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经商图利，无可厚非。但是决不能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赚昧心钱。俗话说“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一些黑心商虽能骗人一时，但不能骗人一世，骗人把戏一旦被顾客戳穿，便会毁誉砸牌，名声狼藉。做人也罢，经商也罢，都应以诚为本，取信于顾客，昧心钱是赚不得的。
有一个出售马鞭的人，颇有心机，他所出售的马鞭质量并不好，但装饰却颇为华丽。本来只值四五十钱的鞭子，别人问价，他必定要价四五万。如果客人还价五十，他就装作笑弯了腰；如果还价五百，他就假装生气；还价五千，他就装作大发雷霆；反正必须要以五万的价钱出售才行。
有一次，一个糊涂的富家子弟听信鞭商的花言巧语，花五万钱买了一条，逢人便拿鞭子炫耀。可当马不听使唤时，他挥鞭使劲抽打，鞭子断裂开来，才知道美丽的外表里面却是腐朽了的木棍，而不是鞭商所吹嘘的用南山的木料制成。
要不是这个纨绔子弟爱慕虚荣，糊涂透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换做一般人去找鞭商理论，这个鞭商必然丢尽脸面，无法再在集市上立足，最终丢掉自己的饭碗。
商人应该堂堂正正地赚钱，如果唯利是图，鼠目寸光，以次充好来坑害顾客，那么便无法在市场中站稳脚跟。
美国亨利食品加工公司总经理亨利·霍金士在最初经营食品加工业时，美国还没有出台规范食品加工的相关法律，一些食品公司在加工食品时会放一些添加剂。对此，霍金士坚决反对。他认为赚钱要赚得光明正大，不能赚那些黑心钱，不能为了赚钱而损害顾客的利益，危害顾客的健康。他曾说：“供应消费者优良的食品是我们的天职，一定要保证食品的质量。”并且他要求所有职员抱着“这些食品是我们吃”的态度去工作。
霍金士执拗地坚持原则，为此一些同行对他很不满意。但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坚持产品要有纯正的质地，如果要在食品中添加辅料，就要经过专家证明，对人体无害才投入。
实验证明防腐剂对人有害。霍金士在看到这个报告后很震惊，因为食品公司生产的食品中都添加了防腐剂。
他要将这份实验报告公布于世，有人提醒他要仔细考虑一下，因为这会在食品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公司很可能会被同行斥责和排斥。再说，食品中添加防腐剂已成为了食品加工业的生产模式，防腐剂能延长食品的保存期，如果放弃防腐剂，食品业将面临如何使食品贮存时间更长的问题。
霍金士不顾自己可能会受到的损失，而将报告公布于世。霍金士认为，我们既然知道了真相，就不能对公众隐瞒。不管后果如何，我有责任马上告诉消费者。
霍金士此举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但却为自己招来了麻烦，同行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毁谤霍金士为“荒谬至极，别有用心”的人。他们联合排挤霍金士，想让霍金士破产。他们的举动让霍金士公司陷入了困境：产品销售量减少，市场份额被抢占。
关于食品添加剂的争论持续了四年之久，后来美国政府出台了食品法，对此进行严格规范。对产品质量的苛求虽然使霍金士在生意上吃了大亏，但是他的名声也因此家喻户晓，并且得到了政府的支援，其产品成了人们最为放心的热门货。良好的信誉使亨利公司在很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规模扩大了两倍，霍金士一举坐上了美国食品加工工业的第一把交椅。
霍金士感慨地说：“我从小没有学过做生意，后来却成了生意人，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农产品因为没有销路而被弃置于田野，感到非常可惜，但是我从一开始经商就不习惯商界的虚假和欺骗行为，支配我的想法是，生意人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
霍金士的诚信虽然让他暂时吃了一些亏，但是却促使他的事业取得了更长久更稳健的发展，所以，诚信是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能抛弃的经商之道。海尔的张瑞敏说：“有缺陷的产品就等于废品，所有的产品都应该是一流的精品。”让我们恪守这一原则，做到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都是“零缺陷”。
“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曾在杭州胡庆余堂药店中，向内挂了一块“戒欺”的牌匾。他在跋文中写道：“凡贸易均著得欺字”，“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余以欺世人。”胡庆余堂药店之所以能够蜚声于海内外，生意兴隆，其秘诀就在于“戒欺”二字。
徽州商人吴南坡宣示：“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他出售的“南坡布”货真价实，深受顾客信任。久而久之，四方顾客只要去买布，就去吴南坡的铺子。
“求珍品，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讲信誉，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将产品的质量和信誉时刻摆在第一位，这是同仁堂药店的宗旨，也应该是每个商人的立身之本。
孔子的“忠、信、义”对于商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商原则，作为一个商人，一定要以德为根，以质量为本，这样才能赢得客户的信赖，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商人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译文：
孔子说：“吃粗饭喝清水，弯起胳膊当枕头，快乐就在其中了。干不义的事得到了财富和地位，对我来说，就如同浮云一样。”
国学链接：孔子为何“述而不作”
从客观情况说，春秋时代学在官府，除国家史官外没有私人著书立说的风气。另外，中国的文字传播萌芽很早，但发展缓慢，春秋时代仍以口头传播为主，文字传播至战国时代才蔚然成风。从主观情况说，孔子志在改造政局和培育弟子，晚年则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整理典籍上，也就是说，孔子从未想到过以文字形式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诸子之言：
孔子在这里提出，不符合于道的富贵荣华，他是坚决不予接受的，对待这些东西，应如天上的浮云一般。朱熹对这段话注释道：“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程子曰：“非乐疏食饮水也，虽疏食饮水，不能改其乐也。不义之富贵，视之轻如浮云然。”在孔子心目中，道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富贵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孔子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孔子也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也就是说对于义和利的关系孔子主张“先义后利”、“见利思义”。
延伸思辨：商人言利，天经地义
孔子并不是单纯地强调“义”而否定“利”。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人言利，天经地义。宋代学者叶适说：“正宜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会疏阔。占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意思是说，虚论道义而无功利，于国、于民、于他、于己都是空话一句。商业的本质就是赚钱盈利，一个不会赚钱的商人就不是一个好商人。商人也不是慈善家，所以赔本的买卖商人是不应该做的。
精彩典故：
缎子王义利两全
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以经营绸缎布帛而闻名京畿的王姓商人，人称“缎子王”。
缎子王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的奥秘在于他有一套商贾理念。他认为做生意“忠厚不蚀本，刻薄不赚钱”。要想生意兴旺，财源茂盛，不仅要靠灵活的经营方式，良好的服务态度，而且更应货真价实，市不二价，童叟无欺，以德经商，来赢得市场的信誉。那种昧着良心，掺假使巧，靠“卖狗皮膏药”坑害顾客的做法，虽然能获利一时，但决不会得财一世，最终会信誉扫地，身败名裂，人财两空。正是由于缎子王以诚处贾，以信经商，赢得了中外顾客的赞誉。
缎子王经商的仁义之举，居然为乾隆皇帝所闻。在乾隆年间，一些外国使臣常来访问中国。一天，乾隆皇帝征求日本、朝鲜诸国使臣在中国的观感，使臣们回答：来中国以后，不仅看到士大夫知书达理，就连一些市井商人也很讲信用，行仁义，布公道，并指明东华门外开绸缎铺的缎子王就是其中的一位。
原来，国外使臣十分崇尚中国绸缎的华贵，但常不知那些漂亮绸缎的真实价格，给钱往往高于卖价，缎子王却不多取分文，每次都将多余的银钱退回。有一次，使臣们到缎子王店铺买东西，忘了带银两，缎子王就爽快地赊给他们，又以酒饭热情款待他们，使得外国使臣们受宠若惊，深感中国不愧为礼义之邦。乾隆皇帝闻之欣喜，让人记下缎子王的名字。
后来，乾隆皇帝召见缎子王，问缎子王所为为何？缎子王回道：“行仁义，布公道乃为人之本，经商处贾更应如此。通过诚信赢得顾客的赞许和信任，是商人的无价之宝。”乾隆皇帝听了缎子王的此番经商高见，大喜过望，随即给缎子王以表彰和重奖。
此后，缎子王名声大震，生意红火，先后在全国各地开分店近50处，成为名贾巨商。尽管如此，缎子王仍坚持自己的商贾理念，不以店大欺客，仁义经商，诚信处贾，义利两全。
胡雪岩名利双收
晚清头号巨商胡雪岩的钱庄刚开业不久，接待了一位特殊客户。他想在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存入一万二千两银子，却不要利息、也不用存折。这位客户就是绿营军的军官千总，名叫罗尚德。罗尚德服兵役，辛辛苦苦十三年熬到六品武官的位置。几年来，他省吃俭用积蓄了这一万二千两银子。如今他要跟随清兵到江苏与太平军打仗，自己辛苦挣下的财产苦于没有亲眷可以相托。他因听同乡说起阜康的老板胡雪岩为人很讲义气，慕名将银子抬到阜康，直接要求见胡雪岩面谈存款一事。他笃信众口一词的阜康必会重信誉，因此并不要求利息，甚至连存折也不要。因为自己要上战场与太平军作战，生死由命，存折放在身上也是一种麻烦。
得知罗尚德详述此情，胡雪岩诚恳地建议罗尚德存一万银子定期。虽然对方不要存款利息，但钱庄按照行规仍然以三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照算，三年之后来取，连本加息一次付给一万五千两银子。另外二千两银子作为活期存款，如有急事随时都可以支取。所有这些存银都要立上存折，因罗尚德不便携带，暂由刘庆生为其代管。
罗尚德见胡雪岩如此的宽厚仁义，并为自己着想，非常感动。回到军营后讲述了自己在钱庄的经历，无形中为阜康钱庄作了一次免费的广告宣传，使阜康的声誉一下子就在军营中传开了。许多绿营官兵因为战争无情，为自己的后事着想，纷纷效法罗尚德，把自己多年积蓄的一些薪饷甘愿长期无息地存入阜康钱庄。钱庄自然是靠储户吃饭的。当时胡雪岩的钱庄阜康是刚刚开业，实力尚小，根本没有什么资金流通，可以说当时官兵的这些存款成了胡雪岩商业经营中掘取的“第一桶金”。
罗尚德效力朝廷，战死沙场，阵亡之前，他委托两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的存款取出，转至老家的亲戚。罗尚德的两位同乡来到阜康钱庄，办理这笔存款的转移手续。他们原以为会因罗尚德当时没有索要存折，没有任何凭据而遇到一些刁难和麻烦，甚至阜康会贪图这一万二千两银子的巨款，背信弃义，赖掉这笔账。没想到阜康极讲诚信，只是为了证实他们确实是罗尚德的同乡，而让他们请刘二这个双方的熟人做个证明之外，并没费一点周折就为他们办理了手续，还为他们按照当时的存款标准照算了利息。
胡雪岩身为商人，将义和利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他从来不为牟利而背义，因此才名利双收，成了受人尊敬的大商人。
当代镜鉴：仁中取利，义内求财
在今天这个国人皆言利，罕言义，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中，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这种义利观，对现代商人来说无疑仍然是一服清醒剂。
商业的本质就是求利。“人不为利，谁愿早起”，“寄迹尘市，日为锱铢”，“奔走江湖，希觅微利”，无论坐贾还是行商都是为了一个“利”字。但是商人在赚钱求利的过程中也不能忽略诚信，应该坚持“义”、“利”并重。求“利”的手段必须合乎正道，符合“义”的规范，只有以“义”为前提，才能聚财得利。
某日用化工厂靠着某品牌润肤霜使这家仅开张两年就亏损200万元的工厂，一跃成为半年上交税利500万元的企业明星。原来，这家工厂是借助广告攻势，在市场上获得巨大的成功的。顾客们看了广告后，被这种润肤霜的神奇功效彻底吸引了，蜂拥而至的女士们甚至买走了瓶子被压碎的产品，结果一个半月里就卖出了1600万套。
但是这家工厂由于在广告中使用了产品“适用于一切皮肤”、“医院验证有效率为100％”等与实际不符的言词而遭到消费者的控诉。虽然投诉者人数不到全部消费者的2％，但是工厂做虚假广告的消息在顾客中引起了巨大震荡，严重损害了企业的信誉。工厂不得不停止高速运转的生产线，总损失达6100万元，另外，该厂因制作虚假广告被罚款688万元。曾经辉煌一时的工厂，就这样因为虚假广告失信于顾客，从而毁于一旦了。
与这家工厂相反，另一家家具专卖店则以对顾客“讲真话”而得到顾客的认可，而且获利颇丰。他们向顾客如实介绍产品的质量、存在的缺点、问题，甚至推荐顾客去竞争对手那里购买更适合的产品。
这种做法乍听起来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顾客对经营者长期编造假话，吹嘘商品，欺骗顾客的做法感到厌恶时，这家商店能够以诚相待，对顾客说实话的做法自然能够获得顾客的信任，让顾客放心购买。所以这种自“揭”其短的做法，看似“笨拙”实为精明。
其实，义与利并不矛盾，也不对立。利是人之欲，义是利之本。义利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现代商人的义利观应该是：亦义亦利，利国利民，利人利己，义利两全。
所谓“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作为商人，重利轻义不可取，但是一味重义而放弃利益则违背了商业的本质。在物欲横流、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在义利之间把握好轻重，找到二者的平衡点。
4.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宁可损失利益，绝不弃信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译文：
子夏做了莒父县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管理这个地方，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贪图小利。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就办不成大事。”
国学链接：子夏其人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卫国温人，是孔子晚年的得意弟子之一。子夏是继孔子之后，系统传授儒家经典的第一人，对儒家文献的流传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后世誉为传经之鼻祖。子夏还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创新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他晚年时，到魏国西河一带教学，开创的“西河学派”培育出大批经国治世的良才，并成为前期法家成长的摇篮。
诸子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