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汉族，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诸子之言：
朱熹认为，真实无妄即“诚”。朱子对于“诚”作了如下论释：一是就本义言，诚即是实，或真实无妄，“无妄”，指没有妄念，或没有期望；二是就哲学意义言，诚即是实理；三是就性之意义言，诚即是性，此说盖为“性即理”说之延伸；四是就方法意义言，诚即是实心、实意，与自欺、私伪相对。朱子此四说以第一义为根本，朱子关于“诚”的论说在继承程氏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一个有系统性的思想体系。
诚身有道，大道至真，求道必致真。“真”是诚之精髓。我国古代一些思想家把“真”视为道之精髓、修身之极致，主张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庄子》：“真者，精诚之至也。”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纯至诚的精神境界，是在恒久守诚、持诚修诚基础上所能达到的境界。达此境界，则要做到诚实不欺，敢讲真话，不媚上谄下、弄虚作假；坚守操守，不曲学阿世、随波逐流；以诚待人，不矫揉造作、口是心非。
延伸思辨：做人有时需要灵活变通
传说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子路在市上与一个买鲁缟（土布）的无赖产生了争执。原因是子路看到那个无赖为了少给卖鲁缟的一文钱，硬说“三八二十三”；子路就打抱不平，说：“天下人都认可三八二十四，你为何要耍赖？”那无赖说：“我说三八二十三就三八二十三，怎样？”子路忍不住说：“我们打赌，要是我输了我就把头上戴的冠扔掉！”那无赖也不示弱：“我要是输了就把头割掉！”于是他们找到孔子评理，孔子了解了情况之后很果断地对子路说：“由啊，你输了，把你的帽子扔掉吧！”过后，子路问老师为什么偏袒那个无赖，孔子说：“你输了，只不过丢了帽子，而他输了却要掉脑袋。”
孔子不拘泥于语言的真假，而执着于内心的仁爱，从而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可见，诚实虽然是做人必备的优秀品质，但是也不能拘泥于此，做人有时需要灵活变通，适时说善意的谎言。
精彩典故：
董狐直笔
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叫做董狐，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那时候，君王晋灵公十分昏庸残暴，他搜刮民财，乱收赋税，还时常站在城楼上，用弹弓射击来往的行人，以此取乐。更有甚者，有一次仅仅因为厨师为他炖的熊掌不够熟，他竟然一怒之下，把厨师给杀了。
大臣赵盾看到晋灵公的行为，知道再这样下去，晋国就会毁在他的手里，于是就几次三番地进行劝说。可是晋灵公不但不虚心接受，反而在心里算计着一定要除掉赵盾这个让他不高兴的忠臣。
一天，晋灵公请赵盾吃饭。喝酒的时候，早已埋伏好的几十个士兵突然冲上来，包围了赵盾，要杀害他。幸亏赵盾武艺高强，才勉强逃了出来。从此赵盾为了避难，被迫逃亡到了国外。
后来，赵盾的一个亲戚找了个机会杀死了晋灵公，为赵盾报了仇，并且立了新的国君，重新把在国外避难的赵盾接了回来，官复原职。
根据古代的观点，君主再昏庸也是不能杀的，臣下杀君主更是不忠不义的表现，因此谁也不想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赵盾就想看一看，史官董狐究竟是如何记录这件事的。
一天下午，赵盾来到董狐办公的地方，要求查看那段史书的记载。看完之后，赵盾十分生气，他拿竹简一摔，对董狐说：“晋灵公死的时候我都不在朝中，你怎么能说是我杀的呢？你这样乱写，是诬蔑朝廷命官，是要杀头的。”
董狐不慌不忙地回答：“你那时虽不在国都，但现在身为国家大臣，却从未追究过杀君之人的罪责，因此，如果说你不是这件事的主谋，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
赵盾一听，觉得也是这么回事。但他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是说：“你修改一下吧，改了对大家都有好处。”
董狐严肃地说：“作为一个史官，我的职责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而史书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诚实，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是对后人的欺骗。你让我为了个人私利去改写史书，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丢个脑袋，对于我而言是件小事，但丢掉了作为一个史官应有的节操，就是大事了。”
听了董狐的一番话，赵盾被打动了。他没再说什么，并且以后也不曾为难过董狐。
董狐这种不畏强权，坚持诚实的精神，一直被后代的史官当做楷模。
诚实的高允
魏太武帝是北魏的第三个皇帝，他派崔浩带几个文人编写魏国的历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
崔浩和他的同事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皇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崔浩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却别出心裁地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还把石碑竖在郊外祭天坛前的大路两旁。
国史里记载的倒是史实，但是北魏统治者的祖先是鲜卑族拓跋部人，是当时的东北游牧部落；北魏的上代文化还十分落后，不懂什么礼节，有些事情在汉族人看来，是不体面的。过路的人看了石碑，就纷纷议论起来。
魏太武帝听说后，认为崔浩等人这么做，是成心揭朝廷的丑事，于是他命令把写国史的人统统抓起来查办。
参加编写的高允是太子的老师。太子得到这个消息，把高允叫到太子的东宫，跟他说：“我陪你朝见皇上，如果皇上问你，你只能照我的意思答话，别的什么也别说。”
高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就跟随太子一起上朝。太子先上殿见了魏太武帝，说：“高允这个人向来小心谨慎，而且地位比较低。国史案件全是崔浩的事，请陛下免了高允的罪吧。”
魏太武帝召高允进去，问他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崔浩只负责纲要，具体内容，都是我和别人编写的。”
魏太武帝又追问高允：“是这样的吗？”
高允说：“我犯了罪，怎么还敢欺骗陛下，太子刚才这样说，不过是想救我的命。”
魏太武帝看到高允这样诚实，不但赦免了他，还命他起草一道诏书，说崔浩诬蔑朝廷，判满门抄斩。
高允回到官署，犹豫了半天，也没有写出半个字来。魏太武帝派人一再催问，高允说：“我要求再向皇上面奏一次。”
于是，高允进宫对魏太武帝说：“崔浩做这件事私心重，是有错误的。但是，编写历史记载帝王活动、朝政得失，这并没有错。再说，国史是我和崔浩一起编写的，出了事，怎么能全推给他呢。陛下赦免了我，我是十分感激的。但是要我为了活命说违背良心的话，我是不干的。”
魏太武帝大怒，认为高允太不识好歹，让武士把他押到牢里。后来太子再三恳求，才把他放了。魏太武帝到底没有饶过崔浩，把崔浩满门抄斩。但是由于高允敢于说实话，没有连累到更多的人。据魏太武帝自己说，要不是高允，他还会杀几千个人呢。
当代镜鉴：不虚美，不隐恶——说真话才能赢得尊敬
做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诚实。许多人认为做人太诚实会让自己吃亏，是“傻”的表现，其实这样想是不对的。那些为了占小便宜而说谎的“聪明人”最终是不会得逞的。
一个农夫把斧头掉进了河里，他坐在河边伤心地哭起来。财神便跳进水中帮他打捞，很快拿出了一把金斧头，农夫却摇头说：“这不是我的。”财神又拿出一把银斧头来，农夫还是摇头。最后，他拿出了一把铁斧头，农夫说：“这才是我失去的斧头。”财神就把金斧头和银斧头一起送给了他。
一个贪心的家伙知道了，便故意把斧头扔进河里。很快，财神拿出一把金斧头来，没等财神问他，他马上说：“这就是我丢失的那一把。”财神厌恶他不诚实，就和金斧头一起消失了。这个人最终连自己的斧头也找不到了。
见利起意的人做的只是赔本买卖，相反，诚实不欺、说真话的人是永远都不会吃亏的，最终会像诚实的农夫那样得到命运的奖赏。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无论时空怎样更迭转换，诚实——这一做人的根本准则将永远为世人所崇尚，永远都不会过时。
在当今社会，为了取得一点蝇头小利而肆意践踏诚实、任意说谎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商人常常掩饰自己商品的缺点，为了获得厚利而登载各种欺骗顾客的虚假广告；证人为了得到好处不惜帮人作伪证；企业为了逃税而让会计做假账；有钱人为了获得社会最低保障金而隐瞒自己的实际财产情况；大学生为了顺利就业而编造履历……
他们不明白，欺骗虽然暂时能够得逞，但不久便会原形毕露，到最后他们就会受到人们的指责和唾弃。做人需要有诚实做后盾，失去了金钱，可以再赚回来；但是一旦被贴上了“不诚实”这个标签，就不容易摘掉了。要知道诚实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一个人只有以诚实做后盾，才能取得成功，才能获得人们的尊重。
林肯总统就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1836年，林肯通过考试当上了律师。当律师以后，由于他精通法律，口才很好，在当地很有声望，很多人都来找他帮着打官司。但是他为当事人辩护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当事人必须是正义的一方。许多穷人没有钱付给他劳务费，但是只要告诉林肯：“我是正义的，请你帮我讨回公道。”林肯就会免费为他辩护。
一次，一个很有钱的人请林肯为他辩护。林肯听了他的陈述，发现他是在诬陷好人，于是就说：“很抱歉，我不能替你辩护，因为你的行为是非正义的。”
那个人说：“林肯先生，我就是想请您帮我打这场不正义的官司，只要我胜诉，您要多少酬劳都可以。”
林肯严肃地说：“你的案子只要使用一点点法庭辩护的技巧就很容易胜诉，但是你是属于非正义的一方。假如我接了你的案子，当我站在法官面前讲话的时候，我的良心会对我说：‘林肯，你在撒谎。’谎话只有在丢掉良心的时候，才能大声地说出口。我不能丢掉良心，也不可能讲出谎话。所以，请你另请高明，我没有能力为你效劳。”
那个人听了，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林肯的办公室。
林肯为我们树立了说真话的榜样，正因为他的诚实才获得了世人的尊敬。在当今这个物化时代，人们应该做到像林肯一样“不虚美，不隐恶”，把诚实作为一种道德追求，有一说一。做到不为各种利益所诱惑，无论何时都坚持说真话、敢于说真话，做到真中有德、真中有善、真中有诚、真中有信，对得起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