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理/中南大学文学院教师、博士
周立波的成名作无论是《暴风骤雨》还是《山乡巨变》，都体现了他对方言土语的娴熟运用，语言的民族化是周立波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暴风骤雨》刚发表不久，就有人注意到了周立波的语言特色：“我觉得《暴风骤雨》是目前报导农民土地斗争的优秀作品之一。用农民的语言，写农民的生活，表达农民的感情，特别是表达农民的革命情绪，如此鲜明强烈，如此真实，这是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一个基本特色。同时，因为作者真实地表现了农村，所以作品的地方色彩也很丰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格。”[韩进：《我读了<暴风骤雨>》，载胡光凡、李华盛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页。原载《东北日报》1948年6月22日。]如果说《暴风骤雨》写的是发生在东北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作家用东北方言写作还有不够成熟的地方，那么出生于湖南益阳的周立波描写自己家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方言土语运用上就更加熟练和自然了。王西彦在评价《山乡巨变》中的语言风格时说：“应该说，在《山乡巨变》里，立波同志在方言土语的运用上，是相当成功的。尤其象我这样的读者，虽然不是湖南人，却在农村里生活过，工作过，听得懂湖南话，读起来就感到很亲切。有些段落，我一面轻声诵读，一面点头微笑，觉得立波同志写得实在好，有味道。”[王西彦：《读<山乡巨变>》，载胡光凡、李华盛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6页，原载《人民文学》1958年7月号。]周立波这两篇名作发表后，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他作品中的方言特色，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虽然周立波用地道的方言创造了他的农村题材小说，但他并没有拒绝欧化的语言，事实上欧化语言在周立波的创作生涯中自始至终都存在，而且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运用的过程。
一翻译中的欧化倾向
要探析周立波小说的语言特色，得从他早期的文学活动说起。周立波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起步的，他的翻译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他的“上海十年”时期。查看周立波的著述年表，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翻译发生在1930—1940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翻译作品有三部，分别为《秘密的中国》、《复仇艳遇》和《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三部作品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较大，其中，《复仇艳遇》和《被开垦的处女地》都属于俄苏文学。除了翻译文学作品，周立波还在报上发表了《俄国文学中的死》、《自卑和自尊》、《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纪念托尔斯泰》、《一个巨人的死》、《普式庚的百年祭》等评论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俄苏作家及其作品。除了少数几篇短篇小说，周立波的译作大部分是通过英译本转译的。
五四运动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语言的革命，语言的变革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深刻基础。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总结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第一，“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便是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因此，中国向西方的学习，也就从学习其先进的工业技术渐渐地转向精神层面，接纳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精神世界的表征需要通过语言这一载体，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特堡对此早有论述：“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像方式的完整体系”，“个人更多地是通过语言而形成世界观”[[德]威廉·冯·洪特堡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70—71页。]。伽达默尔也认为：“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我们用学习讲话的方式长大成人，认识人类并最终认识我们自己。”中国的古汉语是绝不可能表述出西方的世界和思维方式的。周作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看出了古汉语与古代思想的血肉联系：“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周作人：《思想革命》，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00页。]他进一步论证了古文对表述现代思想的限制：“比如，有朋友在上海生病，我们得到他生病的电报之后，即赶到东车站搭车到天津，又改乘轮船南下，第三天便抵上海”、“若用古文记载，势将怎么也说不对。‘得到电报’一句，用周秦诸子或桐城派的写法都写不出来，因‘电报’二字找不到古文来代替，若说接到‘信’，则给人的印象很小，显不出这事情的紧要来。‘东车站’也没有适当的古文可以代替，若用‘东驿’，意思便不一样，因当时驿站间的交通是用驿马。‘火车’‘轮船’等等名词也都如此。所以，对于这件事情的叙述，应用古雅的字不但达不出真切的意思，而且在时间方面也将弄得不与事实相符”、“从这些简单的事情上，即可以知道想要表达现在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胡适则称文言为死文字，认为“死的文字不能表现活的话语”。他非常看重语言革命对文学革命的重要性：“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叔永诸人全不知道工具的重要，所以说‘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他们忘了欧洲近代文学史的大教训！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欧洲各国的文学革命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几番革命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这是我的新觉悟。”[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载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112页。]胡适的概括指出了文学革命的关键所在，即语言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必经之路，语言和思想不可分割。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是以建立中国的现代语言系统和人们接受这套系统为标志的。在此意义上，胡适等人发动的白话文学运动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环。
文学翻译在中国文言文向现代汉语进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1931年12月，瞿秋白在给鲁迅论翻译的信中提出了翻译应当帮助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的著名论点，即“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他指出：“翻译——除出够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贫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就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瞿秋白：《论翻译》，《矍秋白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32页。]。
瞿秋白提出的翻译对建构现代汉语的作用问题深刻地反映了文学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文化的发展又推动着语言的发展。当异质文化被吸收到原有文化中时，承载原有文化的语言也会做出相应的变革。30年代，现代汉语的发展要求语言形式和意识内容接近大众，这为外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和传播创造了条件。而外国文学，作为一种异质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也遇到了“言语之不足用”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语言的性质和功用所决定的。可以说，周立波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是与现代汉语的产生、发展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译者本身的语言水平和整个社会语言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他翻译的形态、质量、翻译方法和内容的选择；另一方面，他的翻译也为现代汉语的建构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下面我们将从周立波的具体译本出发，来探讨他的翻译是如何参与到了现代汉语的建构之中的。译例（1）英文原文：
Astheyweredrivingpastthehousehesawawhitefrockflittingbetweenthetreesofthegarden.AtthatmomentAntonstruckthehorseswiththewhipand，inspiredbytheambitioncommonbothtotowncab-driversandcountrycoachmen，dashedheadlongacrossthebridgeandpastthegarden.Leavingthevillagebehind，theydroveupahill，andVladimirsawabirchcopse，andinanopenfieldtotheleftofitasmallgreyhousewithagreyroof；hisheartbeatfaster：Kirstenyovkaandhisfather’spoorhousewerebeforehim.[AlexanderPushkin，TranslatedbyNatalieDuddington，Dubrovsky，ProgressPublishers，1933，p.14.]
周立波译：“当他们驰过那个屋子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件白色的长袍在花园的群树间飘动。那时，安东鞭打着马，于是，被一种城市的车夫和乡间的御者共有的野心所鼓励，急剧的跑过了桥头，驰过了花园。村庄落在后面了，他们驶上一座小山，扶拉地密尔看见了一座桦树林，在树木左面的空旷的田野里，他看见一个有着灰色屋顶的灰色的小屋；他的心脏跳得更加的快了：基斯东约夫卡和他的父亲的可怜的住屋已经在他的面前。”[普式庚著，周立波译：《复仇艳遇》，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24页。]
这是《复仇艳遇》中的一段文字。周立波的这段译文吸收了外语中的许多表示法，如“当他们驰过那个屋子的时候”，“被一种城市的车夫和乡间的御者共有的野心所鼓励”这种复杂的句式在现代汉语形成之前是没有的。“当……时候”，“被……所……”这种从外语中吸收过来的句型增加了汉语的表达力。多重定语的名词组结构的大量运用，如类似“有着灰色屋顶的灰色的小屋”、“他的父亲的可怜的住屋”这种多重复句的运用，明显受到原文的影响，这些都表现出明显的欧化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的发展水平影响并制约着译本的质量，决定着翻译的方法和译本的文体风格。同时，译语文本又体现着语言的时代特点，并且起到丰富和完善现代汉语的功能。周立波的译文不仅形象、比喻、所渲染的气氛与原文一样，连词序都几乎与原文相同，而且，译文中的许多词汇和表达法又是汉语以前不曾使用的，这是译者创造性使用的结果。这种译者创造性地使用外来的表达法在当时被称为欧化现象。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一书中指出，所谓欧化的语法是指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语法。他认为欧化语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复音词的创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句子的延长；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联结成份的欧化；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34—373页。]。根据王力先生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一下周立波译文语言的使用情况。
译例（2）英文原文：
Diemidthesilentsleptpeacefullyunderabenchinthebackrows，lyinglikeananimalwithhisheadtowardsthedraughtcomingunderthedoor，hisheadwrappedinhiscoattokeepouttheunnecessarynoise.Elderlywomenwhohadcometothemeetingwithunfinishedknittedstockingsdozedlikehensonaperch，lettingtheirneedlesandballsofwooldroptothefloor.Manhadleftlongbefore.AndwhenArkady，whohadalreadyspokenmorethanonce，wantedtomakeyetanothterspeechindefenceofthecollectivefarm，asoundlikethevicioushissingofgeeseburstfromhisthroat.HeclutchedathisAdam’sappleand，sittingdownwherehehadbeenstanding，hemutelyshowedtheragingopponedtofthecollectivefarm，NikolaiAkhvatkin，whatwouldhappentoheafterwholesalecollectivization.Helaidonetobacco-stainedthumbnailontheother，and–crack！Nikolaimerelyspat，andsworeunderhisbreath.[MikhailAlexsandrovichSholokhov，TranslatedbyStephenGarry，VirginSoilUpturned，PutnamLondon，1936，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