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健/华中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一
民俗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约定俗成的习惯，是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和精神信仰；民俗的内容是丰富复杂的，涵盖面特广，并且在不断地变化，既有传承性、保守性，又有变异性。它包括：婚丧嫁娶、饮食服饰、居处游乐、节令习俗、交往礼仪与迷信禁忌。民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创造的文化，是为人们所享用和传承的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的民俗，也有现实的新生的民俗，既有口语传承的民俗，也有以物质形式、行为和心理等方式传承的民俗。
汪曾祺曾说：“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汪曾琪：《大淖纪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读书》1982年第8期。]在中外文学史上，大凡一些杰出的作家都是描写风俗的高手，都是他们所生活时代的风俗专家。曹雪芹的《红楼梦》简直就是一部封建时代末期的“中国的民俗大全”。鲁迅的《祝福》、《阿Q正传》、《社戏》、《药》、《头发的故事》、《端午节》、《故乡》等小说及《朝花夕拾》等散文中的大量的民俗描写，就展现了清末民初江浙一带的风土人物、风俗民情，是一幅幅白描的栩栩如生的江浙风俗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茅盾、巴金、叶圣陶、老舍、沈从文、姚雪垠、赵树理、柳青、孙犁、欧阳山、李准、汪曾琪、高晓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也都是描写民俗的高手。他们都在其各自不同的民俗风情中抒写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关于我们民族的“抒情诗”。
周立波是一位集革命家、作家、学者三美于一身的杰出的文学家，是一位学识渊博、深谙艺术规律的艺术大师，也是一位描写民俗风情的高手。不仅在他早期的报告文学中，就是中期的《暴风骤雨》中也有许多生动的、精彩的民俗风情的描写，而晚期众多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的风俗民情的描写，不仅使周立波的创作更具民族特色、地方特色，而且使其作品具有更丰富的历史内蕴和炫目的文化光彩，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学经典。
阅读《山乡巨变》仿佛有阵阵拂面而来的柔软的清风，清风中揉合着淡雅的茶子花香；又仿佛有潺潺的清靓的溪水在眼前流淌，溪水上漂浮着洁白的茶子花片……阅读《山乡巨变》既像在欣赏一幅淡雅的风俗画，又像在聆听一曲悠扬而甜美的田园诗。作品一开始就把一幅幅充满民俗风情的江南山乡的水埠和农村的冬季景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往对岸荡去。船头冲着河里的细浪，发出清脆的、激荡的声响，跟柔和的、节奏均匀的桨声相应合。无数木排和竹筏拥塞在江心，水流缓慢，排筏也好象没有动一样。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桅杆好象密密麻麻的、落了叶子的树林。水深船少的地方，几艘轻捷的渔船正在撒网。鸬鹚船在水上不停地划动，渔人用篙子把鸬鹚赶到水里去，停了一会，又敲着船舷，叫它们上来，缴纳咀壳衔着的俘获物，大鱼和小鱼。
这个离城二十来里的丘陵乡，四周净是连绵不断的、黑洞洞的树山和竹山，中间是一片大塅，一坦平阳，田里的泥土发黑，十分肥沃。一条沿岸长满刺蓬和杂树的小涧，弯弯曲曲地从塅里流过。涧上有几座石头砌的坝，分段地把水拦住，汇成几个小小的水库。一个水库的边头，有所小小的稻草盖的茅屋子，那是利用水力作为动力的碾子屋。
虽说是冬天，普山普岭，还是满眼的青翠。一连开一两个月的白洁的茶子花，好像点缀在青松翠竹间的闪烁的细瘦的残雪。林里和山边，到处发散着落花、青草、朽叶和泥土的混合的潮润的气味。
前者描绘的是江南埠头冬季明媚的景色。江水平静而青绿，艄公驾驭渡船在江上游动，激起清脆的声响，江心拥塞无数木排、竹排，说明此地盛产木材与楠竹，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说明这儿当时商贸繁荣，特别是水上运输甚为繁忙。这儿写了江南山乡的种植习俗、商贸习俗、渔猎习俗……作者用充满诗情画意的笔触，将这些习俗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眼前，让人们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后者，描绘的是江南山乡冬季临近暮色苍茫的景象，连绵不断的树山和竹山，一坦平阳的沃土田畈，弯弯曲曲的溪涧，石头砌筑的水库以及水库边头稻草盖的用水作动力的碾子屋；还有普山普岭的青松翠竹间的闪烁的洁白的茶子花……这里，看似平常，实则作家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江南山乡谐和甜美的暮色风景图。这里写了青松、翠竹、水稻、茶子等种植民俗，水库、水碾等水利民俗以及充满诗意的洁白的茶子花……《山乡巨变》没有离奇的故事、曲折的情节，也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它写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干部和农民，但是，它却以诱人的艺术魅力吸引读者，成为当代文学画廊中的红色经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作家十分细腻地展示了江南山乡十分丰富、复杂、变化的民俗，既有属于物质民俗的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医疗、商贸的生动描写，又有属于社会民俗的婚丧嫁娶、过年过节、交友娱乐，岁时节日的精彩描绘，有精神民俗（如土地菩萨、阎王、财神、司命菩萨、落水鬼）、歌舞艺术（如花鼓戏、民歌、民谣）以及人生哲学的艺术展示，还有益阳人所特有的民俗语言和民间谚语、歌谣的熟练运用，阅读《山乡巨变》就像于诗情画意中欣赏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民俗画，民俗志，风俗史。因此，我们说《山乡巨变》是一部展现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江南山乡民俗风情的“抒情诗”。
二
《山乡巨变》所描写的是一个美丽而贫困的山村——清溪村在1955年初冬至1956年的上半年之间围绕土地所有权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和由此而产生的家与家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及其产生的一系列心理的、感情的巨大变化。而巨变的核心是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土地和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周立波极其巧妙地把关于“土地神”的民俗和作品的主题融为一体，既开门见山，又高屋建瓴，十分自然，十分贴切。开头第一章由“上篇”提纲挈领的人物，即“派”进来贯彻合作化政策的干部共青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入乡”时的所见所想，生动描写了千百年相沿成习供奉“土地”神的习俗及其相关庙宇——“土地庙”：
“走到一座土地庙跟前，看看太阳还很高，她站住脚，取下被包，坐在一株柞树下边的石头上，歇了一阵气。等到呼吸从容了，她抬起眼睛，细细观察这座土地庙。庙顶的瓦片散落好多了，屋脊上，几棵枯黄的稗子，在微风里轻轻地摆动。墙上的石灰大都剥落了，露出了焦黄的土砖。正面，在小小的神龛子里，一对泥塑的菩萨，还端端正正，站在那里。他们就是土地公公和他的夫人，相传他们没有养儿女，一家子只有两公婆。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猪牛鸡鸭的安危，那些危害猪牛鸡鸭的野物：黄竹筒（黄鼠狼）、黄豺狗、野猫子，都归他们管。农民和地主都要来求他们保佑。每到二月二，他们的华诞，以及逢年过节，人们总要用茶盘端着雄鸡、肘子、水酒和斋饭，来给他们上供，替他们烧纸。如今，香火冷落了，神龛子里长满了枯黄的野草，但两边墙上却还留着一幅毛笔写的，字体端丽的古老的楷书对联：
天子入疆先问我
诸侯所保首推吾
这一段细致的描写，旨在告诉人们，土地庙已陈旧破落，香火冷落，这是因为新社会共产党不信迷信，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土地却是“天子”、“诸侯”等首先关注的重要问题，现在虽说“天子”、“诸侯”已经进了历史的博物馆，但是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命根子。代代相承的民俗习惯使农民和地主都相信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猪牛鸡鸭的安危”的传说，要求其“保佑”。因此作品通过对土地菩萨这一民俗禁忌的描写，由邓秀梅提出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她说：“天子、诸侯，都早已进入了博物馆，但是这副对联不也说明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吗？”这就开宗明义形象地说明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解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同时，也加重了邓秀梅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分量。
而全书的结尾，即在“续篇”的最后一章《欢庆》中，又以“续篇”的提纲挈领的人物，本土“涌”现出来的合作化的带头人李月辉和本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李槐卿的对话，一方面表现了对土地的重视：“土能生万物，地可纳千粮”，另一方面则艺术地表现了组织起来的农民对土地神的蔑视，对劳动者的自信：
“从前人在土地庙门前，最爱题这副对联：‘土能生万物，地可纳千粮’。这是确情，一点也不是迷信”。李槐卿说，他的眼睛放在土地上。
“土地没有手，就会荒废，手是万能，真是么子人所言，‘劳动人民两只手，工作起来样样有’。”李月辉仍然着重歌颂手……作品中贫农陈先晋的“恋土”、贫农盛佑亭的“申请”、社长刘雨生的“婚变”、富裕中农王菊生“装病”和夫妻假离婚、以及中农秋丝瓜的“宰牛风波”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还有陈先晋带着自己的二崽陈孟春“偷偷摸摸去敬土地菩萨”，请“财神”等情节无一不是围绕“土地”而发生的。整部作品的开头和结尾都描写土地庙这一祭祀民俗，通过人们对这一祭祀民俗的前后不同看法，写出了农民由对“土地”的依赖性转变为对自己力量的自信，这种由对“土地”、对神的迷信转而为对劳动者自信，是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思想的一大飞跃，是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这就是《山乡巨变》整部小说的核心所在，主题所在。
三
茅盾曾说：“《山乡巨变》续篇，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在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所取得的成就，他是越来越洗练了，而且，在紧锣密鼓之间，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一二件小事，亦颇幽默可喜”。[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1960年第8期。]何止是续篇呢？我认为整个《山乡巨变》都是处处“紧锣密鼓”，处处“轻松愉快”，又处处“幽默可喜”。这种艺术境界的实现，不少是通过民俗的描写而获得的。
因为《山乡巨变》所写的是围绕土地所有制而展开的公与私，新与旧，个人与集体，先进与保守的极其复杂的矛盾纠葛与冲突，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作者以其生花妙笔和艺术匠心将这些矛盾变为了一个个精彩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波澜起伏，张驰有致，却又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和地域特色，而大量的民俗轶闻的描写又起到了和缓矛盾，和谐气氛的作用。
比如：善用心计的王菊生（外号菊咬金）不愿入社，害怕刚刚入了社的原来的老朋友陈先晋和社里干部来劝他入社，“找他麻烦，耽误功夫”，他因为“懒得与他们劳神”，就装病“扯痧”。“装病”被邓秀梅李月辉揭穿后，又和堂客商量“相里手骂”，王菊生假扮要积极入社，而堂客却“拖后腿”。当社长刘雨生来他们家，便马上演了一出夫妻反目假戏真唱的闹剧：先是相骂，后要离婚，继而相打，女的披头散发，脸被男的“掠了一下子”，又被推了一把，便顺势倒在地板上，翻来滚去，号啕大哭并破口大骂：“打了我，你会烂手烂脚，捞不到好死的，你会爸死，崽死，封门死绝，你这个遭红炮子穿心的，剁鲁刀子的”。一边骂，一边跳起来往外奔跑，要去跳水，一时之间王菊生的屋闹成一锅粥，大人吵，小孩哭，邻居劝，骂的骂，哭的哭，喊的喊，劝的劝，沸沸扬扬，气氛甚为紧张，此时作家又别具心裁引用了“老鸹子”，“落水鬼”等民俗禁忌，使沸腾的场面“降温”：
“我去跳水，死了他娘的算了”，她边哭边说。
“快不要这样，短路是决计寻不得的”。一个邻居女人说。
“今朝子，老鸹子叫了一早，兆头不好，不晓得哪一家会得星数”。一位邻居婆婆低声对人说：“劝她进房里歇歇，不能让她出门呵。门前这口塘，光绪年间，淹死了一个女子，这只落水鬼还没有找到替身”。
小孩子们都围起拢来，好奇地听讲落水鬼的神话。另外一个孤独婆婆说：
“我们那死鬼，将死的那年，还看见过落水鬼。”
“什么样子？”有个八九岁的男孩，昂起脑壳问。
“披头散发，一脸翡青，一身湿淋淋，见了人就追。”老婆婆说。
小孩子们都周身发麻，有的吊着大人的手，脸吓得煞白。
“快不要讲迷信话了，没有什么落水鬼”。刘雨生劝阻大家，不要再讲鬼，来吓唬孩子。
一方面紧锣密鼓，一方面又轻松幽默，既真实地表现了合作化时期人们复杂的心理状态，又显示了新旧交替时期关于禁忌，迷信方面的民俗在不同人们心中正在起不同的变化。
次如：桂满姑娘在坏人的“挑拨”之下，误以为自己的男人谢庆元与同刘雨生离了婚、刚同符贱庚结了婚的贞满姑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因而两位“儿时的游伴”，“从前的朋友”却成了“现在假想的情敌”，并在桂满姑娘的“小小的地坪里”，发生了“武装冲突”：一个举起锄头，一个扬起竹扫把子；一个精精致致，一个披头散发；一个骂你“发疯了”，一个骂“我没有疯，有人倒臭了”；一个骂“你这个东西，太混账了”，一个骂“我混账，我不是东西，男人换了一个又一个。自己老公才走了不几天，就又忍不住，出来寻野老公了”。双双举起高高的“武器”，暂时都没有落下。桂满姑娘因为怀疑对方勾引自己的丈夫，因而骂对方：“我怕你这婊子婆！”贞满姑娘因受了侮辱以更重的语言还击：“我怕你这婊子屙的！”。“我一家伙打烂你的狗脑壳！”桂满姑娘动动扫把骂了一句，但眼睛紧盯着锄头，生怕它挖下来；因为在武器上扫把毕竟抵不住锄头，而手握锄头的贞满姑娘在武器上略占上风，骂语也硬綳些：“我一锄头送你见阎王！”……但是，双方毕竟都是女人，比起男人来，要斯文多了，尽管双方剑拔弩张，但却只停留在“不动手脚，光斗唇舌了”。会计李永和捡起一根树棍子，从中一拦，把双方的武器一下子架开，双方也就偃旗息鼓休战了，而作家却用陈先晋与亭面糊两人的“抬杠”，用民间轶闻对这场“武装冲突”，进行评判：
“由她们去”，来看热闹的亭面糊宽心地说，“打不起来的，堂客们只一把嘴巴子”。
“也不见得”，跟着赶来的陈先晋说，“听老班子讲，同治年间，我们陈家有一位堂客，长一脸横肉，打起架来，两个男人都拢不得边，人来猛了，她就扑上，用嘴咬人家的手”。
“还不是离不开嘴巴”。亭面糊巧妙地把人家的话作为自己的主张的证明。
这里陈先晋听老班子讲的“同治年间”的“陈家”的“一位堂客”“用嘴咬人”，就是民间的轶闻趣事。正好被亭面糊“巧妙”用来作为自己观点的证明材料，显出了“面糊”并不“面糊”，而且在“斗嘴”“抬杠”中却有几分机敏，因而就特别显得滑稽可笑。同时使得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轻松了，既合情合理，又幽默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