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格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行情经已经非常不一致了，很可能出现发展中国家已经迎来第二轮经济危机的时候，发达国家还没走出上一次的经济危机，也就是他们极有可能上演“日本行情”，这都是正常情况，国际上流行的“脱钩论”也大概是这个道理。因此，中国制定经济政策时，要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核心利益，要敢于走出自己的政策行情。
世界短期内都不可能进入高息时代，而很可能像日本一样，维持常年的低利率。也就是说，今后世界主要国家都要上演一遍“日本行情”。
中国扩大世界影响的机遇是什么？
当年，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就是以“拯救者”角色出现的。同样，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仅要扮演“挑战者”的角色，也可以是“拯救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美国提供了机会，这场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正好为中国提供了相似的机会。
其实，国际货币组织（IMF）就像个大公司，IMF总裁只是职业经理人，最终还是要听老板的。以中国目前在IMF的份额，笔者认为中国这个总裁宝座即使暂时争不到也没关系。韩国人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但韩国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因此大幅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由其实力决定。除此之外，还需要一定的经营和国际担当。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强国，就与他们在二战中承担的责任有关系。
世界银行集团（WBG）和国际货币组织（IMF）作为当今世界财政金融界影响最大、具有重大话语权两个国际机构。其最高首脑传统上都是由欧美人担任，即世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而IMF总裁则由欧洲人担任。这其实就是政治分赃的结果。因为二战刚结束时，还没有其他地区的经济体能与这两个地区抗衡，而前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这种机构没有兴趣。
如今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长为世界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IMF总裁通过公平竞争产生，或是由发展中国家公民担任也就成为了可选项。如金砖四国和南非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们就发布了联合声明，认为应该废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来自于欧洲地区的传统，这可以看做发展中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公开表态。
如果候选人真能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推出的候选人应该是竞争力最强的。新的IMF总裁会是中国人吗？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当然也有人会从专业性上提出反驳，认为中国现在不具备合适的人选，其实专业性不是问题。以世界银行行长为例，如佐利克之前的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就不是专业人士出身，他先后于1967年与1972年分别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政治学哲学博士学位，没有财经专业的学习经历。他上任世行行长之前一直在美国的国防系统工作，没有经济工作经历。作为美国军方的鹰派人物能担任此职位，全靠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的鼎力推荐。可见，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选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决定的，而非专业性。若考虑专业性，中国的周小川、朱民也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即使不当IMF总裁，也并不代表着我们争取国际金融话语权的道路就此堵死，我们还有其他的途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支“国际救火队”，中国与其通过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来争取国际话语权，还不如单打独干。这就好比是慈善捐款，我们可以通过慈善组织进行捐款，也可以直接将钱捐给需要救助的人。在慈善行业，由于信息不畅，施主可能很难与需要救助的人取得联系，但是在国际金融领域则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施助对象都是国家。中国要想发挥作用，完全可以不通过货币基金组织，如希腊债务危机，同样是拿中国的钱进行救助。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走IMF的渠道，明显不如走直接救助的渠道更合算。
以希腊为首的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出现，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扩大国家影响的机遇。中国可以以投资的形式直接帮助欧洲度过眼前的危机，同时也为自己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树立良好的信誉。在这件事情上，钱不是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世界性的债务危机不会很快过去，很可能在几年内都有反复，这期间中国不会缺乏机会！
为什么说中国将进入强势人民币时代？
这几年中国将一直面临热钱涌入，这就是“强势人民币”的典型特征；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仍将继续维持强势而不会发生逆转。一场华尔街金融危机，让中国出乎意料地提前成为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主角，也许我们也将被动地进入一个“强势人民币”的时代。
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导致人民币升值
首先，货币的币值从根本上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只要在持续提高，这个国家的货币自然处于升值状态。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将大幅提高，因此人民币持续升值是大势所趋，热钱涌入中国也就不可避免。
有人可能会反对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缺乏技术创新，这将会成为中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阻碍，其实这大可不必担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非完全依靠技术创新获得，仅仅是现有成熟技术的深度运用就可以保障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如在农业生产上，大型拖拉机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成熟，但是并没有立即大面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大型拖拉机的普及过程持续了50年，这50年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过程。同样在工业生产领域中的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等技术也都是已经非常成熟，其广泛应用都可以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中自动化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都可以持续地推动人民币币值的提升。这也是中国经济这些年在缺乏重大自主创新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所在。
国际套利资金即将大量涌入中国
资本是逐利的，国际资本是流动的，中国人民币的高利率政策可以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分析过，包含日本、美国、欧盟部分国家在内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由于高额国家债务的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会维持“日本行情”，也就是都将维持低利率状态。因此，这些国家的货币在利率上根本无法与人民币抗衡，热钱涌入中国是非常正常的。这些国家的货币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充当“套利货币”。“套利货币”就是企业从这些低利率国家进行借贷，然后到中国这样的高利率国家使用，这其实就客观上为这些套利企业提供了较低的融资成本。在很长一段世界内，这种套利货币将是外资涌入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这也可以降低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中国也可以利用国际市场上资金便宜的特点，大规模地到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这些对中国都是有利的。当然，人民币高利率也可以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吸引买盘，从而推动升值，也可以导致国际资本的流入。
总之，国际资金涌入中国这是个大趋势，这个趋势只要中国经济不出现大的问题就不会发生逆转，因此相对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热钱时代会发生流动性过剩吗？
热钱时代，中国可能会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情况，而流动性过剩也是近年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问题。对这方面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治理流动性过剩并不难。首先，我们一定要弄清流动性过剩的实质，才能进行治理。流动性过剩的实质是“货币过于便宜”，而不是“货币过多”，因为即使有非常多的货币，货币的价格也非常贵，那也不会造成流动性过剩。市场上的货币流通总量并非完全由基础货币的数量决定，货币乘数才是最重要的。中国近年的流动性过剩，乃至格林斯潘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都是资金太便宜所致。
因此，治理流动性过剩，完全可以从货币价格入手，而对货币数量完全可以不予理会。只要把握住了这一基本原则，那流动性的治理就不再是个难题。
缺钱时代：国际资本为我所用
在中国，资金短缺似乎是不会发生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居民有着比较高的储蓄，但这已是历史。
随着中国分期付款买房、分期付款消费等信贷消费时代的来临，中国人也被迫走上了“借贷消费”的道路。如有机构预计，到2020年时，中国的银行发放的信用卡数量可能会从目前的2亿张增加到8亿到9亿张，到时候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变为负数都是有可能的。
现在，中国银行对其工作人员的考核已经由考核贷款转向了考核存款，并且发生了从没有过的“疯狂揽储”行为。多家银行不惜喊出0.6%~0.8%不等的日息揽储，也就是1000万元存一天8万元利息，存一个月240万元利息，这是多么疯狂的行为！那些身在其中的银行业内人士，每到月底、季末、半年底、年底，谈论最多的就是完成存款、揽储任务，因为完不成揽储任务会被扣发工资。这些奇谈怪相的出现，并非是因为是中国提高存款准备金措施而致，而是大环境使然。
中国不缺钱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中国即将进入缺钱时代。缺钱时代进入中国的“热钱”，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中国的资金饥渴，其实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几乎完全是靠外资来支撑其经济，中国也可以在不产生依赖的情况下，谨慎借鉴这样的发展方式。
热钱时代，如何抑制资产泡沫？
热钱，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一向是“恶”的代名词，这种印象主要来源于日本经济泡沫，因为日本当年的经济泡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热钱涌入所致。这样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的日本除了热钱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
首先是日元升值，导致部分企业倒闭。这些倒闭企业的资金转入资本市场，从而产生资产泡沫，这种情况在中国也非常的明显；其次是日本没有及时戳破资本泡沫，导致泡沫破裂后果过于严重。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才轮得到热钱的推波助澜。热钱只能成为资产泡沫的助推器，而不可能成为发动器。
资产品泡沫主要来源于大众的非理性情绪，即大众对短期暴富的狂热。面对资产品价格节节攀升的局面，面对着不时耳闻某人通过投资而一夜暴富的故事，又有几个人能够耐得住寂寞呢？因此对资产泡沫更多的应是监管，甚至是行政干预，而非货币政策问题。
关于如何更有效地抑制投机行为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曾声名显赫的“托宾税”。着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先生曾提出，为了抑制短期投机性资金给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震荡，有必要对外汇交易征收交易税，这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托宾税”的来源。
托宾税其本质就在于抑制短期投机行为，加大投机交易成本和减缓投机交易频率，因此对于我们抑制资产泡沫和投机问题，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2007年中国股市泡沫最严重的时候，政府通过上调印花税，抑制了股市泡沫的继续加大。这样的措施非常必要，但出台太晚了。当中国股市出现泡沫的苗头时就应该出台这样的措施，政府对股市泡沫的放纵实际是对股民的不负责任，
外汇与货币发行挂钩，导致中国货币被动增发，这往往让人诟病，再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制度好像是罪魁祸首；然而中国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资金的短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重现中小企业倒闭潮，那中国到底是资金过剩，还是资金短缺呢？我们只能相信事实。
如果我们面对事实，面临的绝对不是资金过剩。通货膨胀是因为资金过剩的说法就明显不靠谱，通货膨胀是个资金现象，而价格上涨则不是。我们不要总是将价格上涨当成通货膨胀来治理，中国面临的是价格上涨，而非通货膨胀。
中国在一段时间内，都将保持强势人民币的态势，那强势人民币又表现在哪里呢？就表现在人民币币值的升高和人民币存款的高利率上。热钱来了肯定要进入中国的银行，进入银行就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所用，这对中国有什么不好呢？热钱进入银行后转化为贷款对经济建设起促进作用，带来的利益并不比热钱套利所得的利益小吧？两者的差额就是银行存放贷的收益，这部分收益是属于中国的。
世界的资金当然往“经济最好”的国家流动，中国要领跑世界，就不要怕资本追随。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会发生硬着陆，其理由是中国投资的不可持续性。为什么中国投资不可持续，是中国项目不够多吗？显然不是，那是中国民营企业缺乏投资热情吗？当然更不是，最根本的还是因为资金的问题，因为资金都贷光了，后期资金跟不上，当然会发生经济硬着陆。而此时外来的热钱不正好弥补了中国资金的短缺吗？应该是帮了中国一个大忙，帮中国经济形成了一个有利于良性增长的闭环链条。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就是也应该这样完成，可惜央行不断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却使好事即将变成了坏事。
央行的决策依据是所谓的“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的逻辑，而这一论调早已被中小企业倒闭潮这一冰冷的现实所击碎。因此，所谓货币超发根本不靠谱，中国统计数据也早就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的首因是食品因素和输入性因素，如近期的猪肉价格上涨就与货币发行没有任何关系，同样输入性因素也是我们不可能控制的。从长远来看，还有劳动价格上升因素和地租级差化的问题，这些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M2的增加更多是因为贷款旺盛，这是中国经济活跃的表现，存款并非是真正的居民和企业的原始存款，更多的是贷款转为存款而成的“派生存款”。贷款活跃与货币发行的关系不大。一个经济体如果其投资不活跃，货币乘数过小，即使发行再多货币，其M2都上不去，美国就属于这种情况。
总之，中国在长期内面临的将不是资金过剩，而是资金短缺，那么长期内国际资金涌入中国将是一个大趋势。两相对照就会发现，国际资金的流入可以补充中国本土资金的不足，但是也必须承认“热钱”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它毕竟还不同于外商直接投资，而只能将其作为短期所需。从长期来看，中国还是需要理好中国的“储蓄-投资”链条，依靠本土资金发展经济。
中国制定经济政策时，要更多考虑自己的核心利益，要敢于走出自己的政策行情。缺钱时代进入中国的“热钱”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中国的资金饥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几乎完全是靠外资来支撑其经济，中国也可以在不产生依赖的情况下，谨慎借鉴这样的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