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言语交互向情感交融的升华。50多天里，周立波与卡尔逊结成了友好关系，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国际交往。他写道：“党派我帮助他翻译。他不会中文”。“他也使我有了一些军事常识。更要紧的是他使我知道有另外一种美国人”。“在两过敌人封锁线的艰苦行程中，我们互相帮助”。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其实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深层次的转换。在翻译中，译者首先是精通两种文化的文化交流使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一种文化的含义在另一种新的文化语境和接收空间中获得再生，在文化交流的层面达到意义的对等，从而使文化交流得以顺利进行。在阜平县的公堂公案上放着一个锡铸的巨大的“山”字，周立波也不知道英文里叫什么，所以用了许多的字，努力地把这“山”字含有“执法如山”的意思解释给卡尔逊听。
“卡尔逊的信仰，是真像一个军人一样的单纯。他的生活的主宰不是虚无缥渺的上帝，而是实际的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成就。美国的实际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精神的结合，是受到了伟大的列宁赞扬的革命家的气质，但卡尔逊离开革命是太遙远了”。要把这遙远拉近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立波肯定费尽了心思。所以，在路上，立波还一边唱京戏，一边为卡尔逊讲解中国文化。同样地，周立波也曾在日记里写道：每次歇脚，卡尔逊会掏出口琴，吹奏一曲马赛曲，“这是一种迷人的音乐。在法西斯黑流泛滥于欧亚和非洲的时候，人类需要重来一个马赛，把濒于危殆的人民的民主救起来，把疯狂的法西斯送进坟墓去”。也许这是文化与艺术最能使人们获得一致性的一个例证，文艺常常是人类不需要翻译的共同语言，因为它通过影响人类共同的情感，使人类获得一致性，因文化共享而达成文化共识，并进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
立波的口译技巧还表现在他使得两个原本彼此陌生的两个外国人结下了友谊。“通过史沫特莱，我们给予了他（卡尔逊）一些启发和影响”。本来史沫特莱开始不高兴和卡尔逊交谈，因为他是个美国军官，不相信他能够理解八路军。她认为他们之间惟一的共同点只是爱喝咖啡。因为周立波是他们两人共同的翻译，他们有时候也在一起散散步，聊聊天，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思想。有了周立波在双方之间有意识的穿针引线，卡尔逊逐渐了解了史沫特莱，他非常敬重她，为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感动。史沫特莱也开始相信了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真诚，改变了自己对他的教条主义态度，向他伸出了友谊的手。圣诞节的晚上，史沫特莱和卡尔逊决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庆祝节日。史沫特莱拿出了咖啡，卡尔逊只有一些花生。当水壶在炭火炉上咝咝作响时，她唱黑人歌曲，卡尔逊用口琴为她吹奏了几首她喜爱的曲子。
三、文学滋养向主体融通的升华。分析这一特点，我们将体认到外国文艺在周立波成为文学史上的“这个”，也即对形成其独特个人艺术风格的“塑型”作用。前苏联批评家曾这样形容周立波小说与苏俄文学的关系：“先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然后是苏联文学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周立波自已也曾明确表示，“我们把苏联文学当作我们的最好的先生”。事实上不仅如此，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讲授外国名家名篇的丰富实践，给了周立波深厚的外国文学滋养，并或显或隐地给他的创作生涯以深刻影响，中西融通“化合”出他的艺术个性，最终形成典型的个人风格。这首先表现在创作方法和创作道路层面。《山乡巨变》的俄译者克里弗佐夫在译序中夸赞周深入农村实际的生活态度，并以苏联名作家肖洛霍夫做比照。肖不像有的作家成名之后就调到莫斯科，或进作家协会，或人中央政府去做官，而是一辈子坚守故乡农村，创作出《静静的顿河》等众多的作品，一生著作等身，永远是顿河草原的歌手。周立波也一样，出名之后就从北京回农村故乡，住了十几年。周立波到农村去“不是短期的创作出差，而是长期安家落户；他住在那里，不以旁观者或是偶然的巡回演员的身份营生，而以自己作品的主人公的身份过活”。
其次是表现人物典型的塑造上。苏联学者非常重视20世纪40年代周立波翻译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从文学影响学的角度，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分析研究周立波作品的人物。鲁德曼认为周立波自觉地赋予其众多人物以肖洛霍夫人物的特点，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赶车人老孙头。B·克里夫佐夫把《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也同肖洛霍夫笔下的舒卡里作了比较。法国《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的编著者之一林曼叔从亭面糊这一形象联想到了《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葛利高里。还有国内学者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观念对周立波创作的影响，认为无论对拉赫美托夫还是对赵玉林的描写，作家都是以“Lifeasitoughttobe”（按照生活应该成为的样子）来构思文学的。
第三是其各类作品中时常浸润着的唯美主义倾向。唯美主义以19世纪法国的戈蒂埃、波德莱尔和英国的裴特、王尔德等为代表人物，注重审美旨趣的强调与追求。周立波所说的“抒情诗的幻想”，“精致的艺术口味”与唯美主义的主张遥相呼应。这种审美旨趣伴随周立波的创作冲动，逐渐形成鲜明的写作个性。《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等一系列长短篇的基调色彩浓烈而又亮丽、清新，从而在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老中国灰色画布上着上格外耀眼的一抹亮色。
四、文学赏析向文艺思想的升华。立波同志的“名著选读”课，讲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延安整风之前，但结合这些对名家名著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向学员的赏析介绍，实际上同时也是接续并深化他从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就已具有的马列主义的革命的文艺思想与观点。例如，第四次讲《安娜·卡列尼娜》分析托尔斯泰晚年的宿命论思想时，立波是这样结束他的讲课的：“为了他的永久的宗教的真理，他要创造永久的人性。然而永久的人性是没有的，延安的女孩们，少妇们，没有安娜的悲剧”。在讲莫泊桑的《羊脂球》，谈到所谓“纯客观”与“写真实”的问题时，立波这样阐述：“大艺术，一定积极的引导读者，一定不是人生抄录，而有选择，剪裁。因为‘实际的不是真实的’”；他进而发挥：“而我们更不同于莫泊桑，不但要表现‘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而且要表现‘按照生活将要成为的样子’和‘按照生活应该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改造人的灵魂的境界”。在讲《毁灭》时，把仪表高雅优美，思想感情纤细温柔，但却缺乏着革命最需要的自我牺牲精神，最后逃跑了美谛克，和酗酒骂人、性格粗鲁的木罗式加相对比，立波这样阐述他的观点：“这不但是作者对人的爱的心……而且也强调了对革命忠实的重要。虽然有千万好处，只要你是对革命不忠实的，就是坏的。革命的道德高于一切……美谛克与有许多缺点的木罗式加相比，革命需要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在讲《不走正路的安德伦》，谈到新的主题和新的题材时，他说了这样一段精辟的话：“在中国，是有了十月革命前后的情景，但是连涅维洛夫这样有才能的作家也没有产生。在中国的主题，大部分还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一定要走出这狭窄的小巷，走到大野。把农民，工人、兵士，甚至狱中的囚徒介绍到文学里来，一定要突破知识分子的啾啾唧唧的呻吟，吹起宏亮的军号，而这新的主题，都在现实生活里”。承续着立波同志上海三十年代革命文艺思想的这段话，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因其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所讲，这就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说明着立波那时就已达到的思想高度。当前文艺界论争的所谓写真实的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以及忽视工农兵题材的问题，甚至意识流和朦胧诗的问题，早在四十年前，周立波在他的“名著选读”讲述中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和见解，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依然对我们有所教益。
五、文学传播向文化传播的升华。一部真实地反映生活、严肃地描摹人生的优秀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难以估量的。不同国度、不同社会制度的读者层从中吸吮着不同的营养汁液，同时也从不同角度观照中国这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舒普列佐夫认为，“反映土改的第一部巨著，就是天才的中国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而土地改革，却是解放中国生产力，保障中国经济、政治独立的基础，也是创建独立的人民共和国十分必要的条件，所以，它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中心主题”。苏联学者们从周立波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和一代新人在成长。
60年代初，日本东京劲草书房出版了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名著鉴赏与批评》一书。其中收录了《暴风骤雨》的译者之一安岛彬先生研究《暴风骤雨》的文章。他指出作品“流淌着的是作者对人生洋溢着的热情”。日本学者从《暴风骤雨》则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觉醒，从而“打破了日本扩张主义者的美梦，创造了一个奇迹般的新世界”。为此，日本学者鹿地亘先生从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帝国主义的基础是肤浅而脆弱的。他说：“读了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之后，我首先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促使我耐心地把它介绍给日本：军部和财阀之流的所谓‘王道乐土’的阴影，事实上就像即将坍塌的一堆沙土，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他指出当今许多日本人并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告诫道：“今天必须明白，当日本重建时，一定不能再走老路。沙滩上不能建筑楼房，我们同亚洲的各民族，尤其同我们休戚相关的中国人民的关系，必须打下毫不动摇的坚固的基础。为此，作为一个警告，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寒而栗的真相！”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具有语言的一切功能：交流人们的思想，传递人生的信息，从而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生的启迪。所以，鲁迅在1936·7为捷版《呐喊》写的序中说：“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周立波文学“沟通”了中外读者的思想感情，使他们消除了“隔膜”，加深了理解。国外学者将周立波文学同外国文学所做的比较研究，其目的绝非贬低周立波文学“模仿复制”或“机械搬用”，而是在探讨作为“人学”的文学的共性和个性，从而真正理解周立波文学的文学价值升华为文化传播的世界意义。
研究周立波跨文化传播活动的价值判断
研究周立波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开拓性实践和贡献，对当代传播学、翻译学、新闻学、文化交流学，对继承和扬弃“五四”文化传统，对研究三周文化，弘扬“三周精神”，对创新对外传播事业都能提供有益的镜鉴与启示。
一、丰富中国现代翻译史研究，扬弃“五四”翻译传统。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研究周立波在跨文化领域的活动及其贡献，将从以下方面对中国翻译史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