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泉/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教授
长期以来，周立波小说因为书写土改和合作化运动而闻名于世，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时代的颂歌，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典范。其实，在笔者看来，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伏生和谷生》《“割麦插禾”》等系列短篇小说，在对故乡益阳的深情书写中洋溢着诗人的气质，在对自由的向往中，蕴含了现代性的诉求。主要表现为：
女强男弱的人物形象新模式
“现代性”指的是“现代（含现代化的过程与结果）条件下的精神心态与性格气质，或者说文化心理及其结构。因而，‘现代性’是一个指向主体自身的人文科学概念”[尤西林：《‘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梳理》，《思想战线》2009年第5期。]。齐美尔把现代性看作一种体验社会生活的方式，他认为：“现代性存在于一种体验世界的特殊方式中，一种不只是化约为我们内心的反映，而且将其融合进我们的内在生活的方式。外在世界成为我们内心世界的组成部分。”[[英]戴维·弗里斯比著，卢晖临等译：《现代性的碎片》，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3页。]在笔者看来，现代性在文学方面的表现，涉及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
“中国乡土小说的主流是以支持和呼应的态度来对待现代性，它的方式也与现代性内涵完全一致——就是改变乡村。”[贺仲明：《论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5期。]周立波在早期的诗歌中就寄予了对自由的向往：“我盼望你永远自由，/你的自由，/会销解你的朋友们的忧愁”[周立波：《别了，武汉》，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四卷），上海文艺出版1984年版，第242页。]，他的《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抒发了对美丽与真诚的执著之情：“凡是真诚的，都应该歌唱。而我的歌还有这样的使命：叫真诚统治着人类境界。”[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这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调。主要表现为，他以诗人的气质进行创作，构成了他在上世纪50—70年代小说中的诗意叙事特征。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女强男弱的新模式便是其中的自由精神的体现。
毛泽东在《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书写了“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时代女性形象，周立波作为当时合作化小说的代表作家，其时代性特征也是鲜明而突出的，很多论者都将其归属于政治化的倾向。但笔者认为，从其小说益阳书写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的气质来看，分明有着现代性的特征。即他以湖南妹子的典型性格来凸显时代女性内心的自我诉求，赋予小说叙事的张力。
王力说过：“辣椒之动人，在辣，不在诱。而且它激得凶，一进口就像刺入了你的舌头，不像咖啡的慢性刺激，只凭这一点说，它已经具有‘刚者’之强。湖南人之喜欢革命，有人归功于辣椒。”[欧阳梦云：《解读湖南人》，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718425387&owner=261895606]这是对湖南人火辣热情、刚直勇悍、不怕鬼、不信邪的形象化概括。湖南女性更是在柔情似水中尽显泼辣的个性。
在《山乡巨变》中，邓秀梅就是一个典型的男性化的湖南女子：“穿一身青斜纹布制服，白地蓝花的衬衣的领子露了出来，披在棉衣领子的两边。棉制服右边的上口袋配一枝钢笔，插一把牙刷。她没戴帽子，剪短了的黑浸浸的头发在脑门顶上挑开一条缝，两耳的上边，夹两个黑黑的夹子。”她来自外乡，是一个有点知识的女干部，工作作风果敢，但这样一个时代女性却在小说的下卷消失了，有评论者认为：这“透露出作者潜意识中的疑惑：其一，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怀疑。其二，对新女性的怀疑。”[王琳：《统合还是对话——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女性叙事》，《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2期。]在笔者看来，这是作者故意留给读者的对话空白，让他们在想象中感受文学经典的重构过程，其现代的隐喻色彩可想而知。
《山乡巨变》中的张桂贞虽然有些落后、风流，但她的埋怨事出有因：“家里经常没得米下锅，没得柴烧火，早起开门。百无一有，叫我怎么办？去偷，去抢？”，她后来与刘雨生离了婚。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时代女性为自己的婚姻作主的自由精神。
与女性的强悍相比，男性显得有些女性化，缺乏阳刚之气。《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是个“不急不躁，气性平和”的“婆婆子”。刘雨生是个“近瞅子”——近视眼，怕老婆，爱哭。这两个男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时代的大气候，即合作化运动的多变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困惑。由此可见，《山乡巨变》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反思值得深入研究。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学思考
从伦理学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发现自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然赋予人类及其他物种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人与其他生物同处地球生态圈中，同样受着自然规律的支配。但在这种意义上自然与人之间不存在伦理关系。然而走出人与自然的这种纯粹的自然联系，我们就可以发现自然还具有某种人的属性。当自然被作为社会领域的组成部分，即从社会的角度认识自然，自然对人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就有了社会性，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定意义上就具有了人与人关系的属性。就自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来说，自然是人类的“恩人”，人类需要对自然施以道德关怀。”[马永庆：《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伦理关系》，《齐鲁学刊》2004年第3期。]那么，作家如果能够在作品中表现出这样的道德关怀，就体现出丰富的人文精神。周立波的故乡系列小说在张扬丰富的地域文化中表现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伦理化思考，其现代性焦虑也由此而生。
在人本主义者看来，动物不具备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独立的道德地位，只能作为人类附属性的存在而存在。周立波小说的益阳书写写动物，从细节入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思索着各自生命存在的意义。
《山乡巨变》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正月里的一个清冷的黑早，太阳还没有出来，东方山后的天上，几片浓云的薄如轻绡的边际，衬上了浅红的霞彩；过了一阵，山峰映红了；又停一会，火样的圆轮从湛蓝的天海涌出了半边，慢慢地完全显露了它的庞大的金身，通红的光焰照彻了大地；红光又逐渐地化为了纯白的强光。白天开始了。雾色的炊烟飘泛在家家的屋顶。鸡啼鸭叫，牛也赶热闹，按照它们各自不同的年龄、性别、体格和音色发出不很秀丽，但也不太难听的错杂的长鸣。
已经沾了春，地气不同了，雪花才停住，坪里、路边的积雪就都融化了。
到处是泥巴。大路中间，深浅不一的烂泥里，布满了木屐的点点的齿迹和草鞋的长长的纹印，有些段落，还夹杂着黄牛和水牛的零乱的蹄痕。
初级化以后，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全国的农村又掀起了一番深刻、广泛的变化。在短短的期间以内，所有初级社都转成了高级社。和全国全省的各地一样，清溪乡的常青初级农业社，经过邓秀梅和李月辉一个来月不停不息的奔忙，并入了两个小社，扩进了一批单干，建成一个约有九百人口的高级社，还叫常青社；刘雨生被选为社长，谢庆元勉强当选为副社长。说是勉强，因为有一些社员开首硬不肯选他。为了这事，李月辉和刘雨生暗地里做了好多说服的工作。”
“鸡啼鸭叫，牛也赶热闹，按照它们各自不同的年龄、性别、体格和音色发出不很秀丽，但也不太难听的错杂的长鸣。”给人的感觉是混乱与错综复杂，暗示了当时合作化道路的曲折难行。但从伦理学角度看，就是动物与人一样，在大自然中各有各的位置。
短篇小说《“割麦插禾”》直接以鸟声为题，突出了儿童关于鸟的新奇的想象。
“它一早晨，就把人叫起，天天一样，比我们李队长还要经心。”
“它要叫道六月才回去”。伏生又补充一句。
“回到哪里去？”
“北京，那还要问？”
“它在北京有家吗？”
“有。”[周立波：《周立波故乡生活短篇小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这里将儿童天真的幻想融入动物叙事中，表现了在日常生活中敬畏生命的理念。同样，《伏生和谷生》写儿童与鸟的故事，惟妙惟肖。
“山野的飞鸟，他都认得，麻雀、乌鸦、喜鹊、鹞、鹰、鹭鸶、野鸡和竹鸡，这些常见的鸟不消说，就是‘割麦插禾"、‘落沙婆"以及杜鹃鸟，他也晓得。
还有一种鸟，羽毛华美，尾巴老长。雌性一身白，飞时总是领头；雄的披一身嫰黄色的羽毛，总在雌的背后赶。伏生说，他们就是祝英台和梁山伯。”[周立波：《周立波故乡生活短篇小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这里借“鸟“隐喻民间爱情故事，是儿童渴盼成人的想象，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图景的憧憬。
《禾场上》以鸟说事，活脱出当时农业生产的忙碌——“鸟类没有接生员，难产的‘落沙婆’无法减轻她临产的痛苦。”[周立波：《周立波故乡生活短篇小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这是生命的象征，它将鸟类的繁衍与人类的生产相提并论，表现出作家对生命之脆弱的关切。这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情感的流露，而是一种从生活本身出发的生命哲学观。
结语
“只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高度的形象化），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伟大的作品，才能确立作品的永久性。”[周立波：《文学的永久性》，《周立波三十年文学评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周立波小说的益阳书写的现代性气质是其作品思想性的集中体现，是对“十七年文学”政治话语的有效补充。它不是益阳风情的简单展示，而是作家自由精神的显示。他在构建女强男弱人物形象新模式中，也不是强调简单的时代氛围的塑造，而是从湖湘文化之经世致用的精髓出发，感怀着时事造英雄之外的自由品质的张扬。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学思考，则是现代普世情怀的流露。他在寻找人类自我的情感坐标中，审视地球家园的生存状况，体现出一定的终极关怀。因此，周立波小说的益阳书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