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东/江苏省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宋新军/江苏省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被称为“毛泽东文学时代”的理论经典《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已经发表了70周年，但其影响下的解放区文艺、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等独特的文学发展阶段，不仅呈现着郁勃而鲜明的时代精神，而且在从“五四”文学到新世纪之交的文学的百年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中，既承上启下，又独立自足，对于百年文学思潮，提供了最具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借鉴。这期间产生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无论是被称为“赵树理方向”的解放区乡土派小说，还是试图概括十七年文学总体风貌的“三红一创”，都将以其独特的写作范式和思想内容，给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艺术长廊，留下浓彩重墨的画幅。以《暴风骤雨》而荣获斯大林文学三等奖的周立波，就是这一文学时代的杰出代表。他对西方文学异常熟悉而钟情，又对中国传统风格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进行着长期而不懈地探索和创作实践；他原籍湖南益阳，留恋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热土，并且后来创作了浓郁湘味的《山乡巨变》，而他得以闻名的则是描绘东北土改运动的《暴风骤雨》。两种完全不同的地域风格和语言特色，能够在周立波笔下妙然天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论述的“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工农兵方向”、“知识分子改造”这三项核心命题，都能够在有意识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的周立波身上体现出来，并非常具有代表性地融汇在他的创作实践中。
把握“方向”的主观自觉
作为勤奋自励、刻苦好学的湖南学子，周立波在学生时代就非常喜爱《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这一点与许多有成就的老一辈作家颇为相似。不论他们之后如何接受了多么丰厚的西方思想和教育，而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文学，成为他们成就各自不同文学事业的最初源头。后来周立波跟随周扬赴沪参加革命，并开始写作和翻译活动。1934年参加左联，翻译了肖洛霍夫的长篇名著《被开垦的处女地》。其翻译活动不仅为广大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而且历练了他驾驭宏大主题的能力，为之后长篇巨制的诞生，夯实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抗战爆发后，在民族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周立波立即奔赴华北前线任战地记者，同时担任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英文翻译，踏遍北中国，并创作了《战地日记》和《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两部报告文学集。特别是后者，是最早介绍我党领导边区军民战斗生活的作品之一。1940年初，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与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等组织文学社团“草叶社”，编辑出版双月刊《草叶》。这个时期受到赞扬的是发在《草叶》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麻雀》，写一只飞进监狱里的小麻雀，被身陷囹圄的革命者将之幻想为“诗里的云雀和黄鹂”的故事。因为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而被认为是“为我们展现了那些为革命遭受禁锢的人们的心灵：他们坚强、乐观，对于黑暗势力报以最轻蔑的嘲笑。”[沙汀：《安息吧，立波同志》，《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从而受到在抗战最艰苦岁月中广大读者的好评。
这个时期，最令人称道的是周立波在鲁艺的精彩演讲。1940年1月他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员。1939年鲁艺成立之初，以短训班的形式，为解放区培养大量的抗日文艺人才。年末，周扬接任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开始延长学制为三年，并发布严格的《招生章程》，设立系统的专门课程。仅文学系的科目就有：新文学运动、名著选读、中国文学、文艺批评、作家研究、世界文学、文艺理论选读、创作问题、创作学习等。当时年方19岁，经文学系主任何其芳的极力推荐，才破格录取为鲁艺正式学员的穆青，后来回忆道：“学习的专业课程有：周扬主讲的艺术概论，茅盾教授的市民文学，何其芳讲的古典文学和诗歌，周立波讲的名著选读等等。我记得名著选读课程最受欢迎，每次听课，别的系的不少同学都来旁听。周立波深刻地剖析《安娜？卡列妮娜》和《红楼梦》两部名著，分析人物形象和故事结构，娓娓道来，其味无穷。引得同学们对书中主人公的命运争论不休。”[穆青：《鲁艺情深》，《人民日报》1988年5月26日。]可以想象，此时的周立波是多么的博学、儒雅与潇洒，以及倍受鲁艺学员的欢迎。同时，也可以看到当时延安的文艺空气是多么的浓烈与和谐。
延安的文艺“沙龙”自有其独特的形式。当时《文艺月报》记者所写的一篇关于延安文艺青年聚会的报道，颇有意思。“会场设在俱乐部前面的太阳底下，白脸的人映红了，红脸的人像笑了一样。萧军先报告四项会务：一、月报增加篇幅问题；二、创办星期文艺学园；三、下次例会旅行兼会餐的提议；四、关于近日文艺运动。”说到“会餐”“旅行”，是这些年轻人最为精神“抖擞”的事情，他们“东一句，西一句嚷：‘带毯子！’‘借架留声机！’‘多买一点肉！’‘最好捐钱喝酒！’”[见《文艺月报》1941年第6期。]身为鲁艺文学系教员的周立波，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积极响应毛泽东在《讲话》中的指示精神，走出“小鲁艺”，投身于“大鲁艺”，到民间、乡间、群众间，走一条事实上的从西化到民族化，，从精英回归民间的道路。在《讲话》的指引下，1943年赵树理的《小儿黑结婚》、1945年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之所以成为在《讲话》之后贯彻“工农兵方向”的代表性作品，就在于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开始有意识地将《讲话》精神作为自己进行文学与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方针。作为鲁艺教员的周立波，能够从更高的认识层面不仅理解，而且躬身实践于这一原则与方针。为了达到这一高度，周立波完全认识到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数年后，土改名著《暴风骤雨》的问世，正是对他的这种主观自觉与主动追求的真实写造。 深入民间的主动追求深入民间，描写乡村中国，不仅是毛泽东《讲话》中所着重指出“工农兵方向”的要旨之一，而且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乡村中国”的看重，始终是从启蒙作家（鲁迅等）到左翼作家（茅盾、蒋光慈等），再到解放区作家（赵树理、孙犁等）所一致倾力关注并予以践履的最重要的创作题材。当然，周立波的两部重要长篇《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也是如此。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梳理中国上世纪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向与文体流脉。从宏观来说，乡村中国的书写，恰好印证了中国这方热土既古老又年轻、既活跃又闭锁的基本社会特质。作为农耕社会的整体面貌，只有将乡村中国一览于视野、把握于笔端，才能写出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中国。
然而，放眼意识形态不断演进的视阈，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他致力提出的以文学来描写乡村中国的基本内容，大致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风土与文学的关系；二是从地方色彩之于世界文学的重要性，以此阐述用文学来描写乡村中国的意义和价值。他一再强调：“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许志英编：《周作人早期散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8页。]在周作人看来，乡村中国的地域特点、地方趣味，亦即乡村文学的“风土”特性，以此方能造成文学之于乡村中国的真正“个性”。[陈继会：《乡土文学研究的甲子之辩》，《中国现代文学论丛》（二辑），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到了毛泽东的《讲话》，由于时代（抗日战争）与地域（陕甘宁边区）的双重变迁，乡村中国的概念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为什么“为工农兵服务”中的“农民”，其主要原因是因：“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这种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划分，必然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正是如此，身为鲁艺“教育工作者”的周立波，才身体力行地自觉地深入民间、乡间和群众之中。先是奔赴东北解放区参加土改工作团，厥有《暴风骤雨》；然后在建国之初，南下湖南故乡蹲点任职，厥有《山乡巨变》。两部长篇小说的共同特点，是致力于描述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这两个改变现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时期，描述两大主流政治对于乡村中国的巨大影响以及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从此意义上看，与“五四”启蒙思想者所秉持的乡村中国的概念有着质的分野。
“文学性”的比照与反思
那么，与时俱进的周立波以及他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这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因为任何经典的确立，总是需要有相当一个时段的实践、时间来检验的。按照雅各布森的观点：文学的本质或许并不在于文学，而在于文学的“文学性”。一般认为“文学性”的核心是由“史”、“思”、“诗”三要素所构成的。反映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代，应该说周立波的两部重要作品是具备的。“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不论后人如何评价，其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性是巨大的，也是毫无疑义的。即便历史怎样重新书写，虽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但其在客观上存在于那个时代，这是属于哪个时代的无可旋避的“宏大叙事”。其次是“思”，即周立波在他的作品里能够带给我们哪些深层次的、超越性的、批判性的思考？当然，这一问题显然有些过于苛求我们这位主体上仍是“本质化”的小说家，即与当时主流政治、主流话语在主观上保持一致的小说家。有些论者已经看到这一点，他们对于《山乡巨变》作出了精到分析，认为：“小说的主题也是歌颂合作化运动。单一的主题，限制了作品表现生活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它难以达到真正的现实主义高度。而且，作品中的某些描述也带有现实政治政策的明显局限。”[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这一点在《暴风骤雨》里也有相似的体现，由于题材的局限，而造成几乎没有涉及主人公赵玉林的内心世界，“未能表现出他思想成长的经历，人物形象略显单薄。”[丁帆、朱晓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243页。]这些瑕疵或许代表了与周立波同时代作家的共同局限，即对“宏大叙事”的偏爱，造成带有超越性与前瞻性的某种艺术精神的流失与弱化，以至于最珍贵的独立之“思”的部分流失与弱化。
“诗”，应是周立波两部作品中较有特色，也较具争议的部分。“诗”，不同于“史”和“思”，虽然应是对“文学性”的最直接和最终的体现，但它又不是空灵的、抽象的，而是以美的形象的展示负载着“史”和“思”的最真实最丰盈的内容。即便有论者对于《山乡巨变》的丰富内涵有着鲜明的批判意识，他们也同时认为：“作品所取得的最大成功，不在于它对各种政治矛盾和斗争的描写，不在于它对现实农村政策的歌颂，而在于它对于农村生活细节的真实描绘，在于它对于富有特色的湘中地方人情世故的渲染和呈现。其一是对地方自然风情的真切描绘。┅┅其二是对地方风习的描摹和对乡村伦理的的展示。┅┅其三是许多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7页。]有趣的是，周立波笔下的人物群像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刻意为之的“高大”人物，正如不是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小芹，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一样，而是二诸葛、三仙姑、梁三老汉、老孙头、亭面糊这些磨磨唧唧、黏黏糊糊的“中间人物”。除此以外，更令人称道的则是周立波对乡村中国幅员辽阔中各式方言土语的精心采撷和普遍运用上。比如《暴风骤雨》中的东北方言、《三乡巨变》中的湖南方言，都以运用得地道而娴熟见称，甚至个别土话俗语还要加以注释。虽然略显琐碎些，却使浓郁的乡风土韵跳越于眼前，流溢于纸上，这都足以说明《讲话》精神对于“过来人”周立波给予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周立波”的名字或许还没有另外一位同名娱乐明星的名字更为响亮，更为众人所知，但他的艺术贡献是不会被埋没，不会被属情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所遗忘的。特别是他对以古华、叶蔚林为代表的新时期潇湘风情小说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是“沈从文开了先河。周立波继而起到推波助澜的承接作用。”[刘勇：《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通过他们那管对家乡充满诗情画意之笔，才使我们得以走进三湘四水这美丽得令人心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