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宇/湖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般认为周立波的小说创作是对主流话语的接受与认同，事实上在创作主体意识的作用下，周立波小说创作在认同主流话语中有所疏离，它显现出了一些非主流的因素，表现在四方面。
其一，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周立波小说塑造有缺陷的新英雄。如《铁水奔流》中的工人李大贵形象。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的代表，小说在写出李大贵的精神许多缺点。如粗暴、鲁莽、简单，缺乏必要的政策观念。他那“象个直炮筒，一点就着”，作品第十章，他和机修工场场长金超群发生的一场口角，便是他这种性格缺点的突出表现。结果，“在职工中间留下了深重的影响”。另外，写出了李大贵的“婚外之爱”。英雄，并不是天生的完人，他是克服自身弱点的渐进过程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该小说1951年6月开始创作，1952年2月完成，1953、1954年修改，1955年出版，但对李大贵的缺点未作修改，可见周立波的主体意识和精神立场。又如《山乡巨变》中的共产党员谢子元，他是个不够党员标准的党员，周立波在创作时就听到“有这样的人吗？”的批评，但他认定自己写的没有错。小说续篇“短见”一章，写谢庆元吃了水莽藤自杀，这是一个与“高大全”共产党员不同的形象。
其二，表现在思想内容上，周立波小说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极“左”做法的批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立波没能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和影响，但他还是比较冷静的，如《山乡巨变》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展现了合作化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的偏差，反映了它带来的“后遗症”。作家同样如实地描写了常青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早产婴儿”由予先天不足而带来的若干“后遗症”。周立波《山乡巨变》地再现了农业合作化后期急躁冒进的“左”的偏差。在发动菊咬金和秋丝瓜的问题上，筒直有近予变相的强迫命令。体现在几个主要人物身上：邓秀梅、李月辉、陈大春，还有朱明。透过这些艺术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周立波对急躁冒进，“只想一抬脚，就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陈大春那种“左得吓人”的倾向和作风，是持明显的批评态度的，对区委书记朱明的盛气凌人，态度生硬和死抓比例数字，用的也是贬笔。当申请入社的农户超过百分之五十以后，写邓秀梅和李月辉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争论，周立波对被批评为“右倾”、犯了“小脚女人”错误的李月辉，是给予了满腔同情，并且表示十分赏识。
其三，民间话语的渗入。《山那面人家》是周立波的一篇代表作。小说1956年开始写，1957年12月完稿，发表于同年《人民文学》第12期，作家选取了山那面一户农家办喜事这样别开生面的题材，又把故事安排在一个茶子花飘香，月色迷离的初冬之夜，通过“我”亲身参加一对青年男女的婚礼的所见、所闻、所感，尽情地渲染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新气象，刻划了人们新的精神面貌，歌颂了新的道德、风尚的成长，是那个时代难得的以民间话语胜于主流政治话语的作品。《山乡巨变》中也有不少民间话语的渗入，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民俗风情描写、乡村政治的民间秩序以及民间立场和精神对意识形态的消解等等。
其四，人性话语的彰显。《山乡巨变》上集“山里”一章。这一章写的是陈大春和盛淑君一对青年男女星夜约会，初诉衷情。其意义就在于，它写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写了人的复杂感情，写了人的特定环境下“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写了人的欲罢不能的爱的矛盾、痛苦和困惑。《铁水奔流》第十章，作者又独具慧眼地为人物安排了一段用世俗的眼光看来并不正常的爱情故事。在党训班里，结识了女工范玉花。他这位已经有了妻儿的男子，竟然和范玉花产生婚外恋，这是人性话语，它与主流明显疏离。周立波在回答一些人对这一描写的责难时，曾经宣称：“人在生活中有恋爱，作品就该写。”[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