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佩华/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70年来，《讲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国文艺事业的前进方向，周立波同志就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取得重要成就的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作家。今天我们在他的家乡召开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他，就是要发掘他的宝贵的思想资源，从他的创作中，汲取力量，获得启示，以推动我国当今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
那么，从周立波身上，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启示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人民本位主义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值得重视的价值，在于凝聚了“人民文艺”的基本精神，它极大地体现了时代要求，反映了人民心声，成为中国文艺永恒的路标。我们不妨把“人民文艺”的基本精神简明地提炼为三句话，即：文艺来自人民生活，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家要和人民结合。——这是一条通过与人民结合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由“延安文艺”在实践中勘踏、而由《讲话》在理论上总结出来的。这个永恒的命题，是“延安文艺”生命之所系，也是一切文艺生命之所系。
不论时代如何发展，文艺如何变化，“人民文艺”这一基本精神是长青的。[肖云儒：《延安文艺档案？序》，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应该成为人民文艺，“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同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面貌和心理，这样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抗战开始后，随着大批文艺家涌入延安，两个二而一的问题非常现实地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一是怎样让在“亭子间”里写作惯了的“洋”作家们和长期生活在“山顶上”的“土”作家们搞好团结，一是如何让“洋”作家们尽快适应战争的和农村的环境。毛泽东说：在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间”和“山顶上”两种方式，现在走到一起了，不要互相看不起。“亭子间”弄出来的东西不太好吃，“山顶上”弄出来的东西不太好看，既然是艺术，就要既好看（形式）又好吃（内容）。山顶上的人有许多生活积累，只是像煤矿、铁矿一样没有挖掘出来，他们中间是有丰富的“矿藏”的，但老粗不能写，这便要亭子间的朋友帮忙。[陈晋：《大众文化理想的曲折之旅——漫说毛泽东与通俗文艺》，《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03期。]
周立波是从上海亭子间来到延安的作家，他从亭子间自由文人变成革命左翼作家，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显著的历史事件，原因在于这种变换不仅仅代表周立波个体，还代表与他同样生活在亭子间，并转向的作家群。如周扬、萧军、欧阳山、草明等一大批作家来自于上海的亭子间，自然是“亭子间的人”。这些人后来成为延安文艺的主力之一。而周立波转向的代表性与深刻性在于：一名受着西方文学修养熏陶的理论家，怎样又如何转向为充满革命意识的左翼作家？对于后来的他又会有怎样的影响？也就是说，他的转换是在哪些环节上完成的？
我们看到，初到延安的周立波和当时的不少作家一样，“洋化”、“欧化”、“文人化”厉害，其“洋化”、“欧化”、“文人化”不仅表现在作品的语言层，而且隐藏在意蕴、格调与审美趣味上，他们的语言当然十分优美流畅，但作品的意蕴、格调、情趣却非常“洋化”、“文人化”，与作品所要表现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例如周立波写于1941年的小说《牛》这样表现陕北农民张启南： “他不象别人一样一天忙到晚，却也没有别人那样地做事毛糙。他爱青色，爱别致。他也爱娃娃，爱各样的牛。他常常拿了他老婆的梳子，蹲在牛栏里，好久好久的，梳着母牛腿上的毛。” 这是周立波写的主人公陕北农民张启南。但如此气定神闲、悠然自得，不要说难见于陕北的贫农，就是家道从容的小地主也未必能这样。而且张启南还特别手巧、特有生活情趣：“他用高粱秆子编织的筷子笼，也有特别精致的花纹，小巧玲珑，很有点江南的风味，现在，他的母牛要生小牛了，又花了一整天的功夫，用白色的麻杆，编成了一扇精巧的牛栏门，并且替小牛收拾了另外一件小石窑，用干净的糜草铺在地面上，做它白天休息的别室。”本来赋予农家生活一些诗意、情趣无可厚非，问题是这里的诗意情趣我们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来自20世纪40年代陕北农民生活，倒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周立波本人精致高雅的审美趣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立波思想开始变化，他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后悔和前瞻》批评自己说：“有人要我写乡下的事，我只能写写牛生小牛的事情，对于劳动人民的生产运动、运盐和纳公粮大事，我都不能写。”其实，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写什么”，而且主要在于“怎么写”。知识分子没有群众的思想，有的只是个人的情感体验，自己的审美趣味和自己的语言，这种文风与延安文学生态环境的特殊要求相去甚远，由此可见，延安文学的变革势在必行。
周立波曾经这样回忆：“我只想就文学问题谈点个人的意见。记得左联的刊物曾经讨论文艺大众化，但是没有得出切实可行的结论；而关于文艺的方向，创作的源泉，作家深入群众的活动以及普及和提高等等一系列问题，他都没有提出来处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直到毛泽东同志《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以后才获得了真正的、正确的解决。”[周立波：《后记？亭子间里》，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字里行间流露出周立波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发自内心的钦佩、拥护和赞成，同时也很能够说明周立波思想转变的原因。从此以后，周立波同志身体力行，努力践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作为人民作家，周立波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群众，特别是生存在最基层的广大农民。他提出文艺“走向大野——工农兵活动的地方”和“创造工农兵的文学”的主张。他多次表示要作农民的“代言人”。在创作过程中，他贴近民众，体贴民情，关注民生。？1946年8月，周立波任冀热辽区党委机关报《民声报》副社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深入基层，先后任松江省珠河县元宝区委委员、副书记、书记，领导土地改革。1948年5月调松江省委宣传部工作，12月写成反映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暴风骤雨》是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驾齐驱的反映土地改革的经典著作。它以东北地区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描绘出土地改革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的画卷，把中国农村冲破几千年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冲破封建罗网，朝着解放的大道迅跑的革命精神。
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国尚有3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不仅使广大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也严重地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为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为了使广大农民从地主阶级统治、压迫下解放出来，必须进行土改。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党早已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进行土改，这不仅为开展全国范围土改运动奠定了基础，而且其调动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积极性的成功经验也告诉我们，要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也必须进行土改。因此，土改这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引用毛泽东著作原文——“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中共所领导的土改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说土地改革代表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利益。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成功地描写了这一伟大的壮举，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贫苦农民形象。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恶霸地主韩老六的双重压迫下，赵玉林的老母饿死，妻子讨饭，全家三口都“光着腚”（因此他外号赵光腚），蹲过监狱，受过残酷的私刑。郭全海的父亲被韩老六害死，自己十三岁就当了韩家的马倌，跟韩家是两代血海深仇。在工作队进村前他们还无可奈何地过着被压迫被奴役的生活，一旦受到工作队的启发，他们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就熊熊地燃烧起来，任凭什么力量也不能扑灭。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土改运动的群众基础，强调了这一伟大革命的必然性。作品表现了他俩勤劳朴实、大公无私、积极勇敢、不怕牺牲的高尚品格。还有其他一些人物像吴家富、白玉山，妇女白大嫂、赵大嫂、刘桂兰也斗争积极，个性鲜明。从艺术形象的塑造看，写得最丰满的一个人物是赶车把式老孙头。这是一个暂时还残存着落后自私的缺点然而又热切地盼望翻身解放的老一代农民形象。他好面子，爱吹牛，有些胆小自私，但当看到在工作队带领下，地主势力开始真正崩溃时，他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积极地投入了斗争。长期赶车的生活经历，使他沾染了旧社会的一些坏习气；然而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开朗的性格，又使他颇有风趣。周立波怀着满腔的热忱和热爱来写这个人物，在艺术上使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既概括又具体地写出了这一类农民的特点，人物形象塑造非常成功。周立波是湖南人，但《暴风骤雨》却充满了鲜明的东北地方特色和东北特有的时代气氛，写出了关东人的豪爽、开朗等心理气质特点，全书格调粗犷、气势恢弘，特别在语言上，周立波熟练灵活地掌握了东北松花江流域的方言土语。总之，读着这部小说，读者不禁怦然心动，被东北黑土地的芬芳、民间的风土人情所感染。
而发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中共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由广大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1955年，周立波举家迁回益阳乡下，与农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创作了《山乡巨变》，形象化地描绘了这场产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广大农民们渴望共同致富、抛弃了几千年来的私有制，走上了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文中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与反映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内心世界，塑造了一群可亲可爱的农民形象，体现了对农民的无比热爱，对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
小说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讨论，被誉为“《暴风骤雨》的续篇，描写了中国农村的又一次暴风骤雨”。正篇的故事发生在1955年初冬，正是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以后，湖南一个叫做清溪乡的小山村，青年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被派到这个乡传达上级政策，协助合作化运动开始，到这个乡建立了五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为止。续篇接着讲述了合作化运动基本结束，高级农业合作化建立之后农村的矛盾和斗争。合作化运动在山乡引起了一场巨变，这场巨变不仅仅是生产关系的转变，更是农民精神思想上的巨变。小说着重表现了不同人物在运动中的矛盾斗争过程，塑造了转变过程中栩栩如生的众多人物，如干练的年轻女干部邓秀梅、大公无私的干部刘雨生、稳重的乡长李月辉、真挚又让人啼笑皆非的老贫农“亭面糊”、顽固勤劳的贫农陈先晋、坚持单干的中农“菊咬筋”等等，人物个个形象鲜明、生动，让人难忘。[樊星编：《永远的红色经典》，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反观当下中国文坛，存在的问题不少，如漠视民生，拜金主义、权贵主义等盛行，像周立波这样的作家少之又少了。
二、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周立波在他的整个一生中，都积极投身到生活中，并从亲身经历的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汲取创作的源泉，才写出了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品。1946年，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动员了1万2千多名干部下农村，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当时在冀热辽区党委机关报《民声报》担任副社长的周立波响应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号召“共产党员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周立波被分配到松江省珠河县元宝镇，并分别担任过元宝区的区委副书记、书记，深入屯干部和农民中，进行深入的调查，并学习地方方言。半个月的土地改革，他对农村有了全新的认识。后来被调动到松江省宣传部编辑《松江农民报》，并酝酿《暴风骤雨》的写作。经过反复调查，作品终于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