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新/湖南益阳三周研究会会长
从1955年到1965年，周立波在益阳农村——他的故乡深入生活达十年之久，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山那面人家》等26篇短篇小说[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2卷）、（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这是周立波留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宝贵遗产，也是他的故乡益阳本土文化的重要宝藏。
一
《山乡巨变》发表已经五十多年。半个多世纪，它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呢？
1955年，周立波举家迁到桃花仑乡竹山湾村，担任了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与基层干部一起，早起晚睡，走村串户，宣传党的政策，研究土地入股、耕牛农具作价等具体问题，动员农民加入初级社。1956年，周立波又参加了桃花仑乡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建社工作，担任了中共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入到生活的洪流，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
《山乡巨变》正篇1957年12月完稿，1958年《人民文学》一至六期全文连载。1958年7月作家出版社初版发行。1959年9月经作者校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续篇于1959年11月完稿，发表于1960年《收获》第一期，1960年4月作家出版社初版发行。1963年元月经作者修订，两卷合并一次出版。197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下两卷分册一次出版。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周立波文集》，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周立波选集》，均收入《山乡巨变》。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共35部，其中包括《山乡巨变》。《山乡巨变》还有一个俄译本。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于1960年、1962年先后翻译出版了《山乡巨变》正篇与续篇。正篇题为《春到山乡》，续篇题为《清溪》。
《山乡巨变》出版发行后，反响较大。据统计，从1958年到1961年，《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文学评论》等发表评论40多篇。《人民文学》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一本《评〈山乡巨变〉》。著名作家茅盾指出：“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个人风格。”著名文艺评论家黄秋耘1961年2月写的《〈山乡巨变〉琐谈》认为，《山乡巨变》的艺术特色是一种“阴柔美”，不仅与《保卫延安》、《红旗谱》风格不同，而且与《暴风骤雨》也有差别。他指出：“《山乡巨变》的艺术成就，不仅在于它以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充实了我们的文学画廊，而且在于它以卓越的艺术经验丰富了我们的文学园地。”[黄秋耘：《黄秋耘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8页。]还有的评论把《山乡巨变》的艺术风格形象地比拟为小说中描写最多的茶子花，“清新秀美、含露凝香，令人喜爱。”
1966年——1976年，《山乡巨变》遭到恶劣的批判。1978年、1979年评论界开始为《山乡巨变》平反。1986年召开了“周立波学术讨论会”，由湖南省社科院发起，省文联、省社联、省作协、益阳地区文联共同举办，全国各地100多位学者、作家、编辑参加。会后出版了《战士作家学者》一书，其中对《山乡巨变》作出了充分肯定的评价。[《战士作家学者——首次周立波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2006年8月由中国新文学学会、益阳三周研究会发起召开的“周立波创作与中国乡土小说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永远的周立波不了的乡土情》，从乡土文学的角度评价《山乡巨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收获。
上世纪80、90有四本关于周立波研究的著作：庄汉新著的《周立波生平与创作》（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该书第8章专门论述《山乡巨变》的人物形象塑造，指出在描写人物形象上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就是从生活出发，严格地摹写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实际面目塑造真实可感的人；对人民满怀深情，总是带着微笑，抒写他的新人物。胡光凡著的《周立波评传》（1986年10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山乡巨变》的现实主义成就与不足，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谭元亨的《土地与农民的史诗》（195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对《山乡巨变》关于农民恋土、关于爱情的描写，给了高度评价。艾斐著于1995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流派》，对周立波深入益阳农村生活创作的小说的美学形态与艺术风格作了系统阐述。
进入21世纪，对周立波的作品有了新的发掘和评判。文学评论界对《山乡巨变》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贺仲明说，我不同意长期以来盛行的将《创业史》作为17年文学农村题材小说最高成就的观点，《山乡巨变》具有比《创业史》更高的艺术性和文学价值。[贺仲明：《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丁帆认为，“建国后乡土小说创作最具有风俗画、风景画特色的长篇小说是《山乡巨变》”。“同样是反映在合作化道路的乡土小说，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之所以比《创业史》、《艳阳天》有审美深度，就在于周立波对风俗人情和风景画面的描绘，使他的乡土小说形成了一定的诗情画意。”[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页。]董之林在《热风时节》一书中，以“唯美倾向”概括了《山乡巨变》的艺术特色。杜国景在《合作化小说中的乡村故事和国家历史》一书是也对《山乡巨变》作了中肯的评价。
二
文学评论家认为，“50年”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大限，《山乡巨变》已问世50多年。这部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长篇小说，创作意图非常明确，就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颂扬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今天农业合作化已成为历史。经过50年的考验，《山乡巨变》为什么仍然闪耀着艺术的光芒，读起来依然感人，评论家依然感兴趣，其中的原因值得认真探讨。
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山乡巨变》反映了广阔的农村生活，塑造了新的农民形象。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的小说时，曾指出：“他汇集了法国社会全部历史”。《山乡巨变》也一样，不光是反映合作化，还反映了广阔的农村生活。从内容上看，《山乡巨变》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反映农村合作化进程。《山乡巨变》正篇写初级社的动员、发动、入社和合作社的成立。22岁的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到清溪乡指导办社，忙了一个多月，到1956年元旦，办起了五个农业合作社。全乡409户，入社的312户，最大的社90户，最小的社35户。续篇主要写以刘雨生为社长的常青高级农业合作社建立后管理中的问题与矛盾，以及问题的解决与矛盾的化解。常青社有900人口，充满了矛盾，有管理不到位的矛盾，有社干部不团结的矛盾，有思想落后的问题，还有自然灾害。当然也写了阶级矛盾，但并非小说的主题。小说写这些矛盾与问题的解决，最后欢庆丰收。
第二个层面是反映新社会新农村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和随着社会的变化农民思想感情的变化，如《恋土》一节，写出了老一代农民对土地深深的依恋关系；《山里》一节，写出了年轻一代农民对新农村的憧憬。这里充满了农民日常生活的描绘。
第三个层面，反映一批公而忘私的农村基层干部和朝气勃勃的青年农民创造新生活的激情。小说对五十年代农民群众与基层干部情绪的准确把握，对农民思想感情的忠实反映，对刘雨生、李月辉、邓秀梅、陈大春、盛淑君、陈先晋、“亭面糊”等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文学评论家董之林说：“《山乡巨变》以刻画生动的农村人物著称。作家写亭面糊（盛佑亭）的‘真’，虽然他是贫农，成份好，但心里还是觉得穷不是件好事，很怕被大家看不起，就和别人吹牛：‘我也起过好几回水’；写乡支部书记李月辉的‘善’，做工作时总是将心比心，像个‘婆婆子’，把‘全乡的人，无论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团结在乡政府周围；写邓秀梅和盛淑君的‘美’，她们无论做乡里的工作，还是对待个人感情，都表现得委婉、细腻，又质朴、热烈，颇具‘湘妹子’的性格。”[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这些人物形象，今天看来，或许带有一些公式化的、“左”的痕迹；或许正是马克思说的，巴尔扎克笔下的那种处于“萌芽状态”的人物形象。[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7页。]然而，把这些人物还原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大环境中考察，绝对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是有血有肉的而不是苍白的。恩格斯曾经指出：“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这些密切联系群众、公而忘私的基层干部形象，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需要创造的人物，代表着时代的价值取向。
三
如果说，这部长篇小说关于风俗风景的描写和浓郁的地方色彩使其有较高的乡土小说审美品格，那么，小说还体现了作家对中国新农村的展望，寄寓着作家对新农村新生活的思考。
新农村建设无疑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充满矛盾和生机的历史进程。今天来读《山乡巨变》，不仅有对小说中地方色彩、风俗民情的审美欣赏，而且能引发对新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回顾和今天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思考。
第一，《山乡巨变》塑造了一批温和而大公无私的农村基层领导者形象。《山乡巨变》一问世，评论界就指出，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风格，即和风细雨的“阴柔美”，这有别于当时以阳刚为美的主流审美风格。小说刻画了一批温和而大公无私的基层领导者。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乡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李月辉。正如上文所述，他像个“婆婆子”，做工作总是“将心比心”，善于把“全乡的人，无论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团结在乡政府周围。这是五十年代难得的推行“和谐”，不搞斗争哲学的基层干部。农业社社长刘雨生一心为公，为办社，为社里工作一天忙到黑，以至妻子拖后腿最后离婚。刘雨生与再婚妻子盛佳秀举行婚礼的晚上还离开新房去察看社里谷草。还有县里来的工作组长邓秀梅，今天的评论者称之为“乖宝宝”、“党代表”，她以密切联系群众的细腻的工作作风赢得村民的喜爱。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由谁来掌握和怎样运用基层公共权力。这是建设文明、和谐新农村的基础与关键。《山乡巨变》塑造的温和而无私的基层领导者形象，为我们提供了榜样。
第二，《山乡巨变》体现了以人为本，对民生问题深切关注的思想。周立波在创作过程中扎实深入生活，始终关注民生。他的叙事角度是站在农民主体立场上，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农民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山乡巨变》不仅充分发掘和展示农民的人性美，而且体现一种对农民的人文关怀。对农民的发家愿望、恋土情结、爱情婚姻，家庭邻里关系以及农民的口粮衣被等等，《山乡巨变》表现出一种深深的人文关怀，从中发掘故乡农村纯净的人情，描画故乡理想的人性。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山乡巨变》能给我们以启示。
第三，《山乡巨变》体现了作家关于实现农村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思考。周立波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老一辈共产党员。他心目中新农村的目标是农民共同富裕。小说中描写老一代农民想依靠个人致富的不可能。如，亭面糊虽然吹牛“我也起过几回水”但始终处于贫困；陈先晋“恋土”，回忆自己想发家但“年年这样做，年年还是衣仅沾身，食才糊口”。小说描写的青年农民陈大春、盛淑君憧憬着一种朦胧的理想的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新生活方式。这实际上寄寓着作家的理想。
今天来看，想通过合作化的平均主义来实现共同富裕已被历史证明不可能也不可取，但共同富裕却始终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奋斗目标。这不仅仅是缘于社会主义理想，而且是中国农村人口多、土地等资源贫乏现实的必然要求。《山乡巨变》提出的两点是值得思考的：一是农民要共同富裕，必须组织起来；二是农业抵御灾荒，使用机器，提高产量，要靠规模经营，小农经济不可能从根本上致富农民。
当前新农村建设两种主流思路，一种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并拉动农村内需；另一种是把农民组织起来，例如土地流转的方式实现规模经营，以解决两亿多户经济规模小的农户无法进入市场也不能应对市场风险、抵消中间环节剥削等问题。不论那种思路，都要以农民为本位，把农民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