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是由鼠疫杆茵引起的自然疲源性烈性传染病，也叫做黑死病。主要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痛、出血倾向、肺部特殊炎症等。人类历史上曾发生三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入欧洲，死亡近1亿人；第二次发生在14世纪，波及欧、亚、非；第三次是18世纪，传播32个国家。14世纪鼠疫大流行时波及我国，史称“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
张献忠真的屠蜀了吗
明朝末年，农民战争此起彼伏，轰轰烈烈。在众多农民起义队伍中，张献忠带领的一支部队一直在长江流域活动。后来张献忠率军攻陷了成都，并很快占领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大西国，开始了在四川统治的生涯。
根据清朝一本书《蜀碧》的记载，张献忠在四川进行了十分残酷的统治，甚至可以用“杀人不眨眼”来形容。张献忠杀人手法多样，对身边的人常常是稍有不满就施以杀戮。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案，张献忠以举行“特科”考试为名，召集整个四川的知识分子前来应试，当这些文人都聚集在大悲寺之后，张献忠却找借口命令重兵将他们团团包围并全部杀死。这次屠杀使5000多名知识分子化作冤魂，着实令人咋舌。
不过，《蜀碧》这本书的作者是乾隆时期的翰林院编修，也就是一位为清政府服务的官员，他的话真的可信吗？清朝编修的《明史》中也有“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的惊人数字，这些来自清朝的信息会不会是为了掩盖当年清军在四川的残酷镇压呢？要知道，四川民众在反抗张献忠残暴统治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反清的斗争，清军对这里的无辜民众也进行了相当数量的屠杀。
首先，清朝的记载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六万万”这个数字。明末清初整个中国的人口不过六千万，哪里来的六亿人口，这样的夸张显然是蓄意诋毁。
我们的确不能否认张献忠在四川地区的屠杀，但是清军在四川地区为了达到镇压目的同样使用了残忍的手段，这一点也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识。毕竟，在张献忠部队和清军的双重扫荡下，四川的芸芸众生竟从600万人口的繁荣沦落到40万人的凄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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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除了留下无以计量的尸骨，还留下了千船沉银的谜案。300多年前，张献忠打劫来千船的金银珠宝，并携带它们由成都顺水南下，不料却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遭到川西官僚杨展的突袭，千船金银珠宝绝大部分随船队沉落江中。近年来该地建设工程增多，在一次引水工程的建设过程中，一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铲出众多银锭。据鉴定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成为破解张献忠在此“千船沉银”之谜的重要物证。
大英帝国也曾向清政府赔过款吗
中国近代的历史总是与割地、赔款等屈辱的词语分不开，究其根源，与中国政治的腐朽和军事等方面的落后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你可知道，几百年前，在清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大英帝国还曾向清政府赔过款呢。
17世纪初，西方国家纷纷将自己的视线转向中国这个充满神秘色彩和致富机会的国度。在一本名叫《西方列强与澳门的关系》的书中曾经为我们讲述过这样的一件趣事。
17世纪，葡萄牙在远东地区的贸易霸权逐渐丧失，葡萄牙的商船常常受到荷兰船只的劫持，为了不再受荷兰人的欺负，葡萄牙人找到英国这个合作者，共同牵制荷兰。英国这时也恰好需要葡萄牙的关系来打开中国市场，于是两国政府一拍即合，签订了葡萄牙同意英商进出澳门进行贸易的协议。
当英国的威德尔船队来到澳门时，受到了当地葡萄牙商人的排挤，葡萄牙人向清政府报告说这些人是荷兰人，企图进行破坏活动；又想方设法阻止英商的贸易活动。在这种情况，英国船队无地安身，只好继续向北行进，来到广州海域附近的虎门。这里的官兵呜炮警示，威德尔等人却丝毫不为所动，反而发起挑衅，炮轰虎门炮台。攻下炮台后，又继续向内河行进，一路烧杀抢掠，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还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虽然广州政府组织军队进行了猛烈地反击，仍不能阻止他们的暴行肆虐。后来，威德尔等人意识到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实在不好再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对自己今后的贸易没有益处，于是只好请出葡萄牙人在其中周旋。
经过双方的协商，英商最终在广州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向清政府赔款2800两白银，这才了结了事端。据说这是中英之间就贸易问题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却充满了火药味。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这只是一桩趣事，但它却拉开了中英近代贸易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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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和众多西方国家签订了许多条约，绝大多数都属于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拉开了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序幕，成为了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奠基石。《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三个文件初步建立了中国不平等条约的体系。这些条约中，清政府不仅割让了领土，还将通商权、关税权、领事裁判权拱手让人。后来，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陆续签订，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堕入丧权辱国的深渊。
中国明清时期出现过黑人雇佣兵吗
雇佣兵自古至今都是一种较为奇怪的兵种，这些士兵不会像其他的军人一样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战，而是以打仗作为谋生的手段，成为了一种获取报酬的职业军人。不过很少人会想到，在我国古代的明清时期，也有一定数量的雇佣兵存在，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雇佣兵还是黑人呢。
明清时期，许多非洲的黑人或是来自马来西亚等地的黑褐色人种，经常出现在中国境内。他们大多是被葡萄牙、荷兰等殖民者带来中国的，因此多在香港、澳门这些地区繁衍生息、艰难谋生。他们在当时其实是这些港口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军事战斗方面也备受重视。
说到黑人的战斗能力，明朝曾有过“此类善斗”的记载。大概是黑人善斗的特性被发掘了出来，澳门开始雇佣黑人作为职业军人。到了清朝，工部右侍郎赛尚阿向朝廷奏陈澳门情况时就说过：“又有番哨三百余人，皆以黑鬼奴为之，终年训练，无间寒暑。”可见这些黑人战士的训练也是很严格的。
说起当时最有名的黑人军队，就要数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掌握在手的黑人军队了。那时由于黑人在澳门不能获得公平的待遇，他们便逃跑投奔郑氏军队，为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效命。这些黑人士兵多为基督徒，他们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忠诚于自己的主人，加上郑芝龙对黑人士兵十分宽容理解，使得黑人士兵在郑氏军队中能够与其他人和平相处，并且为郑氏集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斗中，有一定数量的黑人士兵加入。
不过，后来这些华人眼中的“黑人”慢慢淡出了历史的视线，这些士兵中少数与当地人通婚，继续繁衍下去；绝大多数还是在孤独中终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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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门等地逃出来的黑人，有些进入了郑氏军队效命，有些则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为广东地方政府服务。据记载，在1637年英国的威德尔舰队在广东内河进行勘测活动时，中国舰队出面阻止，当时就使用了一些黑人作为通事，即翻译。一本书叫做《方济各会中国书简汇编》，其中便记载了从澳门逃出来的黑人基督徒成了“广东省军队总兵”的手下，而且多达200多名。
施琅是忠臣还是叛将
1661年郑成功率领军队将荷兰殖民者从台湾岛驱逐了出去，收复了台湾。20多年后，也就是在1683年，施琅奉旨攻打台湾，降服了在台湾割据多年的郑氏集团，使得台湾纳入了大清版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台湾的回归和开发问题上，施琅都是功不可没的，但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仍是有褒有贬，甚至有不少人说施琅是个叛将，这又是为何？
要客观地看待施琅这个人，还要从他的早期经历说起。
施琅从17岁起就在郑芝龙手下做一名小军官，后来归乡3年，在1643年重新加入郑军。顺治六年，郑成功等人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并力邀施琅入伙，于是施琅又一次投靠郑氏集团。一开始郑成功十分器重施琅，施琅也竭忠尽智，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到了顺治八年，郑成功包庇了一位在施琅那里犯了法的亲兵，施琅与郑成功二人反目成仇，郑成功曾派人暗杀施琅未遂，不过却杀掉了施琅的父兄，使得施琅对郑成功彻底绝望，转而投奔了清廷。
因此，如果将施琅简单地视为一位“叛将”，实在是不妥。毕竟，包庇罪犯以及后来杀掉施琅的父兄都是郑成功的过失。如果不是郑成功的办事方式太过粗暴简单，施琅也不会如此愤然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