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丹清/湖南文理学院教授、博士
也许你认为，这不是一个文学命题，而是一种社会学的表达。周立波在他的时代把文学的直觉裹挟在政治声浪中，裹挟在与时代的共进中。他处的那个时代，定位农民、定位干部、定位农村的发展等，农村的风俗、传统的风习，以及无法预见的时代变化。可以说，周立波对农民的认同与理解，一是自小生活在农村，二是回到农村体验生活。但是，他肯定缺少两个方面的东西，一是对土地的无限眷恋，二是对农村民俗的深切理解。周立波所理解的农民世界当指与其同时代的农民的生活与原生态的农民精神。周立波笔下的农民是新中国解放以后的具有模糊理想的农民，他们在追求男耕女织中，土地是自家的好的思想中解放出来。
当下，中国当代农村消失了多少东西：生活、习惯、传统民俗、甚至语言等等。新一代农民愿意到城里去，即使无法融入城市，但多年的农民工生活，对农村多为回忆了。但在以后的生活中，农民的习性依然存在，即使作为多年生活在上海、北京、长沙的周立波也无法离脱该“魔咒”。当然，周立波用笔描述的农村生活不断变化，农民问题依然是不变的问题。目前，农村的文化生活，电视成为主流，过去的说书、聊天、文本故事阅读渐渐消隐；年节的渔鼓、舞狮、写春联等，被打牌等娱乐替代了。我们需要书写当下农民生活及其真实的精神世界的作品，周立波的创作无疑是极好的参照。
当然，书写农民的方式历来有所不同，即使同时代的作品也是大相径庭。而中国小说对农民的书写应该从《水浒》开始，但《水浒》中的农民形象是扁平的。我们不得不肯定周立波的贡献，农民的内涵，因为使用时代的差异、学者视野的差异，学者对它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一般阐释者认为，职业“农民”，应该是与“工人”、“商人”、“渔民”、“牧民”、“医生”等是并列。农民的一个很显著的（也是非常直观的）特点就是从事农业劳动。既然是农民，当然主要的职业就是从指农业生产。我国的《辞海》对农民的解释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指集体农民。”[《辞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44页。]《现代汉语词典》对农民的解释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研究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3页。]我国学者也多是从职业的角度对农民概念进行界定的，农民是具有农业户口、居住在农村、从事劳动生产的劳动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农民一般应同时具备上述三个特点，尤其是“从事农业生产”一条必不可少。有些学者认为农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农民概念是，个人或集体占有或部分占有生产资料，长时期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广义的农民概念是，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这些阐释根据时代特点来看，仍然是保守和狭义的。
中国关于土改和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在主流意识的笼罩下，人们总是企图表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而这种对立的连结点是土地。其实，对土地的情感，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一步减弱。越是传统农民对土地的依恋情绪越强，而21世纪的年轻农民们因多种原因对土地却怀有一种排斥情绪。因此，当周立波去像彭家煌等那样深刻而具体地描写农民对土地的苦愁时，当代农民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小题大作，这也是当代读者排斥他们的小说的理由。
我们再回到农村农民和地主的对立关系，看看这种对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其实，任何两件事物之间都会存在对立和平衡，当画地为牢，相安无事是则是平衡；或当外部有势力渗透，或平衡的一方产生挤压姿态时，平衡就会被打破。因此打破平衡的因素用剥削和压迫两字是十分精当的。
人们所说的农村社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共同体，在这共同体中，一旦产生过度的反差就会产生矛盾，也会产生对立。当这种矛盾达到一定极限就会产生农民暴动。一般来说，由于中国儒道的影响也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农民的满足感是非常强的，他们可以沉醉于按计划挖了一块地，或者蔬菜长得郁郁葱葱，或者母鸡某天生了蛋。而一旦这种满足被外界侵扰或打破，他们就会失去内心平衡，进而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甚至恶化。农民属于复杂的载体，虽然过去他们生存是封闭的，但是并不缺乏对未来的设想，即使设想很肤浅。由于诸多原因，探究农民历来不是简单的议题。
因此，关于农民，不仅当今学者，马克思的阐释也曾是不完善的。他转引了额尔金勋对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农民的描述，鉴于农民状况变化之缓慢，在以前的中国尤为突出，特引之作为土改前中国农民的真实状况的证明，当然，其中因社会形态的不同而存在差别是肯定的：
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相信，中国农民一般说来是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的。我曾竭力想（虽然收获不大）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的性质、他们必须缴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材料。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部分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马克思：《对华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71页。]
马克思的阐释仍然是针对中国土改前的农民，没有广义的包容性。因此，中国农民，应该在动态的背景下进行论述，不能够仅做静态的释义。也许有些东西真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可以这样说，中国农民是一个巨大的又受千百年农耕文化约束的群体，他的自足性远远大于他的开放性。周立波的乡土小说因写农民的差异构成了两个不同的体系：一是以《暴风骤雨》为代表的农民暴力革命；一是以《山乡巨变》为代表的写农民的生活憧憬，叙述上用一种乡土语言和知识分子语言交织来表现他们。当然，两部小说可以视为写中国农民的姊妹篇。后者同样显示“暴风骤雨”的到来，不同的是在热爱与企盼土地的农民心理上产生的“暴风骤雨”，一种外静内动的斗争。
于是，写农民，把农民写好，真正成为周立波的理想。但是，理念往往约束了他的文学创作艺术的展开，早在《后悔与前瞻》要“革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里的真正的英雄”。的确，通过周立波的努力，他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形象。老孙头、亭面糊是小说中塑造得最好的人物，这已经在评论者那里得到共识。对于人物塑造的评价，孔范今在他的文学史书写里有比较中肯的说法，他说：
“《山乡巨变》有公道勤恳、默默无闻的农业社主任刘雨生，沉稳和气、磊落开朗、因“右倾”受过批判却毫无埋怨和悔疚心理的乡支书李月辉，有将女性的温柔细致与政治上的原则性和敏感和谐统一的好干部邓秀梅……但塑造得最成功的是外号‘面糊’的老农盛佑亭，这个热爱新社会却又留恋过去‘也起过几次水’的荣耀，拥护合作化又听信谣言砍后山竹子卖的老倌子，心地善良又有些世故，好吹嘘自己又胆小怕事，热心公务自报奋勇又屡屡误事，好占点小便宜却又无害人之心，他在家里搞家长制，批评妻子，调遣儿子，嘴巴子骂上天却又没有一个人怕他。他的善良、淳朴、开朗和他的虚荣、狭隘、糊涂矛盾地统一在一起，使他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周立波笔下的这个‘亭面糊’，几乎在北方和南方的每一个农村都可以找到”[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7页。]。
特别是对亭面糊的评价，合乎小说中的具体形象。农民思想的狭隘、农民理想的粗浅无疑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但作为作家和学者的周立波嘎然于形式的描写，使亭面糊的精神世界展露的太直白，个中原因值得探讨。
当然，小说不仅写农民的性格与成长，还写农民的视野与理想，并写得很到位。但是，一般评论者却未能关注这一点。请看下引的原文：
[陈大春]“我要能像他万分之一，就算顶好了。”陈大春说，“我不会说话；性子又躁；只想一抬脚，就进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我恨那些落后分子，菊咬金，秋丝瓜，龚子元，李盛氏……”[周立波：《山乡巨变》（正篇），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寥寥几语，将性子急躁，阶级对立意识强且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充满憧憬的新式农民形象鲜活地耸立在我们面前。可他们理解的新生活，其具体规划如何？下面则再引陈大春的两个“单口相声”片断来分析：
“我们准备修一个水库，你看，”陈大春指一指对面的山峡，“那不正好修个水库吗？水库修起了，村里的干田都会变成活水田，产的粮食，除了交公粮，会吃不完。余粮拿去支援工人老大哥，多好。到那时候老大哥也都会喜笑颜开，坐着吉普车，到乡下来，对我们说：‘喂，农民兄弟们，你们这里，要安电灯吗？’‘要安。煤油灯太不方便，又费煤油。’‘好吧，我们来安。电话要不要？’‘也要。’这样一来，电灯电话，都下乡了。”[周立波：《山乡巨变》（正篇），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快了，要不得五年十年，到那时候，我们拿社里的积蓄买一部卡车，你们妇女们进城去看戏，可以坐车。电灯，电话，卡车，拖拉机，都齐备以后，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比城里舒服，因为我们这里山水好，空气也新鲜。一年四季，有开不完的花，吃不完的野果子，苦槠子，毛栗子，普山普岭都是的。”[周立波：《山乡巨变》（正篇），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上述两段文字，将这位新式农民所设想的新生活图景分阶段、分步骤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水库建设好之后，灌水便利、粮食充裕、城乡联动发展，安享美好的、美妙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农村“共产主义”生活；然后，随着农村合作者的建好，农村现代化、机械化的交通设施的齐备，农村闲适的生活远超城里。这种前景的描绘，代表当时农民对农村发展的美好梦想，一种我们（处于21世纪的高级知识分子）现在看来还停留在低级的粗浅的物质理想的生活梦想。
先进与落后总是并存的。没有落后哪来先进。如果说陈大春代表的是已经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对国家土地集体所有政策有一定了解的新式农民，一种大公无私的农民式的理想家，那么，陈大春的父亲陈先晋则代表着传统农民形象，一种试图保住传统的土地个体所有、却又最终不得不失去的苦闷农民形象：如今，晴天里响了一个炸雷，上头说是要办社，说田土要归并到社里，这使他吃惊、苦恼和悲哀。有好几天，他想不开。到后来，他想，田是分来的，一定要入社，没得办法；土是他和耶老子，吃着土茯苓，忍饥挨饿，开起出来的，也要入社么？政府发给他的土地证，分明是两种。分的五亩田，发的“土地使用证”，开的一亩土，领的“土地所有证”，如今为什么一概都要归公呢？[周立波：《山乡巨变》（正篇），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这段陈先晋的心理独白，既有获得土地前的热烈期盼和获得土地之后的珍惜与欢愉，更有即将把土地交归入社而不得不面临再次失去“私家”土地的痛苦、苦闷和悲哀，这样将当时情境的陈先晋对土地政策的不理解揭示出来，也表现工作的不够深入，其实其中也反映了作者的疑虑：农民到底自己该拥有什么。
作品还塑造了一些农村英雄，赵玉林就是代表。有人这样评价赵玉林，“赵玉林虽然牺牲了，但千百个赵玉林式的农民英雄却在农村里成长起来，他们正像赵玉林一样坚忍不拔的斗争着。在《暴风骤雨》里，作者用赵玉林的死显示着农民这种新品质的普遍的成长。当然，在这里，由于作者没有很好地揭示出赵玉林思想成长的内部矛盾。（只在最初有点动摇，犹豫。）这样就使赵玉林显得单薄，不够突出，不够有力，不象孙老头那样栩栩如生，而对他的历史的烘托也显得有些贫弱。”[蔡天心：《从〈暴风骤雨〉看东北农村新人物底成长》，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0页。]
从评论者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赵玉林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有他的对立面存在。而作为一个新人，是在没有参照下的创造，性格发展的可塑性极强。赵玉林是因为仇恨，才变得勇敢；是因为穷困，才变得比任何人坚决。
而作为阶级农民的存在，需要对立面地主的存在才存在。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不是因为土地占有的多少，而是在乡村内部人际关系的紧张，甚至恶化。周立波在他的小说中也这样描述，但由于理解的偏差，他只走了要展现农民状态这一段。
今天，农民问题深受重视，众多的学者研究农民。但是，作为作家，却缺乏对农民的深入研究，深度书写，致使广袤农民世界（农民生活、农民心理、农民情感、农民习惯、农民精神世界等）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因此，借鉴周立波，全方位书写当下的农民世界，是必要，也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