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张飞无疑是有勇无谋、刚直无礼的代表人物，而其最终的下场也与孔子的论断相吻合。
当代镜鉴：为人处世的度
孔子在《论语》中特别强调做事情要有分寸，不管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做到位，因为只有做到位了，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的人做事不尽心尽力，这样的人是永远也做不好的。但也不要过了头，有些事情只要做到位就行了，一旦过了头，反而会失去原来的价值。所以做任何事情，“过”和“不及”都是要尽力去避免的。
孔子认为：太过疏远和太过亲密都不是为人处世的最佳状态。与好朋友相处要有一个度，一定得把握住这个度，更不要哥们义气，任何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如果事情做好了或许没有什么，但万一事情没有办到，你的朋友会认为你只会夸夸其谈，不实在，久而久之，那么你们的友情将会淡得无影无踪。所以交友要有度，做事要有度，为人处世更要有度。
在当今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竞争激烈、关系复杂、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世界，没有一套高超的为人处事的谋略是根本行不通的。如何才能取得处事的“真经”呢？答案是在总结前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并用来指导实践。香港“超人”李嘉诚的人生轨迹就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资研究借鉴的线索。
花了半个多世纪时间，李嘉诚终于建立起了今天的商业王国。在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商界领袖中，李嘉诚名列第九。同时，香港《资本》杂志选李嘉诚为香港十大最具权势财经人物之首，他也是香港历史上首位“千亿富翁”。
走过人生七十个年头，李嘉诚扼要地说出成功之道：“因为我勤奋，我节俭，有毅力。我肯求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时你看似是一件很吃亏的事，往往会变成非常有利的事”、“凡事都留个余地，因为人是人，不是神，不免有错，可以原谅人的地方，就原谅人”、“好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好，坏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坏。”虽只三言两语，却道出了人生的感悟。的确，为人处事，讲究一个“度”，恰如其分是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李嘉诚的为人处事之道，可以概括为“德、诚、刚、柔、变、和”六字诀，但他真正高明之处正在于巧妙地把握住几者之间的“度”。刚直本是好事，但过于刚直，棱角分明，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却往往为世所不容；随和本是好事，但过于随和，丧失原则，缺乏主见，委曲求全又往往被视为软弱。只有外圆内方，刚柔相济，进能攻，退能守，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有术、游刃有余，成为一个举足轻重、魅力与实力并存的人物。正如李嘉诚自己所说，他将儒家的中庸思想和“适度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人处世是一门艰深的学问，把握住其中的度尤为关键。现代都市人不妨多学点儒家中庸思想，凡事点到即止，尽量避免“过犹不及”的情况出现。
3.学会宽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译文：
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说：“那就是‘恕’这个字了，自己所不想要的，不要加在别人身上。”
孔子说：“参啊，我的道是由一个基本的思想贯彻始终的。”曾子说：“是。”孔子出去之后，同学便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道，核心是忠恕二字。”
国学链接：儒家的“忠恕”
曾子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以“忠恕”二字贯穿始终的，“忠恕”二字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忠”是强调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恕”是强调对于别人应该宽容。对于这两点，在今天依然有其积极的作用。
诸子之言：
“恕之道”可以说是孔子的发明。这个发明对后人影响很大。孔子把“恕之道”看成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准则，这也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一个特色。这样，可以消除别人对自己的怨恨，缓和人际关系，安定当时的社会秩序。
何晏云：“恕，谓忖己度物也。言孔子之道，唯以恕一理，以统天下万事之理，更无他法，故云而已矣。”
朱熹云：“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无余法，而亦无待于推矣。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这些强调的都是恕的重要性。
延伸思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孔子伦理学的最基本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建立在“恕”的基础上的。仁爱也以恕为基础，因为人与人的心是相同的，所以爱自己也就会自然地爱他人。
对当今世人而言，真要做到对所有事情都能保持宽恕博大的胸怀，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绝大多数时候都只会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真正能做到推己及人的又有几人呢？这就是为何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而普通百姓之所以成为凡人的原因所在。
当然，宽容不是纵容，不要让有错误的人得寸进尺，把错误当成理所当然的权力，继续侵占你的空间。挑明应遵守的原则，柔中带刚，外圆内方，可以宽容错误的行为，但一定要让他认识到错误，并保证下次不再侵犯你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宽容，真正的恕道。
精彩典故：
郭子仪宽以待人
郭子仪是唐代著名的军事家，他对朝廷忠诚，对下级宽厚。由于他功劳很大，又看不起那些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因而经常遭到幸臣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的诋毁。郭子仪掌握军权，常年驻扎在边疆保卫国家。皇帝听多了奸臣的谗言也怕他谋权篡位，可是每每下旨召他回朝。只要诏书一到，他就当日上路回京，没有丝毫犹豫顾望。皇帝见他正气凛凛，毫无私心，便越发信任和重用他。尽管奸臣还在皇帝面前不断地挑拨离间，却都不能得逞。
郭子仪在灵州破吐蕃时，鱼朝恩派人掘他父亲的坟墓。郭子仪从泾阳来朝见皇上，内外官员怕他因怒生事，都十分不安。皇上对郭子仪父坟被掘一事表示慰问，本来也担心他会大闹宫廷，没想到郭子仪痛哭说：“臣做军队统帅很久，不能够禁止士兵发掘别人的坟墓，有人现在发掘臣父的墓这是上天的谴责呀。”
又有一次，鱼朝恩约郭子仪到他建造的章敬寺一游，瞻仰佛容，有人告诉郭子仪，鱼朝恩将做不利于他的事。其部下请郭子仪在衣内穿上铠甲，多带人手一起去，郭子仪不同意，只带十几个家童前往。鱼朝恩见到郭子仪问：“为什么车马随从那么少？”郭子仪如实相告。鱼朝恩哭着说：“您如果不是个有修养的长者，能够不怀疑吗？”
郭子仪是宽以待人的典范，他连和自己作对的人都能宽厚相待，并以自己的胸襟和气度最终感动了对方。宽以待人要体现在具体事情上，遇到具体事情要换位思考，对待朋友不能狡诈，要有体谅理解，更不能玩小聪明。
有德的人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不会因为别人的非议而打击报复，不会因为被人怀疑而终日不安，不会因为别人胜过自己而心怀嫉妒。有德的人心胸宽广，他们会正视自己的不足，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因此即使才能稍逊也同样能凭借德行获得别人的信赖。
蒋琬宰相肚量
三国时，蜀国在诸葛亮死后，由蒋琬主持朝政。蒋琬最大限度地遵守诸葛亮的旧制，使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安定如故。
蒋琬属下有个官吏杨戏，此人性情孤僻，沉默寡言。一天，蒋琬来了，众僚属纷纷站起肃立，只有杨戏和平时一样，伏在案上看材料。蒋琬见他工作认真，便上前说话，但杨戏对蒋琬的话不置可否，很少回答。
有些人对杨戏这种目无长上的作风看不惯，蒋琬却不以为然，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杨戏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总比说违心的话好。杨戏不回答我的问题，是有他的为难之处：若表示赞同我的话，他心里却不同意；若公开表示不赞同，又顾及我的尊严。因此只好沉默不语。他并无过错，我没有理由责怪他。”
督农官杨敏，喜欢背后议论人。有一天与同僚议论起蒋琬来，其他人都纷纷赞扬蒋琬治理国家有方，有的甚至把蒋琬与诸葛亮等量齐观，杨敏不服气，他说：“新相有德有才，但哪能与前相比？我看新相做事有些糊涂，实在不及已故的诸葛丞相。”
有人为了讨好蒋琬就把这话告诉了他，并建议治杨敏之罪。蒋琬却说：“我确实不如诸葛丞相，杨敏没有错。”后来，杨敏因别的事被捕入狱。人们纷纷议论：“杨敏得罪丞相，现在又犯了罪，看来是活不成了。”然而蒋琬在处理杨敏一案时毫无偏颇，秉公而断，最终使他免于死罪。
蒋琬的宽宏器量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蜀国人民都说他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尽管众所周知他的才能不如诸葛亮，但是他的这份气度与德行，同样受到了蜀国百姓的尊重与爱戴。
当代镜鉴：宽容绝不是纵容
中国人一直以为“以德报怨”是儒家的思想，其实错了。这句话出自老子之口，语出《道德经》，而孔子一向认为应该“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如果那个人德行很好，他对你也很好，那么滴水之恩自当涌泉以报；但是倘若一个人的德行很糟糕，而且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用坦荡的胸怀对待他就可以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赞成宽容而不纵容的处世态度，大人有时也要记小人过。
总而言之，孔子主张的是“投桃报李”或“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浆”，而不是一味地逆来顺受，不讲是非原则的以德报怨。
“以直报怨”的“直”不仅仅是直接的意思，以怨报怨才是直接的方式。“直”，既要有道理，也要告诉对方，你哪里错了，侵犯了我什么地方。
经济学家茅于轼陪一位外国朋友去首都机场，并打了辆出租车，等到从机场回来，他发现司机做了小小的手脚，没按往返计费，而是按“单程”的标准来计价，多算了60元钱。这时候茅于轼有三种方法可以选择：一是向主管部门告发这个司机，那么司机不但收不到这笔车费，还将被处罚；二是自认倒霉，算了；三是指出其错误，按应付的价钱付费。
外国朋友建议用第一种办法，茅于轼选择了第三种，他说，这是一种有原则的宽容，我不会以怨报怨，也不会以德报怨，而是以直报怨。如我仅还以德，他还会错下去，实则纵容他；我若还以怨，斤斤计较，大家的效率都低下；我最好的做法就是指出他的错误，然后公平地对待他。
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被他人侵犯、伤害或妨碍，有的人可能是无意中冒犯了你，有的人可能是为了某种原因冲撞了你，有的人可能是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让你反感。这些算不上大奸大恶的小事，多是道德领域中的事，未必能达到法律的高度。咽下去，心有不甘；针锋相对，实在不值。因此可用“以直抱怨”，他人无话可说，自己心里也说得过去。
有人开玩笑地说：“以德报德是正常现象，以怨报怨是平常现象，以怨报德是反常现象，以德报怨是超常现象。”以怨报怨，最终得到的是怨气的平方；以德报怨，除非真的到达一定境界，否则只会让你心中不知不觉存积更多的怨。其实，做人只要以直报怨，以有原则的宽容待人，问心无愧即可。
4.心胸坦荡，拿得起，放得下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阳货》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心胸宽广，小人经常忧愁。”
孔子说：“怎么可以和品质低下的人一起侍奉君主呢？他没得到时，生怕得不到；得到之后，又怕失去。假如一个人总是害怕失去，那就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了。”
国学链接：君子之乐
“君子之乐”的说法是由亚圣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首先提出的，具体阐释了君子的享乐观。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由此可见，孟子所讲的君子的快乐来自于家庭安康、道德提升，以及传播自己的思想。
诸子之言：
在儒家看来，“君子坦荡荡”的胸怀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必须经过一定的培育和修养才能逐步形成。因此儒家非常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强调修身养性。儒家主张通过修养身心而获得完善的人格，并把修身当做一切伦理的根本。亚圣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大学》这样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儒家另一重要经典《中庸》也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以修身的个人为中心，由里及表，由己及人，由近及远，依此，儒家建立起一整套伦理政治学说体系。他们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当做修身的手段，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结果。这就构成了《大学》在方法上的必然逻辑：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正所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按照儒家的逻辑，要修身，首先必须格物致知。这里所说的“格物”是指推究事物的道理；“致知”是指达到对事物的认识。用现在的话来说，所谓“格物致知”，就是说要通过事物的表面现象去研究探讨其道理，以求达到认识事物本质的高深境界。但儒家所说的“致知”，主要是指致伦理道德之知。一个无知的人只能战战兢兢地在黑暗中摸索，往往堕入猥琐低俗，哪里谈得上有坦荡的胸怀！
其次，要修身，还必须诚意正心。所谓“诚意”，就是说要真挚诚恳，不要自欺欺人。所谓“正心”，就是说心要平静端正，不要受情绪杂念的干扰，患得患失。如果人心被忿怒、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所波动，就会“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学》）这与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以及荀子的“虚意而静”思想基本一致。也同古希腊罗马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他们看来，哲人应该力求不动心，为不带成见地进行思考创造条件。这里的“不动心”就是指一种泰然、恬静、心境安宁的状态。
诚意正心不仅是人们进行思考的前提和方法，同样是人们修身养性的前提和方法。它要求人们在修身养性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另一方面要平静恬澹，无私心杂念。不过，到了隋唐之后，许多儒学家将佛教中的坐禅与自家的修身养性方法结合起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甚至“终日端坐，如泥塑然”，完全脱离社会实践，这又该另当别论。
儒家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达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目的，使人们“德润身，心广体胖。”（《大学》）以德来修养身心，自然会胸怀宽广坦荡，身体舒泰安康。“君子坦荡荡”，构成了儒家的人格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延伸思辨：儒家的君子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