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的这一战略思维是战略家郑必坚“和平崛起”理论的发展与细化，他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思路，这个思路还需要我们进行充分的讨论与研究。如中国开服务业如何把握度的问题，不至于重蹈开放制造业的覆辙；另外，还包含我们如何才能说服美国向我们开放投资领域，如中国帮助美国修建高铁，翻新高速公路，如何才能避免美国国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的抵触。和平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这不是一个人的命题，而是一个民族的命题，这不是一个年度的命题，而是一个时代的命题。
中国对手是谁？
在国际政治历史上存在着若干次霸权更替。根据研究，每个周期大约有一百年时间。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荷兰、英国和美国接连粉墨登场，扮演世界的领导者。但是要特别指出，在霸权更迭中全球政治中的“挑战者”国家都失败了，如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原苏联；而那些成功的世界强国，通常都是先前的世界领导者的同盟，如荷兰取代葡萄牙，英国取代荷兰，美国取代英国。
因此，中国的奋斗目标不应该是挑战美国，而应该争取取代欧洲和日本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坐到第二把交椅上。美国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拉拢新兴大国，以便争取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支持，新兴大国也不能不重视和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美国也不能忽视传统上的盟友，即使这些盟友的地位可能逐渐衰落。因此，在某些问题上，美国可能会和欧洲、日本一起去排挤和压制新兴大国。新兴大国在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方面与美国的巨大差异也会使美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结盟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可以设想，未来全球政治经济的主要冲突不是发生在美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相反，很可能是发生在衰落者和崛起者之间。由于欧洲和日本的地位相对下降，新兴大国成为其直接的竞争对手。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提高意味着欧洲和日本影响力下降。因此，对新兴大国崛起最大的阻力很可能来自欧洲和日本。从这一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的一些政治势力在近期突然变得比过去更加反华。这种冲突或许才刚刚拉开帷幕。
一个新的合纵连横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的行动指南仍然是现实主义，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灵活善变的现实主义。
谨防汇率危机式崩盘
东亚爆发金融危机，出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意料。东南亚危机的原因值得我们警惕。曾经对东亚模式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也有，保罗·克鲁格曼就是其中一个。他指出，东亚奇迹其实是靠高投资驱动的，但是高投资并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但保罗·克鲁格曼的这种说法缺乏根据。何帆在《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指出，东亚国家在放松对银行的管制之后，其后果是贷款大量增加，贷款质量下降。银行贷款质量下降限制了央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所以在遇到外部失衡的时候央行只能任由货币贬值。
事实也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放了国内银行部门，泰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给本地顾客提供美元贷款。泰国公司更愿意借美元，因为美元利率比泰铢利率低，于是，私人部门的外债急剧增长。到1997年8月，泰国的中央银行承认，泰国的外债共有900亿美元，其中730亿美元是对私人部门的贷款。
泰国的贷款中主要来自于日本，泰国从日本的贷款占其海外借款的50%。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日本的银行开始增加对外贷款。大量贷款给了日本公司在东亚地区的分支机构。日本的商业银行对东亚的贷款达到2750亿美元，占该地区跨国贷款的1/3。日本的商业银行提供了泰国海外贷款的54%，印度尼西亚海外贷款的39%，马来西亚海外贷款的36%。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金融业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1995年日本爆发了金融危机，东京协和和安全两家信用社发生挤兑；紧接着，宇宙信用社、兵库银行、太平洋银行和阪和银行先后破产。与此同时，日本银行还面临着加入《巴塞尔协议》的压力。如果不能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将资本金充足率提高到8%以上，就不能再涉足利润丰厚的国际市场业务。在这种压力之下，日本的商业银行不得不撤回在海外的贷款，以减少不良债权的比例。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商业银行从1990年日本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泡沫破灭和1995年日本金融危机之后已成为惊弓之鸟，对任何可能导致不良债权增加的风波都非常敏感，所以东南亚经济危机才如此严重。
我们回顾华尔街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能发现两者都有相同的原因，那就是国家放松对银行的管制，导致贷款质量下降。而贷款质量下降则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同的是，华尔街金融危机是由金融衍生品引起的，而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由外部金融攻击引起的。其实日本的金融危机也有放松银行管制的阴影。当前，中国也在进行利率市场化的尝试，而当我们研究清楚了这些危机的来龙去脉之后，是否应该对利率市场化多一分警惕呢？一个国家如果发生一次金融危机，10年内都很难恢复元气，甚至长久进入发展陷阱。中国在经济崛起的道路上不怕慢，但一定要走稳。前车之鉴，不能不引以为戒！
为什么说世界经济将上演“日本行情”？
美国经济的“日本行情”从格林斯潘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任期之内大搞对外战争，这在经济学上称之为军事凯恩斯主义。此举为美国累加了大量的财政赤字，为了维持较低的借贷成本，格林斯潘时代不得不实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这也是格林斯潘低利率政策的由来。但这一政策导致2004年以后美国出现了经济泡沫，格林斯潘又连续17次加息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进而演变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而继任的伯南克，赶紧降低利率，同时又实行了两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一过程与日本经济简直如出一辙，美国和日本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都积累了大量的财政赤字。
“日本行情”是怎么形成的？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土地和股市两大泡沫的推动下，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西方有一枝独秀的美誉。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地价下降为导火索，日本的资本泡沫逐步破灭，随后进入经济萧条期。
进入萧条期后的日本货币政策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1年到1995年，这段时间一直是降息，到1996年时，经济有所恢复。第二阶段从1997年到1998年，日本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结果导致经济重新陷入萧条。第三阶段从1999年2月12日至2000年8月11日，实施了为期18个月的“零利率”政策，但是此时的日本经济也没有恢复，“零利率政策”以失败告终。第四阶段是从2001年到2006年，开始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2006年3月，日本宣布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恢复传统利率制度。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开始了“零利率”政策，此可以算作日本经济的第五个阶段。
从上面的总结可以看出，日本在近20年的时间内除了在1997年前后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实行低利率、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这是因为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初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大量的政府财政赤字。政府负债的同时，日本企业也背负了巨大债务。这就导致日本不能加息，因为一加息，政府和企业的还贷负担就会大大加重，从而导致经济更加恶化，萧条重新出现。1998年日本重归萧条就是如此，因此，日本经济只能在货币宽松的基调中一路堕落下去。
主要经济体债务还将加重
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发债需求。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处于约1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并且仍在不断攀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进一步升至85%。可以预见，在未来5年内美国都可能存在赤字。同时，欧元区经济还笼罩在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中，尤其是对于那些仍处在主权债务危机中的国家来说，加息有可能成为再次引起经济危机的“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作为一个整体，欧盟在加息这个问题上，是以“欧猪五国”这样的短板国家为标尺的。正因为这两大地区都存在着巨大的发债需求，所以这两个地区的央行都不可能大幅提高利率。
世界通行的标准是国家债务不得超出GDP的60%，但是这个标准是以中等水平的利率来计算的。如果将利率定得非常低，那债务也可以增加到GDP的100%，甚至更多，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必须以长期的低利率为代价。美国、日本、欧盟部分国家的财政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而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出现破产的局面，就是因为其低利率政策降低了其维持债务的成本。
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在日本的失败
零利率和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是次优选择，虽然对刺激国内需求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日本在“量化宽松”政策期间，通过购买长期国债，增加金融机构在日本银行的活期存款余额，以增加货币供应量，但效果并不明显。1991~2001年，日本的基础货币增长了95%，但货币供应量（M2+CD）的增长率仅为30%。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2001~2003年，日本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分别为14.6%、22%和16.9%，而货币供应量（M2+CD）的增长率分别为3.1%、2.9%和1.6%，其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乘数下降，缺乏了货币乘数这个杠杆，仅仅增加基础货币是不可能造成货币供应上升的，这样的结果也必将在美国出现。
日本的量化宽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之所以比较小，是因为日本实行零利率和量化宽松，只有通过日元套利交易才可以对全世界流动性产生影响。而美国则不同了，美国实行零利率和量化宽松就意味着向全世界提供流动性，这将导致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最终使美国面临“滞胀”。
世界经济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可以称之为作茧自缚，或是自食其果，甚至是自取灭亡。因为在这里面，已经不再是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的智慧所能起作用的问题了，这是西方国家的系统性风险，而这个系统性风险不只存在于其经济内部，也广泛存在于其政治经济体系内。日本的每个首相都坐不满自己的任期，因此根本不可能有长远的考虑，削减赤字更是不可能。美国奥巴马提出为中产阶级减税的同时，共和党则要挟为富人减税，这样的结果只能让美国财政赤字继续增加。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并非都是无能之辈，但是他们身处这样的政治体系中，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他们这个庞大的政治系统是因选举而衍生出来的，如多如牛毛的利益团体，如盘根错节的政党政治等，这都降低这个政治体系的自我纠错能力。
希腊可以在世界的压迫下削减政府赤字，但是谁又有能力来强迫美国和日本来削减政府赤字呢？政府赤字一日不削减，政府债务一日不降低，这些国家就永远不可能走出低利率；低利率也不是他们拯救经济的良药，而只是麻醉剂而已，并且是可以上瘾的。
另外，世界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维持一个低利率状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是供求基本面因素，这可以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来看。消费方面，经历了华尔街金融危机后，世界性的过度消费必将进入一个低潮期；投资方面，世界现在处于科技革命的低潮，短期内不会再出现如信息革命那样的科技突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将长期低迷。这两者都决定了世界经济短期内不可能大幅扩张，因此世界不存在对资金的巨大需求，也就不可能出现高利率，更难出现世界金融监管机构为抑制经济过热而主动提高利率的情况。
第二，未来存在着必将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我这里的通胀压力不是指的价格上涨，尽管大宗商品已经开始上涨，但这些都缺乏经济基本面的支持，未来的通货膨胀更多的来自于货币超发。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的是，人类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就步入了完全的纸币本位时代。在亚当·斯密所处的金银本位时代，政府不能随意控制货币，货币增加或减少都不是那么容易，致使金钱的积累可以确保财富的不断累积。然而，如今的纸币，完全可以由政府随意控制。过去40年里货币贬值的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这就更加重了名义利率从长期看不可能高的趋势。货币处于一种极易相对贬值的通道，作为其价格的名义利率，就不可能处于较高水平，尽管期间会有政府为了抑制不时出现的通胀而提高短期利率的情形。况且，没有哪个政府喜欢因高利率抑制经济增长而引起民怨，所以，一旦利率爬高引起不满，政府会毫不犹豫地拿起货币发行的水龙头。这种行动不仅极受欢迎，而且极易操作，几乎毫无成本。
另外，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面临着较高的偿债任务。从技术上看，日本、美国以及欧盟等不少国家都已经财政破产，他们要摆脱高额的债务，除了不断地平衡预算之外，就是开动印钞机稀释债务，这也就决定了世界上将有足够的货币来维持较低的借债利率。有人可能会说，政府印刷钞票导致的通货膨胀反而会带来提高利率的外在要求，但这种情况不必担心，因为巨大的通货膨胀一般都是来源于经济过热，如果没有经济过热就不会造成过度的通货膨胀，而印钞让这些通货膨胀必是温和可控的，当然世界上也不会有任何央行会愚蠢到印钞印到通胀不可收拾的局面。
中国要走出自己的行情
在这轮经济周期的调控中，中国总是频繁使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而很少加息。央行这样做，一方面不想加大借贷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考量，就是不想制造利差从而吸引热钱的流入。因为热钱只能成为资产泡沫的助推器，而不可能成为发动器。中国也应该转变观念，那就是不要害怕热钱，热钱的涌入是经济强劲的表现。美国人一直强调强势美元对美国有利，这样的观念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世界的资金当然向“经济最好”的国家流动，中国要领跑世界，就不要怕资本追随，从某种程度上这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