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捉怪》一章，写勤劳善良被进城的负心郎所遗弃的盛佳秀与勤劳本真、公而忘私而被标致但却贪图安逸的媳妇张桂贞所抛弃的常青农业社社长刘雨生的爱情故事。刘雨生离婚后，因社里工作忙，没时间做家务，洗衣服，甚至烧水煮饭，而盛佳秀却每每趁其不在，或在其回家之前，将热水热饭，甚至家里的熏肉烘鱼给刘雨生做好，把刘雨生换下来的衣服被子洗好叠好，以致于两人演出了一幕“捉怪”的喜剧，其喜剧开始让人感到蹊跷，纳闷，奇异，神秘，最后揭晓感到无比愉悦，其喜剧情节就脱胎于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刘海砍樵》是湖南山乡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人妖合一的优美故事，作家用这样一个充满民俗的地方戏剧演绎了一出充满人情味的优美爱情故事。当刘雨生感到奇怪，纳闷，将这件“怪事”告诉自己的母亲和兄弟时，心疼自己儿子的刘妈妈却硬说自己儿子被精怪迷惑了，并说：“你不信，就没有吗？”“狐狸精见了女的，就变个飘飘逸逸的美貌的少年郎；见了男的就变个美女。伢子，下次见了烘鱼腊肉什么的，切莫再吃了。那是吃不得的呀，吃了茶，巴了牙，吃了她的肉，她就会来笼你了”。刘妈关于狐狸精迷人吃人的传说使得“捉怪”的故事更加富于神秘色彩，给“紧锣密鼓”的“捉怪”情节增加了一层轻松幽默的润滑剂。
还有《区上》一章，写各乡干部到区里开“碰头会”，汇报各乡合作化进展情况，因为汇报情况容易“枯燥”，其中便穿插了梓山乡白袱子主席绘声绘色讲山里“黄牯牛开口讲人话”的谣言：牛对人说，“你切莫入（指入合作社——论者按），这个入不得，入了会生星数的”。“黄牯牛开口讲人话”原本出自于流传在民间的《牛郎织女》的故事，《牛郎织女》中的老牛讲人话，是为成全牛郎织女的美满姻缘，这里用来阻止人们入社，说明新与旧，公与私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要把人们自私保守的私有观念清除掉，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用“牛正在吃草”“它不是神吗？怎么吃起草来了？”又说明神牛不神，“牛郎织女神”中“老牛讲话”是美丽的幻想，“黄牯牛开口”却是骗人的谎言，这里变形的神话传说起到了活跃会议，破除谣言的作用。
整个《山乡巨变》把全村十几户人家，三十多个主要人物的许多故事编织起来，看似“凌乱”实则灵活，完整，有序，各个故事之间往往用一两个民俗故事或民间传说或歌谣童谣来隔离，使整个作品疏密有间，井然有序，既“紧锣密鼓”，又“轻松愉快”，充满幽默可喜的喜剧味道，而民俗却是这一喜剧风味的绝不可少的调味剂。正如没有辣椒便不成湘菜，没花椒、辣椒就不成川菜一样。
四
周立波长期生活在湖南山乡，对故乡的山光水色民俗民情既爱之甚深，又烂熟于心，因而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不仅用于主题的揭示，结构的变化，而且用来显示人物的不同性格，藉以进行抒情言志，使整个作品风韵多姿，人物性格丰富多彩。其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童谣、童戏和民歌幽默讽刺，抒情言志。
我们知道，借用童谣、童戏、民歌来讽刺批评落后事物，诋毁反动丑恶事物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惯常运用的一种民俗。作家在《山乡巨变》中就运用这种民俗巧妙地含蓄地抒发了自己的喜怒爱憎。
比如：菊咬金夫妻假戏真做“相里手骂”的把戏被人识破之后，“经过多嘴多舌的人添油加醋，竟把菊咬金涂成一个花鼻子了”。一次小学生演戏，有个小学生扮演一个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他是劳动能手但私心很重，患得患失，苦闷犹豫，不愿入社，其说话神情，很像王菊生，小学生演得绘形绘色，逗得大伙笑声不断。有些小孩甚至把王菊生的外号菊咬金编成童谣传唱：“你是死菊咬，活菊咬，你思想不通，不肯入社，跟堂客相里手骂，哎呀，哎呀，不要脸，不要面子，不要香干子”。这里借童戏童谣对菊咬金进行了善意的批评。
次如：游手好闲曾经长过癞疤疮的符贱庚（竹脑壳）想娶盛淑君，使用不正当手段调戏盛淑君，被聪明的盛淑君和她的姐妹们捉弄之后，姑娘们骑在树枒上，一手拿松球，一手举石头，当符贱庚头上遭遇了松球之痛，狼狈而逃时，姑娘们得意地唱道：“癞子壳，炖猪脚，两圞碗，三蒸钵”。这里借民谣，对缺乏自知之明的符贱庚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嘲笑，同时也对姑娘们的智谋进行了热情的赞美。
再如，在《竞赛》一章中，菊咬金一家与农业社社员比赛挑塘泥，社里姑娘们自编自唱的民歌，就表现了组织起来的社员对集体力量充满了自信：
社员同志真正好，挑起担子起小跑；又快活，又热闹，气得人家不得了。
最后一句，原本为“气得菊咬不得了”，后改为“气得单干不得了”，最后定为“气得人家不得了”，这既有力的说明社员政策水平在不断提高，同时也极其有分寸地抒发了作家的鲜明的感情。
还有，当副社长谢庆元因自己受坏人挑唆，工作消极，贪图吃喝，与妻子吵架，甚至动了刀子，加之自家代养的耕牛又不明不白地被刀砍伤，万般无奈，便吃水莽藤寻短见自杀，后被送到城里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第二天他去犁田，遇见一群背书包上小学的孩子，为首的支书李月辉的儿子李小辉顽皮地问谢庆元：“庆元叔，水莽藤好不好吃？”“还想吃吗？”另外一个小学生也前进一步，“你要还想吃，我替你去扯”。“那边山上有的是。”第三个小孩也凑热闹。“抽你们的肉”，谢庆元扬起鞭子，孩子们一轰都跑了，跑了一段估计对手追不上来，孩子们又都站着，手舞足蹈地反复唱着他们新编的童谣：“一个人，出时新，吃了水莽藤，大叫肚子痛”。这里借助童谣、童趣批评了谢庆元，同时也显示了孩子们鲜明的是非观。人们常说，以周立波为代表的茶子花派，是含着微笑看世界，即使对落后的、错误的事物进行批评讽刺也是面带微笑，充满善意的。
二，通过服饰、饮食、娱乐等民俗展示人物的性格、休养与习性。
《山乡巨变》写了十多个主要家庭，三十多个主要人物，从他们或各不相同，或大同小异的服饰、饮食、娱乐等民俗，可以看出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和生活习性。
第一，运用衣着服饰显示人物特征。
比如，邓秀梅“入乡”在路上遇着亭面糊，他们彼此打量对方，通过衣着服饰就显示了各自不同的身份地位。她“仔细打量他”，“只见他头上挽着酱色毛袱子，上身穿件青布棉袄，跟别的挑肩压膀的人一样，肩上补了两块布。腰围巾也是补疤驮补疤，看不出原来的布色了……”老倌子“也在打量”她，“看见她穿一身青斜纹布制服，白地兰花的衬衣领子露了出来，披在棉衣领子的两边。棉制服右边的上口袋佩一枝钢笔，插一把牙刷。她没有带帽子……脚上穿的是蓝布面子胶底鞋……”
从“亭面糊”的穿着来看，是一位勤劳朴实且较为贫困的农民，经常肩挑背驮，以“补疤驮补疤”的“腰围巾”围着来御寒。而邓秀梅呢，则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具有一定文化，爱美又爱整洁的比较含隐的国家干部形象，那“白地兰花的衬衣领子露了出来披在棉衣领子的两边”，告诉人们她是青春爱美而又朴素整洁的，脚上的“蓝布面子胶底鞋”，说明她是一位国家干部，因为当时，一般的普通农民是买不起胶鞋的。
同是农民，李月辉、陈大春、刘雨生等各人因各自的生活经历不同，家庭经济状况有别，因而服饰穿着都存在着差异。
三个人都戴有帽子，但从色彩、质地、造型显出三个帽子的主人的不同身份：乡支书李月辉的“浅灰绒帽子”，显示其年龄较长，举止稳当，庄重；团支书陈大春戴的是“有光滑黑亮的鸭舌的蓝卡几制帽”，显示家庭宽裕，在家庭地位较高，有青年人的好奇，喜爱青春靓丽的色彩；社长刘雨生是“戴顶藏青斜纹布制帽”，适合中年朴实本真的性格人戴。再看他们的衣着：支书李月辉穿的是“半新不旧的青布棉袄……”显得妻子（堂客）很爱他，衣着整洁，像农村基层干部；陈大春则“披件对襟布扣的老蓝布棉袄，没有扣扣子，也许是怕热，……脚上是一双麻垫草鞋……”显示其充满活力，不受拘束，热爱劳动，生活简朴；而社长刘雨生因忙于互助组的公事，标致的媳妇要与他离婚，因而，自己衣服破了，也无时间补，媳妇又懒得补，因此“上身穿件肩头露了棉花的开胸布扣青大布棉袄”。这三个人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家庭处境不同，衣着也有明显的区别。
第二，通过饮食信奉等透视人物的心理与性格特征。
民以食为天，饮食菜肴最能体现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温饱、贫富与习性爱好。
首先，看陈先晋家的夜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