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缺乏伟大创新？
对于创新不足，我们往往将之归为政府投入不够，但比政府更重要的是民众。中国一直缺乏伟大的创新，而没有伟大的创新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国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根源就在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缺失，这归根到底还是个文化的问题。
美国科技实力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订单，日、韩也有政府的支持，因此，希望我们的政府效仿这些国家。我们总是抱怨政府对企业创新的重视不够高、支持不够大、投入不够多，但是仔细想想，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这里。
因为企业需要的是市场，政府能给到企业的那点钱是非常有限度的，政府撒胡椒面式的减税或是补贴，对于企业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企业从市场上获得的钱才是源源不断的、无限度的。
没有国内市场的支持，没有消费者的偏好，任何创新产品都不可能走向成熟。无论是早已发达的欧美，还是后起的日韩，他们的国民都有优先购买国货的传统，但中国没有，我们更多的是崇洋媚外。这一切问题的背后就是因为中国缺乏民族主义。
我们强调民族主义是告诉大家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民间的支持比政府的支持对创建创新型国家要重要得多”。
文化学者许纪霖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不能抽象地否定它。民族主义的真正问题是要形成中国认同，健康的爱国主义是可取的。
在如此之氛围下重提民族主义，是因为我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太偏颇，而对民族主义的正面重要性认识的远远不够。因为现实社会中民族主义的实质性缺乏，让我们又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并且本来就不强大的民族主义意识还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打压。
政府怕民族主义影响了招商引资，影响了中外友好，用某知名社会学者的话说就是：“我们老是担心是不是打扰了西方人的午休，实际上人家根本没有在意，倒是国内的人先替他们着急。”
除了狭隘的好战民族主义之外，其他都是有益的民族主义。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就是防守型民族主义，中国并不具备狭隘主义的基因，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中国也不具备狭隘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那些担心中国会走上好战国家道路的人简直是多虑了。
还有一派人，他们反对民族主义就是在放烟幕弹。在这个烟幕弹下，“鬼子”和“汉奸”都悄悄地溜进了“村”。
民族主义是巨大的财富，这种无形的财富就蕴藏在中国广大的人口当中，只要将这笔财富挖掘出来，就可以为我们所用。如果不能挖掘出来，就会慢慢流失。我们只要看看周边的现实生活就会发现：那些拥有爱国主义情节的人比没有爱国情节的人更容易亲近，更容易沟通，那些拥有爱国主义情节的人比没有爱国情节的人思想更高尚，行为更自律，素质更高，更接近文明人的标准。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情节，一种健康的思想，是道德的高地，是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素质。
但我们又不得不正视，中国确实存在一批政府的异议人士，他们反对任何与民族主义有关的东西。必须指出的是，反政府与反国家是两码事，政府做得不对可以反对，但民族和国家断断没有反对的理由。但一不留神从反政府的立场跨界到了反对国家、民族，这就是不应该的，也是错误的和不可取的。在辛亥革命时期，“爱国不等于爱朝廷”等口号也曾喊得震天响，但是辛亥年代的共和先驱们就能充分分得清对政府与反对国家的界限。我们只要看看宋教仁和章太炎两位先驱的行为与做法就能明白了。
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东北联络反清革命。在这里宋教仁惊悉，在长白山东南，有一块滩地历来属于中国。日本正觊觎这块土地，具体事宜已经交给日军参谋部组织的长白山会、黑龙江会、南满株式会社三个团体策划和操作，而且连地名都想好了，就叫“间岛”。
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宋教仁得知这一情况后深感忧虑。他决定先深入调查，并冒险混进长白山会侦察，又秘密前往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相关历史图籍，并与从汉城图书馆查到的档案资料进行核对。当他确信已掌握了确凿的档案资料后，便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对日本的侵略阴谋做了有力的揭露。《间岛问题》书成后，日本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他反对的政府，后又以巨款购买该书版权。但宋教仁拒卖书稿，而以民族大义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后来中日谈判时日方所造假证在宋所着《间岛问题》一书中全都被揭穿。人们在论及此事时，谓之为“一本书扞卫一块国土”。
这时候，慈禧也关注着日本一手挑起的“间岛事件”。她阅毕《间岛问题》一书后拍案说：“国有人才如此，管理外务大臣不能引用，可惜可惜！”遂赏给宋教仁五品京堂，令其来京候用，并撤销对宋教仁的通缉。宋教仁却拒绝了。他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
反对政府不等于是对真正的爱国行为的排斥，对比宋教仁与国内某些学者的做法即可立见高下！宋教仁也越发被衬托得伟大。
同样，辛亥元勋章太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认为最紧要的是，要增进国民的道德就必须用国粹激发、增进爱国的热肠，认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章太炎一生前后有四次办国学讲习会，其中最重要第一次是他在东渡日本任《民报》主编时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以文会友，主讲《说文》《尔雅》等书，听讲者达数百人，如钱玄同、鲁迅等都是他的门生。章太炎在反对政府的同时，并没有反对国家文化，更没有反对爱国精神。
现在的中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成了大多数学者都不敢碰的东西。中国要成为伟大的国家，就必须找回民族主义，为民族主义正名。毁掉了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就毁掉了一个国家。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要多做乘法？
宏观经济学是凯恩斯主义诞生后快速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理论模型，使宏观经济的研究有规律可循，有模式可依，降低了人们分析经济问题的难度；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总是按照宏观经济分析的固定套路来研究经济，就会忽略了经济最基础、最本质的东西，满足于玩弄一些小伎俩，这些东西在短期内也许可以奏效，从长期来看必然会导致一些问题出现。
经济学家将药品当成了营养品
另外，宏观经济学是在处理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危机。宏观经济学对付经济危机是可行的，但它不可能促进经济成长，中国的学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宏观经济学的一些主张当成了提升GDP的方法，也就是将药品当成了营养品来吃，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是“是药三分毒”，长期实行就会扭曲经济结构。
真正的经济增长必须是“质的增长”与“量的增长”的结合，归根结底要靠质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不是要做加法，而是要做乘法，这种质的增长就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如果用公式进行表示，那就是：GDP=劳动生产率×劳动人数。
提升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真谛
在制订经济战略时，中国先后有过比较优势战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型工业化道路，自主创新、战略新兴产业、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等提法，却很少提到劳动生产率，可经济的增长归根结底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我们必须将提升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劳动生产率是经济之本，其余全是末。如果从其他的方面抓经济，都将是舍本求末。
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两类方法。一类是靠提高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加大工人的劳动强度，另一类是靠提高机械化与自动化水平，目前中国采取的都是第一类方法。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应该从靠“提高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到依靠“提高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自动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真正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美国是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美国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6.38万美元；其次是爱尔兰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59万美元；卢森堡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56万美元；比利时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52万美元；法国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4万美元；中国工业劳动力年均创造财富1.26万美元。
因为中国劳动生产率太低，所以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就低，而创造的价值低，收入就低，这就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根本原因。现在人们只谈分配问题而不谈这一根本问题，就是没有抓住事情的本质。分配不是不重要，而是分配不均只能使收入在小范围内浮动；而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则可以使劳动者收入发生翻番式的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工资相差几十倍，这些问题用分配根本解决不了，只有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改善来实现。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创富于民”之本
现在大家提的最多的是“藏富于民”，但是笔者不愿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被“异化”，各色人等都在用这个词，但他们所指的都不一样。笔者主张“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财富的价值，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才是真正的“创富于民”，至于“均富于民”的问题，将在后面进行详述。
尽快建立劳动生产率统计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在投资、消费及出口的平衡中寻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而应全面回归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思路上来。要做到这些，首要的是要建立中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数据，并定期公布。在美国这样的数据是定期公布的，但中国目前连相应的统计体系都没有。
传统产业仍是一座可以充分发掘的富矿
没有传统产业，只有传统产品，传统产业仍然是一座可以进行充分挖掘的富矿。当中国提出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后，对新兴行业已经足够重视，而对传统行业改造升级的重视程度则略显不足。
中国80%的产业是传统产业
在中国，传统行业占比非常大，如果以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为计算时间点，中国至少有70%的GDP来自传统产业。如果以2000年为计算时间点，那么至少85%的产业属于所谓的传统产业。中国政府规划到2020年，六大新兴战略产业的产值要占到中国GDP的20%，如果从另一角度进行解读这样数据，即10年后传统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仍然高达80%。如果将能将这些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传统产业仍然是一块可以充分发掘的富矿。
实现国家发达很容易
GDP的增长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目前中国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只要将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整体提升5倍，就可以达到人均GDP2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将中国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5倍，从技术上并不存在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