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修身养性来使所有的百姓安居乐业。修身养性来使所有的百姓安居乐业,尧、舜这样的圣人大概还难以做到呢!”
孟子对宋勾践说:“你喜欢游说各国的君主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别人理解也安详自得;别人不理解也安详自得。”
宋勾践问:“怎样才能做到安详自得呢?”
孟子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
国学链接:关于尧舜
尧,姓伊祁,名放勋,史称唐尧。出生于唐地伊祁山,随其母在庆都山一带度过幼年生活。15岁时在唐县封山下受封为唐侯。20岁时,其兄帝挚为形势所迫让位于他,成为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长。他践帝位后,复封其兄挚于唐地为唐侯,他也在唐县伏城一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都城,以后因水患逐渐西迁山西,定都平阳。唐尧在帝位70年,90岁禅让于舜,118岁时去世。
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推崇的古昔圣王。而舜对于儒家,又有特别的意义。儒家的学说重视孝道,舜的传说也是以孝著称,所以他的人格形象正好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典范。孟子极力推崇舜的孝行,而且倡导人们努力向舜看齐,做舜那样的孝子。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由于儒家的宣传,有关舜的传说事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影响。
诸子之言: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现代人在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往往说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虽然在语序和个别字的使用上发生了变化,然则不失孟子原义。
思想史上流行的观点认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补”的体现:前半句表达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而后半句显示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如果把“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道德含义除去,而只把它们理解为“有为”与“无为”,则这句话又成了纯粹的道家思想。人们常常只把“无为”看成是道家主张,其实至少庄周这个道家宗师也有追求“有为”的一面。
在《庄子·外篇·山木》中,庄周曾自比“腾猿”:“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猴子抱上了高贵的大树,便得志称雄,“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而一旦掉到了荆棘丛中,就低调做人,“危行侧视,振动悼栗”了。换句话说,在庄周看来,人当得势时是“有为”的,所谓“无为”,就是“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时的生存方式:“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
延伸思辨:达则兼济天下,责任当仁不让
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都表明了一种古时君子朴素的做人准则:自己发达的时候,不要忘记帮助别人,这是君子的社会责任感所在。而后世文学家范仲淹也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抒发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人操守。他强调的是把国家、民族、他人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汗流血。
中国历史上的文天祥在国家危亡之时,置个人生命于不顾,明知凶多吉少,念及“国家至此”,毅然前往和元军谈判;被捕后,几度挣脱敌人魔掌,以期重整旗鼓,收复大宋江山,表现了这种精神;明朝海瑞,冒着丢官舍命的危险,反映民情,说出真话。他为人民忧,为人民愁,为人民大声疾呼,尽管被罢官,仍然矢志不移,真正做到了忧在百姓前,为人民鞠躬尽瘁,依然反映出这种精神。国家的利益与个人的私欲这组矛盾,从古到今始终在拷问着每个人的灵魂。有的人经不起物欲的引诱,享一时之乐,贪一己之利,而置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不顾,鬼迷心窍,灵魂丑恶,行径肮脏,犯下了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罪行。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为了个人多攫取“好处费”,竟然下令压低土地出售价格,使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他眼里、心里,哪有“天下人”的位置?只有他自己!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各种诱惑接踵而来。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发达时莫忘记兼善天下,更不能大肆挥霍,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为一己之乐,造成百姓之苦、国家之忧。愿先哲警句像一口古老的洪钟,常鸣在人们的心间。
精彩典故:
闻鸡起舞
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是一个很关键的前提,有些人在发达时想为别人、社会做点事情,却往往缺乏那个能力。古往今来,中国历代许多名人都是在“穷”时便为日后“兼济天下”做好充足准备,他们或者闭门苦学,或者寻访名师,以期有朝一日名闻天下时,能够为百姓、为社稷、为君王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晋代的祖逖是个胸怀坦荡、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可他小时候却是个不爱读书的淘气孩子。进入青年时代,他意识到自己知识的贫乏,深感不读书无以报效国家,于是开始发奋读书。他广泛阅读书籍,认真学习历史,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学问大有长进。他曾几次进出京都洛阳,接触过他的人都说,祖逖是个能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才。24岁的时候,曾有人推荐祖逖去做官,他没有答应,仍然不懈地努力读书。
后来,祖逖和幼时的好友刘琨一同担任司州主簿。他与刘琨感情深厚,不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还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建功立业,复兴晋室,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一次,半夜里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他一脚把刘琨踢醒,对他说:“你听见鸡叫了吗?”刘坤说:“半夜听见鸡叫不吉利。”“我偏不这样想,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祖逖提议,刘琨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每天鸡叫后就起床练剑,剑光飞舞,剑声铿锵。春去冬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他们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既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又能带兵打胜仗。祖逖被封为镇西将军,实现了他报效国家的愿望;刘琨做了征北中郎将,兼管并、冀、幽三州的军事,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文韬武略。
宰相之杰
有了年少时积累的学识经验,有了窘迫时锻炼的社会阅历,等到一定的机会他们就能开始“兼济天下”的旅程,明朝著名的改革家、被誉为“宰相之杰”的大学士张居正也是其中之一。
明朝嘉靖年间,政治黑暗,财力匮乏,倭寇入侵,民怨沸腾,加上明世宗不理朝政,奸相严嵩一手遮天,独揽大权。有远大理想抱负的、时任翰林院编修(相当于储相)、年仅25岁的张居正目睹这一切腐败后,向明世宗上《论时政疏》,但没有得到采纳。因此,他内心十分愤慨,郁郁不得志,感到怀才不遇。30岁时,他称病辞官回归故里。在江陵老家他种了半亩竹子,闭门苦读了六年,过着“独善其身”的生活。
此后,他又重新入仕,49岁那年,经过宦海沉浮的他终于当上了内阁首辅。此时可以大展宏图了,他便开始“兼济天下”:整饬边防,恢复屯田;澄清吏治,推行“考成法”;裁减驿递,节用爱民;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实施“一条鞭法”,清丈土地。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农民的负担有一定的减轻,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库的收入也大为增加。张居正的一生实践了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在困穷之际,没有追求富贵,没有改变节操;在顺利通达时,做了许多利国利民之事。
当代镜鉴:企业管理者的责任感
孔子将是否能做到“修己以敬”看成是否能成为君子的重要标准之一,甚至把“修己以安百姓”看成是连尧舜也难以达到的一个高度,而孟子认为君子“达”时便应“兼善天下”,儒家先贤们的这一标准是否适合平常百姓,我们暂且不论,而能否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达则兼善天下”,确实可以成为衡量职业管理者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但凡进入管理阶层,无论职位高低,都会配置下属。管理者对自己的下属不仅拥有管理权,更应对他们负有责任感。要管理好部下,首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时时处处为他们身先士卒做好表率,这就是“修己以敬”。我们不可想象一个管理者自己素质低下,办事不认真,怎么可能让下属的素质提高,办事认真。一个原本素质较高的下属,一旦长期处于素质低下的管理者手下,很可能也会变成素质低下之徒,因为一个人要想提高自己,往往很难,而要想堕落,却是很快很容易的。其次,是要担负起对下属的责任,也就是要“修己以安部下”,如果你是一个总经理,那么就要“兼善全公司员工”。
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尤其是对一个总经理来说,让全公司员工都能安居乐业,不只是准时为他们发放工资那么简单,还要考虑怎样管理教育培训他们,让他们能在经济上、技术上、精神上、素质上,都有所提高。一个管理者对下属的责任与一个慈善家对穷人的施舍是完全不同的,慈善家只要将自己的钱财拿出来捐献给贫穷者就可以了,但是企业的管理者则是以培养教育和组织管理部下的方式,通过向社会提供优质产品或服务,来达到满足下属经济上和精神上需要为目的。
作为一个成熟的职业管理者,除了对本企业的投资者和雇员负责之外,还必须为社会负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修己以安百姓”是相对“修己以安企业”提出的更高要求。
一个企业的存在,绝对不能仅仅以赚钱为唯一目标。除了赚钱之外,企业还应该服务社会、创造文化、提供就业机会、把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以最低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这些都是企业应该具有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企业的使命。一个企业如果从管理层到普通员工都能形成这样的责任感,那么这个企业最终一定会有大的发展。仔细研究那些世界著名企业,我们会发现,任何一家企业都不是以赢利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它们大多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类、改变生活之类的崇高使命作为自己企业文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