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顺利闯过语言关
余秋雨小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工作的父亲身边，他是为考中学而来的。余秋雨来上海之前就知道上海是一个大城市，工业发达，技术先进，医疗一流，学校师资力量雄厚。他希望能尽快融入这所城市，在他看来，能在上海读书便是他的造化。
余秋雨到上海不久，他的姨妈和她的儿子益胜哥来看他们。姨妈带来的信息让余秋雨大失所望，她希望他在家温课一年到二年，然后再考中学。这可是余秋雨万万不能接受的。姨妈慎重地对余秋雨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虽然都一样叫小学、中学，上海与农村的距离非常大。就是在上海，一个地区与一个地区，一所学校与一所学校，差别也非常大。你看益胜哥，天天那么用功，就想转一所区里的重点中学，几年都没成功。你今年先考着试试也可以，我先帮你打听打听。找一所录取线最低的中学……”
余秋雨听“录取线最低”之类的话，心里很不舒服，但出于对姨妈的礼貌，他没有顶撞姨妈。父亲听了姨妈的话，心里也有些不舒服，这个平日里少言寡语的男人接上姨妈的话说：“已经找了一所中学。”
“哪个地区？”姨妈问。
“玉佛寺北边。”父亲回答。
“哦，那是药水弄了。”药水弄是当时上海的“贫民窟”，可想而知那里学校的质量。
“离药水弄还远，是重点中学。”父亲的语气有些骄傲。
“区重点？”姨妈张大了嘴巴，惊讶万分。
“市重点。”父亲如是说，语气变得平和了些，这是因为余秋雨当时还没去考，父亲也没把握他能否考得上，只是想在姨妈面前要点面子。
不过如父亲所愿，余秋雨后来在上海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重点中学。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到学校上学后，从小好胜好强、聪明过人的他在上海遇到了语言上的障碍。余姚虽然离上海不远，但余姚话和上海话的差别还是很大。余秋雨这样形容上海话和余姚话之间的差别：
我相信一个纯粹讲余姚话的人在上海街头一定是步履艰难……有一次大人把我带到一个亲戚家里去，那是一个拥有钢琴的富贵家庭，钢琴边坐着一个比我小三岁的男孩，照辈分我还该称他表舅舅。我想同样是孩子，又是亲戚，该谈得起来了吧，他见到我也很高兴，友好地与我握手，但才说了几句，我能听懂他的上海话，他却听不懂我的余姚话，彼此扫兴，各玩各的了。
别说小孩，就连当地的大人也很难听懂余秋雨的余姚话，他继续回忆道：“我惊讶地发现，那些非常和蔼地与我交谈的大人们听我的话都很吃力，有时甚至要我在纸上写下来他们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笑声中我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到后来甚至不愿意与他们讲话了。”到了上海，余秋雨几乎无法用语言与周围的人沟通，成天郁郁寡欢。
这种心理障碍一度严重影响着他的情绪，他对开学既期待又害怕，期待的是能在一所优秀的中学上学，学到扎实的文化知识，害怕的是和老师、同学在语言上存在障碍。果然上课的第一天，余秋雨就遇到了尴尬的事，老师不知为什么偏偏点到他回答问题。果然，余秋雨回答完老师提出的问题后，同学们都面面相觑，老师愣了一下，随后就对他笑了笑，说道：“很好，请坐。”
那时的孩子都很单纯，他们不认为余秋雨是“乡下”来的，一下课就和他玩，很快余秋雨就和班上的同学打成了一片了，也在和同学们的玩耍中很快学会了上海话。一个月后，当老师再叫他起来回答问题时，他已经能说一口纯正的上海话了。
余秋雨直到现在还对于他能用如此快的速度将上海话说好、说准感到奇怪。对此，他在《山居笔记》中写道：
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十分惊讶，我竟然一个月就把上海话学地道了，而上海话又恰恰是特别难学的。上海话的难学不在于语言有多复杂而在于上海人心态的怪异，广东人能容忍外地人讲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北京人能容忍羼杂着各地方言的北京话，但上海人就不允许人讲不伦不类的上海话。有人试着讲了，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会求他“帮帮忙”，别让他们的耳朵受罪。这一帮不要紧，使得大批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下干部”至今不敢讲一句上海话。我之所以能快速学会是因为年纪小，对语言的敏感能力强而在自尊、害羞方面的敏感能力还比较弱，结果反而进入了一种轻松状态，无拘无碍，一学就会。我从上海人自鸣得意的心理防范中一头窜了过去，一下子也成了上海人。
写到这里，余秋雨的话峰突然一转，略带嗔怪地写道：
有时也想，上海人凭什么在语言上自鸣得意呢？他们的前辈几乎都是从外地闯荡进来的，到了上海才渐渐甩掉四方乡音，归附上海话；而上海话又并不是这块土地原本的方言，原本的方言松江话、青浦话，却为上海所耻笑。上海话是一种类似于“人造蟹肉”之类的东西，却能迫使各方来客挤掉本身的鲜活而进入它的盘碟。
余秋雨到上海生活后，一直留心观察，上海人的思想，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对外地人的倨傲，都被他入木三分地记录和表现出来。他在《山居笔记》继续写道：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一旦进入上海就等于进入一个魔圈，要小心翼翼地洗刷掉任何一点非上海化的印痕，特别是自己已经学会的上海话中如果还带点儿乡音的遗留，就会像对付寻常苍蝇、蚊子一样努力把它们清除干净。我刚到上海那会儿，街市间还能经常听到一些年纪较大的人口中吐出的宁波口音或苏北口音，但这种口音到了他们下一代基本上就不存在了，现在你已经无法从一个年轻的上海人的谈吐中判断他的原籍所在。与口音一样，这些上海人与故乡的联系也基本消解，但他们在填写籍贯的时候又不可能把上海写上去。于是上海人成了无根无基的一群，不知自己从何而来，不知自己属于哪块土地，既得意洋洋又可怜兮兮。由此倒羡慕起那些到老仍不改乡音的前辈，他们活生生把一个故乡挂在嘴边，一张口，就告示自己的生命定位。
这就是余秋雨眼中上海人的基本轮廓，既机灵又尖酸。但毋庸讳言，无论外地人表面上怎样抱怨和讥笑上海人，他们的内心还是敬重上海人的。上海人的智慧、精细、勤劳以及算计，都是其它城市的人无法比拟的，这些早已融入了一代又一代上海人的血脉，当然他们同时也将倨傲传承下来。而真正让人崇敬的是，上海人并不坐享其成，他们善于思考，善于跨越，这就如同一个民族的精神可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兴败一样，上海人之所以骄傲，是因为他们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如同作家要用作品说话，而不是仅靠溜须拍马就能征服读者一样。
二、难忘的初中老师
余秋雨是一九五七年到上海晋元中学读书的，那年他刚满十一岁。这所中学与他在乡村读过的小学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典雅富丽，校园里还有欧洲式的大理石喷泉。他想，在这样的环境里上学一定会心情舒畅，他觉得很幸福，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读书，长大后在大城市里工作、生活。
余秋雨在乡间上学时没有音乐课。在他小小的心灵里，以为音乐不可能像语文、数学那样搬到讲台上来，没想他上中学的第一堂课就是音乐课，这让从小就喜欢音乐的余秋雨感到十分惊讶和欣喜。更让他惊讶和欣喜的是，教音乐的居然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老师。在余秋雨的想像中，音乐老师一定是浪漫的，可这位音乐老师却显得有些木讷呆板。他从画满五线谱的黑板前走到钢琴旁，弹了几个乐句就张口领唱。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是那么漂亮而又深沉。让余秋雨感到有些不解的是，他上课时，教室的窗外经常有人头晃动。音乐老师看到了，便只顾埋头弹琴，高声领唱，什么话都不讲了。后来余秋雨知道，原来这位音乐老师刚划为右派，正在检讨。尽管是个右派老师，余秋雨还是喜欢上他的课，他觉得上音乐课既放松又养心。音乐像疲劳时沐浴到的一股股清泉，滋润着余秋雨的心灵。余秋雨后来能成为艺术大师，也离不开这位音乐老师带给他的启蒙教育。润物本无声，但音乐的滋润却是有声的，他盼望着音乐课，他觉得惟有音乐课能在娱乐中教他成长。只可惜他心目中美好的音乐课没上多久便取消了，音乐老师再也不会来了，音乐课改成到操场的角落里练习大合唱。余秋雨感到很沮丧，这种沮丧又不能表露出来。
美的东西在学校里渐渐消失，大理石喷水池停止喷水，喷水池旁边搭起了一个养猪棚，养猪棚边上又砌起了炼钢炉。余秋雨开始天天和同学到街上拾破铜烂铁，评判学生优良的标准就是谁的破铜烂铁拾得多。
炼钢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要学生进工厂劳动，向工人阶级学习，那时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老师们将学工劳动当成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去办。可是，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不欢迎学生到工厂去劳动，因为他们年纪小，又没有技术，于是找出各种理由婉转拒绝。老师也就找出各种理由跟工厂的领导软磨硬缠，最后学工劳动基本上成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到余秋雨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几乎跑遍了学校周边的工厂。
虽然受到左倾思潮的压制，但老师还是不忘自己的职责。他们像抢珍宝一样把那一点点的上课时间抢在手里，向学生尽心尽力地传授知识。在余秋雨的印象中，老师们个个风度非凡，课讲得好极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那批出色的老师没有因运动离开学校，他们忠实地坚守着教师这份崇高的职业，也使得余秋雨在劳动的间隙里仍然学到了不少知识。
余秋雨上初中一年级时，自修课的督课老师就是著名作家郑逸梅先生。余秋雨如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常生出无限感慨：“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而影响余秋雨走上文学道路的是他的语文老师穆尼。在穆尼老师教余秋雨语文课的那段时间，余秋雨在全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这进一步提高了他写作的兴趣。余秋雨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记载了当时穆尼老师的一场公开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上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出这难的总是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那时余秋雨已十四五岁了，他和其他同学知道这些从旧社会走来的老师在心灵上遭受到的压抑，他们同时也知道，作为学生，他们对老师精神上的安慰是用金钱也换不来的。同学们约定，大年初一那天给全体任课老师拜年。他们没钱给老师买礼物，便买来白纸给老师做了贺年片。贺年片做得很美，很精致。他们送给穆尼老师的贺年片，被穆尼老师一直珍藏着。
三十年后的大年前夕，余秋雨在电话里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原来是穆尼老师。余秋雨激动得猛地站了起来，他的手有些颤抖，声音不由提高了。穆尼老师在电话中有些抱歉地说，三十年前余秋雨和曹齐合作画的贺年片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了，希望他们合作再补画一张，作为老师晚年最珍贵的收藏。余秋雨欣然接受。他对穆尼老师说：“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部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俩才能超拔烦器，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余秋雨回忆说：“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十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画，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三十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穆尼老师家境贫寒，却酷爱藏书，他狭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类型的书。三十多年后，余秋雨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有一位中年女子特别赶到学校找到他，她告诉他，她是穆尼老师的女儿。父亲在临终前几次留话，要把他的藏书全部赠给余秋雨。余秋雨听后很震惊，也有些惭愧，毕业那么多年，他只去看望过穆尼老师一二次，穆尼老师却将他牢牢地记在心里，而且还要送他这么厚重的礼物。虽然余秋雨没有接受穆尼老师的赠书，但这件事情却给了他心灵的震憾。正如他所说，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产生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第二产生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子女和学生痛切地发现这种失衡时多已无法弥补。
余秋雨对教过他的老师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回忆学生时代，他总是感到很温暖。作家邓刚说：“小说的本质含意就是回忆。”这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创作手段。作为一个学者兼作家，回忆对余秋雨而言则是对良心的回放，对生活的重新诠释。对老师的尊敬崇拜之情有时甚至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余秋雨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这样写道：
记得我那篇得奖作文是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挥而就的，好像是为了应付暑假作业吧，一写完就飞奔出去玩耍了。待到有一天惊奇万分地看到它刊登在报纸上，而且后面还印有口气堂皇的长篇评议，从审题、选材、详略取舍、辞章修养一一加以赞扬，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了。在一个极其隆重的授奖大会上，我看到一位风度不凡的大学教师坐在主席台上，据大会主席说，他是全上海这次作文比赛的总裁判，我暗想，我作文后的那篇评议大概也是他写的。他讲话了，音色浑厚，知识渊博，潇洒幽默，在全场一阵阵的畅笑声中把文章之道讲得那样清楚，我几乎全身心地被征服了。散会之后，我悄悄跟在他后面，他在给另外一些大人讲话，我很想听到一点什么，再看着他走路的姿势，怎么搓手，怎么迈腿。此后，我读书写作时常常会想起这位大学教师，揣想着如果他在我眼前，会叫我怎么读、怎么写，这种揣想常常是毫无根据的，因此我变得很苦恼。总之，这位根本不认识我的大学教师既向我展示了一种高度，一种风范，也取走了我的轻松和自在，我终于因他而告别了少年心态。
这位素不相识的大学教师给余秋雨文章所作的评语给了他莫大的鼓舞，也坚定了余秋雨长大后从事文艺创作工作的信心。
三、爱读书的叔叔
有段时间，父亲要回乡张罗搬家，为了督促余秋雨好好读书，父亲便把远在安徽的叔叔请到上海来照管他。父亲临走之前，余秋雨特意提醒父亲一定要把家乡的那个书箱带来。父亲觉得箱子太大，就和余秋雨商量只拿几本他喜欢读的书。余秋雨不好顶撞父亲，但又特别想要那箱书，只得用撒娇的口气对父亲说：“尽量都要。《史记菁华录》、《世界名作选》、《芥子园画谱》和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以及颜真卿字帖。”
余秋雨的叔叔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督导员，他喜欢带着余秋雨在上海到处走走，他觉得这也是一门功课，而且是重要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