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最早提出了义的概念，就是指人要正当、正直，有道义，通过具体行动来体现义，以求达到真善美的最高境界。之后，孟子、墨子等人又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展，使得义的“内涵”得以延伸。他们阐释了达到义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首先要讲义气、重情义，要温和、善良、美好，且执着地追求；然后要“敏而好学”，用学问来武装自己，如有不明白的要谦虚询问，直到弄懂为止。自己也可以于微言中“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有错误要躬身反省，做到“闻义能徙”，及时纠正；此外，还应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宁静恬淡的心灵，如此，便可以从多个方面体悟“义”之真谛，最终实现精神的修炼。
1.义者，个人行为之根本
朱熹曰：“义者，天理之所宜。”——《论语集注·卷二》
译文：
朱熹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只要是合乎天理，‘义’之所在，就应当全力以赴。”
国学链接：朱熹其人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逐渐走向完善。
诸子之言：
朱熹的“义者，天理之所宜”来源于孔子的“义者，宜也”。在这里“宜”指的是“合当（如此）”。也就是君子要知道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当做处，便是合当，君子也不必有太多顾虑，看看它符不符合天理就行。关于“义”，儒家诸子中的孟子也有自己的解释，他主张“舍生取义”。对此，他有名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延伸思辨：义，更在后天引导和培养
朱熹主张的“义”，更多地强调的是“内在”因素，事实上，人的道德性也可以在后天逐渐培养形成。如戴震在《孟子义字疏证》中所言：“孟子曰：‘心之所同然也，义也，理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于义外之说必致其辨，言理义之为性，非言性之为理。”戴震依此人性论来批驳程朱的人性论。在他看来，人的道德性是后天逐渐养成的，而不是先天决定的，如果一味地将人之天性与道德相对立，就很容易让自己陷入矛盾和混乱之中。
所以人们就应该从仁、义、礼、智等多方面培养自己，始终怀有一颗善良仁义之心。但是与人为善、进行义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须要有思想的指引，尽管古语有云“义者，人之性也”，但后天的培养和积淀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现代人要想将“义”落实到实践中，就不能有听天由命的想法，让外界左右自己，而应该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自我修炼，为今后的人生夯实基础。
精彩典故：
胡雪岩经商注重后天修为
胡雪岩的一生，很富有戏剧性。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经商的核心是“仁”“义”二字，善于随机应变，但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在于大行义举。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塾，修复名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给百姓提供了方便；他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饷，各方相互推诿的危急关头，胡雪岩还挺身而出，不辞劳苦地担负起筹借洋款的重任，协助左宗棠西征保住新疆。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并未忘记自己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因而获得“胡大善人”的美名。此外，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已达二十万两白银。
胡雪岩的商训就是“天”、“地”、“人”，内容是：天为先天之智，经商之本；地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为仁义，懂取舍，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当代镜鉴：义，是一种崇高的境界
义，旧体作“義”。上面是“羊”，代表祭牲；下面是“我”，由兵器引申为仪仗。所以义的本义指的是因其神圣而必须隆重供奉的行为宗旨和社会准则。
义，不仅是中华文明、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核心组成部分。那么，义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种生命的章法。生命就是进取，就是欲望。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各种互相矛盾的欲望的冲突之中。这就决定了必须有一种欲望可以担当得起穿越混沌引领万象、归纳所有欲望主题的统帅，否则人生就会变得杂乱无章，也就没有任何方向可言。
孟子说：“义，亦我所欲也。”义，就是欲望中的统帅。它是调动生命能量的总指挥，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欲望雄师，衣冠磊落，车骑雍容；将相士卒，洋洋大观。
人和人的相处也是一样，无时无刻不是浸淫于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之中。正是由于人们不满足于简单遵循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于是就运用心灵的智慧去宇宙的深处探求更加高级的“道理”——义，人类方才依靠渐渐积累的文明获得了动物永远无法获得的利益和进步，进而成为人类。所以，义，作为一种生命的章法，它不是一种个人的东西，而是人类共有的主动寻求与天道契合的一种境界，是人类脱胎于动物并不断进步的核心元素，是全人类的灵魂。世上如果没有了义，自然也不会存在人。
一个人在人生途中丧失了义，就再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幸福；一群人、一个社会丢失了义，就会卑微晦暗如同地狱一般。义是“大我”的基石，毁坏它就等于自掘坟墓。
义，伴随着人类的演化注入了人的基因，只是不同个体之间有所差别。所以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懂得为维护无形的义而支付有形的代价，有的为情义，有的为道义；有的在某一时段，有的则追随一生。更有那些人中的精英，他们仿佛就是为义而生，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
义，不是一种用来束缚人的道理，而是一种真实情感的自发喷薄。它虽然总是站在芸芸俗欲的对立面，但它凭着自身的力量彰显了巨大的作用。所以取义过程本身，所需要激发的心灵能量远远高于其它欲望，不然义就不可能突破俗欲之网取得支配地位。因此凡能够舍弃它欲而取义的人必是性情中人；凡能够舍弃大欲而取义的人必是至情至性之人。不是这样的人就没有资格谈义。
俗话说“诚信二字丢，莫在世上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湖北的孙水林兄弟俩每年都会赶在农历新年之前给农民工结清工钱。
2010年2月9日，腊月廿六。在北京做建筑的孙水林回到天津，原定与暂住在天津的家人和弟弟孙东林团聚一天再回武汉，但他查看天气预报了解到，此后几天，天津至武汉沿线的高速公路，部分可能因雨雪封路。他决定赶在封路前，赶回武汉，给先期回汉的民工发放工钱。春节前发放工钱，是他对民工的承诺。
当晚，孙水林提取了26万元现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女出发了。次日凌晨，他驾车驶至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时，由于路面结冰，发生重大车祸，20多辆车连环追尾，孙水林一家五口全部遇难。
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弟弟孙东林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工钱送到了农民工的手中。兄弟俩的诚信之举深深打动了全中国的人。孙东林20年来坚守“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的承诺在网上广为传播，这兄弟俩，被人们称为“信义兄弟”。
真正现实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如果不是出于对人类的爱，如果不是为了唤醒人们摆脱蒙昧走向光明的未来，布鲁诺怎愿为推翻“地球中心说”而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也不放弃信仰？如果没有19岁那年在新奥尔良目睹将黑人当牲口买卖的那一幕从而被激发起真情实感的轩然大波，林肯怎会力排众议向强大的南方奴隶主宣战并最终为此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如果不是热爱着历史长河中的同胞，期待后世的知音，司马迁怎肯为写《史记》不就死刑而选择宫刑？
这些事例都说明一个道理：义，必须依靠异常强大的心灵能量，是真情释放的结果。义是做人的根本。因此，我们更要注重自身的修养和内涵的不断提升。
2.敏而好学，领会微言大义
子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
译文：
孔子说：“学习，就要广泛地学习，详细地询问，谨慎地思考，明确地分辨，然后踏踏实实地实行。”
国学链接：关于《四书》
《四书》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子思、曾参，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1190年（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来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在《朱子语类》中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诸子之言：
“博学之”意谓为学首先要广泛地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就会消失殆尽，博学遂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惟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因此博学乃为学的第一阶段。越过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广泛地汲取圣贤们的思想精华，能使自己今后的言行有充分的思想基础。
“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要从简单的语句中，挖掘深层次的内涵。
“慎思”是指问过以后还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品味学习的内容是否包含博大精深的道理，从而为己所用。
“明辨”为第四阶段。学是越辨越明的，不辨，则所谓“博学”就会鱼龙混杂，真假莫辨，良莠不分。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微言”指导“大义”。
“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笃”有忠贞不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只有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才能真正做到“笃行”，也才能真正完成行大义的过程。
延伸思辨：微言中见真知
孔子在学习中提倡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是学习的一个完整过程。如此，才能学习典籍、增长见识，才能提升内涵进而行大义。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在教学的过程中，也注意吸取学生的长处，他赞扬他的学生卜商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启发。孔子还肯定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所以也“每事问”，向一切有知识的人学习。孔子认为，多闻、多问、多学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方法之一，因此孔子把不断学习，从中领悟精深的道理看成是一件愉快的事，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孔子不但主张“博学之”，而且还主张“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把学习得来的广博知识加以认真的思考、分析、明辨其是非、真伪。所以他强调“思”在获得知识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习而不加以分析思考就会产生迷疑而受骗，所以不光只是学，而且要做到“多闻阙疑，慎行其余”。另一方面孔子也强调“思”是在学的基础之上的“思”，反对胡思空想，因为“思而不学则殆”。
“学”是获得信息的过程，“思”是对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中你就会领会到很多真知灼见。因此，我们就应该以孔子的方法为范式，提高学习效率，这对于提高文化修养、通晓人情事理、实现自我完善都大有裨益。
精彩典故：
按图索骥
伯乐是古代著名的相马专家。他在鉴别马匹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写成了一本《相马经》。伯乐的儿子很想学到相马的本领，便从早到晚捧着《相马经》念，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有一天，儿子得意扬扬地说：“父亲，您的相马本领，我都学会了。”伯乐听了微微一笑，说：“那好吧，你去找一匹千里马来，让我鉴定鉴定。”儿子爽快地答应了，随即带着《相马经》出门去，一面走一面还在背诵：“千里马额头隆起，双眼突出，四蹄犹如垒起的酒药饼子。”他边走边找，看见大大小小的动物，都要跟《相马经》上的标准对照。但是，有的只符合一条，有的一条也不符合。最后，他在池塘边看见一只癞蛤蟆，鼓着双眼，“咕、咕、咕”叫个不停。他对照《相马经》端详了很长时间，然后用纸把癞蛤蟆包起来，兴致勃勃地跑回家来向父亲报告：“千里马可真不好找，您定的条件太高了。我好不容易在池塘边找到一匹，额头和双眼跟您在书上描述的差不多，就是蹄子不像酒药饼子。您给鉴定鉴定。”伯乐打开纸包一看，不由得苦笑起来：“儿啊，你找到的这匹千里马，不会跑，光会跳，恐怕你驾驭不了啊！”
伯乐的儿子在学习中，死板教条、不善思考、不知变通的错误，才让伯乐引发了“你驾驭不了”的慨叹。所以我们在学习中就应该学会于微言中领会深层的意思，然后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行动。
当代镜鉴：掌握学习的方法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把学习和痛苦联结在一起，仿佛一个人要想学习好，就必须忍受巨大的痛苦。很多家长或老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会引用古训：“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十年寒窗苦”，“梅花香自苦寒来”，“头悬梁，锥刺股”。
尽管这些古训的原意旨在教导人们向那些有毅力的人学习，但教育是一种充满灵性的艺术，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在短时间内达到微言中见大义的目的。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大发展的社会，也是个学习型的社会，这就对个人的学习和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现代人要想接受更多的知识，提高学习效率就必须掌握学习的方法。
华罗庚是靠刻苦自学成才的数学家，他的学习方法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该顺应自身学习的规律，他主张用慢功夫打基础。华罗庚初中毕业后自学高中内容，先用慢功夫打好基础，再按照自己的学习进度逐步加快。就是因为在五六年时间的自学中，他有了扎实的基本功，用之前学到的知识去指导今后的学习，才使得他在清华大学的学习过程中更加自如。
英国作家毛姆提出“为乐趣而学习”的主张。他认为学习的科目可以交叉进行。在学习中，学科之间的联系可以起到互相辅助的作用，在一个学科中所学的知识和道理可以帮助你解决另一个学科上的困惑。
此外，学习的时候还应提高独立欣赏、识别和选择事物的能力，要注重培养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和学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