和奋斗方式,早已把我们的人生灼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