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给红色翻译以全景式观照。我国新文学翻译事业的领导力量是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茅盾）、郑振铎、郁达夫等，这是我们的文学史和翻译史都注意到了的，但对该时期包括周立波在内的倾心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其他不少译者很少涉及，更鲜有专门和深入研究。如巴金、成仿吾、师哲、陈昌浩、张仲实、郭大力、梅益、楼适夷、高植、金人、艾思奇、焦菊隐、飞白和丰一吟等，其数量之多，已无法统计。这样的一大批翻译家被称为“红色翻译家”，他们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红色”的事业具有献身精神。在中国，翻译的政治性更明显更强烈，但是这一点长期为翻译理论家所忽视。“红色中国，红色翻译”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政治，将这一点指出来，更全面推进对中国翻译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对于我们研究翻译以及把握翻译的方向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二）连接现代翻译史的一个缺环。如果说“五四”前近代中国翻译界以“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启蒙为旨归，那么“五四”开启的现代翻译史就是以革命样本为中心的，打上了鲜明的左翼文艺印记。但翻译史学界对“五四”激流过后的翻译活动研究似乎尚未流露出应有的兴趣，以至容易让人误以为“五四”时期仅指至30年代以前这段时间。而事实上，“五四”余波从未停歇，包括周立波在内的一大批文化人士秉承“五四”红色翻译传统继续前行。与专业翻译不同的是，周立波不仅止于所选文本的翻译，还开展了广泛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诸如译介、赏析、口译和研究，特别是还将其所受养分融入自身多样式的创作生产，实现了文学传播向文化传播的华美飞跃。诚如王秉钦总结的那样：回顾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从20世纪的翻译介绍西方文学，20年代社团流派的形成，30年代左翼文艺的崛起，40年代沦陷区的文学活动，直到80年代以后复兴的新时期文学，一部近一个世纪来的中国新文学历史，大约除了50年代以后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自我封闭时期以外，基本上是创作与翻译并重的历史。
（三）推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价值合理性要求关注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的问题，而在工具合理性的行动中，人们着重考虑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可能性，而基本上不考虑这种特定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人们的心愿，胡适所进行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属于合工具性一类。而周立波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做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度统一，既考虑到了手段的有效性，又考虑到了终级价值，体现了对国人、世人的深沉关怀，可谓现代跨文化传播的范式。文化传播不是单向度的传播，而是以受众为主体的传播。在受众上，他不仅关注先进的知识分子，又重视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传播内容上，他注重引进切合中国国情的方面。在传播效果上，他精心开办讲座，主编或指导报纸刊物，致力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字语言表达，既是对民族形式的自觉探索，也在于为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二、拓宽三周文化研究视野，深入开启共时性比较研究。益阳“三周”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发出了不一样的光芒，但在许多方面又呈现出时代共性，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也是这样。在外语的习得方式上，他们都表现出对外国语言的浓厚兴趣，但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几乎都靠自学成才，采取的是字典加原文原著的“蛮办法”。周立波自学英语进展很快，在上海劳动大学就读时就逐渐达到了能翻译外国作品的程度。后来在监牢里即使生活艰苦也坚持苦学，对周扬探监时带来的《英汉双解字典》爱不释手。无独有偶，他的同乡周谷城也最喜欢洋文（英文），当时青年会常有外国人演说，同学们都称赞他模仿得好，赐他以“洋文大家”之称。为了推动同学们的英语学习，他曾组织英语学会，自任会长，组织英语讲演比赛等。他还选读了西方名著，以提高英语水平。在一个暑假，他凭借字典，霸蛮读了英文本《迈尔通史》，最初只懂五六成，书读完了，再看其他英文西史时，竟全然懂得。从此他便养成了一种习惯，想方设法找外文书读，非原文本不读。所以他后来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买了两套英文版和德文版的三卷本《资本论》对照学习的。1921年，周谷城离北京高师毕业还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长沙，竟达到可以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的程度。其间，还认真研读了英文版和德文版的《资本论》原著。
在学以致用的实践成果上，他们都展露出天才的气质，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与周立波的取材方向声呼气应，从1933年至1936年底，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这段时期，周扬的文学活动也以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作品为主，另外，还翻译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及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此外，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一角丛书》翻译出版了最早在我国系统地介绍苏联音乐发展的译著《苏联的音乐》；翻译出版了美国作家库尼兹的《新俄文学中的男女》，他还著有《巴西文学概观》、介绍《铁流》作者绥拉菲莫维奇及评果戈理的《死魂灵》作品，并编写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等等。在“两个口号”论争时期，周扬还发表评价鲁迅翻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到延安后，周扬第一次向我国文艺界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还第一次翻译出版了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著作《生活与美学》，及发表《中英美文化交流》。
几乎是在与他们大致相同的时期，周谷城也开始一他的翻译活动。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译作《实用主义论理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为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撰稿译书，译有《文化之出路》、《苏联的新教育》等。1934年由哈里斯英译本翻译了《黑格尔的逻辑大纲》，1951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早年还学习世界语，热心世界语的宣传、推广。1981年同胡愈之、楚图南等知名人士发起世界语之友会，以后曾出席世界语之友会座谈会，倡导世界语。
三、重视跨文化传承性传播，开发代际传播资源。传承就是传播，传播就是传承。传播与传承从字面上看，都包含了“传”的因素，其区别在于“传”的范围：传播指向更广泛的范围，尤其是对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传承则指向一个既定范围，指向一种代际传播。所以，传播与传承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更广泛的传播有利于文化的保有与不衰。所以，“传”是文化的生命所在。中国的价值观究竟怎样去阐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怎么样跨文化地把我们的价值观，把我们的诉求，把中国人在一百年的民族奋斗中间产生的价值，传统中国的价值融合进来进行合理的阐释，让人去接受，也还是一个挑战。其中就包括我国至今还没有设计出一套深谋远虑、切实可行的文化代际传播战略，以达到继承中国悠久博大的传统文化并使之生根开花的目的。
从跨文化交流角度来说，我们所关注的代际传播大致有三种情形：华人华裔亲、子代之间的代际传播；有过在华经历的外国友人（中国通）亲、子代之间的代际传播；亲代有过较深交往的外国友人与华人华裔子代、孙代之间的寻根式代际传播。最后一种代际传播是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同代人之间因有共同交往的隔代、亲代而发生的“复调性”准代际传播。以周立波为例，他和卡尔逊之间的故事和友谊并没有因彼此的分离和去世而终结，而是在他们的后代之间继续绵延。
立波和卡尔逊都不知道彼此后来的发展。卡尔逊曾带领他的特种部队登陆日本不果，飘流至南中国海，当时有报纸报道他牺牲了，立波就一直误以为他已不在人间。卡尔逊去世前几年也正是立波最红的时候，但因为中英翻译中的误会，他一直以为周立波的名字叫李波，七十年代中国人写的卡尔逊传里都把他在太行山时的翻译写成李波，以致后来就一直没能对上号。
大约从世纪之交的几年以来，卡尔逊的孙女卡伦一直悉心寻找当年卡尔逊麾下的老兵。与此同时，卡伦也在中国寻找她祖父当年遗留的蛛丝马迹。2004年，卡伦首次来到山西，寻访了7座村庄。找到了几位仍记得卡尔逊的老八路军。让卡伦感到惊讶的是，当她去寻访文献里记载的村庄时，那些她以为消失了的村庄，如今仍岿然不动，那些文献里的人和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时隔5年后，卡伦第五次来到中国。这次一起来来寻访二战时期“八路”“老师”的5位老兵，正是当年卡尔逊突击队的成员。每位老兵身上，都戴有一个写着汉字“工合”的徽章。“工合”这个原本是中国工业合作社（1942年）简称的一个中文语汇，被卡尔逊和他的突击队“喊”进了美国词典，在新版《韦氏大学字典》中，这个词原义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同心协力、热烈、狂热极度的兴奋与激动。卡尔逊一知半解地把工农合作（通力合作）叫做“工合”，而美国人也以为“工合”的意思就是游击战。在如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们自称“工合战士”。与他们同行的，除了后来成为将军的卡伦，还有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凭藉其祖辈语言上一英一中的两本日记，她们与老兵一起，重走了1937年她们祖父走过的路，领略了两位不平凡的人当时的心路历程，从而也延续和丰富着跨文化的世代情缘。
四、发扬跨文化交流优秀传统，推动现代对外传播事业。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多文化、多语言的时代，跨文化交际、跨语言交际成为主流的交际方式。我国现在外贸上有“顺差”，在文化交流上则是“逆差”，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中国威胁论”的众声喧哗中，综合国力日益上升，国际话语权不断强固，正是中华文化扭转“逆差”，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直面挑战，走向世界的大好机会。研究周立波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历史贡献，既可以提供“拿来主义”的历史镜鉴，也可以深化“送去主义”的现代思考。就其对我国对外传播的当代意义来说，至少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在跨文化交流坐标上创新翻译研究。在世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地球村”的村民们之间的交往更加的便利和频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彼此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密切的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翻译在跨文化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更加明显和重要，从跨文化交流学的角度来探讨和阐释翻译，可以摆脱目前语言学派脱离社会意识形态，孤立进行研究的方法，注重翻译活动中社会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充分发挥翻译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使翻译事业进入一个新的繁荣。
第二，重视对跨文化交流技巧的研发。与同文化交流相比，跨文化交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双方文化共享性差。文化共享性指的是人们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征，即人们对同一客体给予和拥有共同的编码。同文化交流与跨文化交流的基本区别在于前者的交流双方共享一个文化，而后者的双方则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其各自文化中的认知体系，规范体系，社会组织，物质产品，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的符号系统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即文化共享性差。当双方进行语言交流时，信息的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编码模本。卡尔逊对“工合”的理解和“创造”，就是一个很生动的案例。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开展多种形式的跨文化对话。加强跨文化传播技术层面的深入研究有着巨大的空间。
第三，把握跨文化传播的科技制高点。立波所处的时代，从战火纷飞到建国初期，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条件十分有限，卡尔逊的打字机，周立波的笔，在传统媒体的领地里纵横驰骋，向全世界奋力发出红色中国的声音。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文化传播已历经革命性变化，“第四媒体”互联网得到飞速发展，并对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华民族一方面应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勇气，热情拥抱、接纳互联网络这一科技明星，积极推进“三网融合”，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充分利用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各类新媒体，传递中国的声音，以我为主，视野开拓，资源共享，实现平等的跨文化传播。另一方面要积极抵御互联网上滚滚而来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侵蚀，像周立波等大家当时所做的那样，始终坚守价值理性，为建设和传播21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