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仲明/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一理想色彩是“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突出特征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总体风貌上。这些作品所呈现生活的总体特征是积极乐观，审美风格以优美、欢快和喜剧性为基调。这既表现在其乡村自然图画的富有浪漫美感，乡村日常生活的充满喜悦和希望色彩，也表现在所叙述的乡村故事整体上的顺利、和谐与圆满上——这并非说其中不存在矛盾冲突，但正是这些几乎所有的矛盾都顺利解决，体现了一种更加圆满的和谐。其中，稍早问世的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较多展现了运动中的阶段性复杂和艰难，许多人物的内心世界都经历了矛盾和犹豫的过程，但作品的最后结局都无一例外是喜剧性的，合作化运动获得了胜利（至少是阶段性的胜利），犹豫者和反对者都最终被纳入到时代潮流之中。较晚问世的人民公社题材作品（以及部分回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虽然部分作品营造的斗争意味更浓，矛盾更尖锐，但这些矛盾的解决都并不复杂，那些时代潮流对抗者（或犹豫者）尽显虚弱，基本上只承担受嘲弄的命运。作品中明确洋溢着轻松喜悦的气氛，叙述中更包含毫不掩饰的骄傲姿态，完全可以看作是胜利者的豪情回顾。
二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塑造了许多农村新人形象，典型如梁生宝、陈大春、盛淑君、王金生、王玉生和李双双、张腊月、萧长春等。这些人物的身份都是农村青年，却表现出很多与传统农民不一样的新特征。他们普遍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眼界开阔，对生活富于热情，充满对乡村的美好理想和改变乡村现实的勇气和信心。其中的部分形象，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新结识的伙伴》中的张腊月等，呈现出更显著的时代政治色彩，是时代农村政治和经济变革的重要实践者。无论是内在蕴含的精神实质，还是外在体现的行为姿态，这些形象都是以往文学作品中完全没有的。
这种情形与现实生活有密切的联系（详见后面的论述），但它也肯定融入了作家们的理想。因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全国性运动，尤其是因为时间仓促、准备得不很充分，人民公社制度的成立又过于迅速，过程中肯定存在比小说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更多阻力和粗暴作风，甚至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悲剧事件。这些丰富的负面因素没有在作品中充分反映，显示出作家们不是完全照着生活本身作全盘的反映，而是对生活做出了自己的理解、选择和想象，包含着作家们对乡村未来的理想。这一点，董之林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并非尽善尽美，不过小说家心目中还是有一幅新社会应该尽善尽美的蓝图，并用他们认为‘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想像，努力去编织这幅蓝图。”[董之林：《热风时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对于“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理想色彩，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大多予以否定评价。对其总体风貌，许多人认为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环境，不符合乡村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因此，这些作品的理想书写缺乏充分的现实基础，违背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原则，是“以现成的政治定义为依据，虚构出一个教条式的‘本质’来”；[参见贺光鑫：《中国当代文学年会1981年庐山年会讨论综述》，《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重写文学史·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对其人物形象塑造的看法也大体相似。典型如对柳青《创业史》中梁生宝形象的评价。作品问世之初，就有严家炎对梁生宝形象提出批评，在将其与真实生活原型王家斌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指出梁生宝形象的精神特征超出了时代现实水平，人物的思想理念不是“当时条件下人物性格的必然表现。”[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同样，在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也有学者指出“柳青在对生活原型的艺术改造过程中，也超出了把生活艺术化的一般界限”[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在在今天的一些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中。
不能说学者们的观点完全没有道理，但我以为，他们所做的结论还略显草率和简单，没有对其中实质做出真正切实的解决。首先，很简单的一点，我们不能以“超越现实发展阶段”和“违背发展规律”来否定文学中的理想。因为既然是理想，肯定会比现实更高，会对现实有所超越。至于理想是否符合发展规律，也不能以短暂的社会状况来考量，而是需要更宽广的社会发展作为检验。而且，文学作为作家心灵和精神的投射物，它是作家以心灵、想象和文字营造起来的另一世界。这一世界虽然与现实世界有深刻关系，但也可以看作是作家心灵的乌托邦，理想性是其重要特征。我们不能简单以现实环境来对它进行规范和要求；其次，从文学创作规律上讲，作家有选择创作方法的自由。如果我们不将现实主义当作文学评价的唯一圭臬，以更开放和多元的态度来认识文学的本质，文学表现理想，或者说文学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绝对不是缺点，关键应该看这些理想和对这些理想的表现是否恰当与合理。如果要求文学与现实简单对照，要求作家放弃自己对生活的选择权和想象权，实质上是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庸俗化和简单化，也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背离[随着文学观念的解放，近年来，许多作家明确表示不再将现实主义作为信奉的对象，甚至表达了尖锐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但是，颇显悖谬的是，在当代文学研究界，特别是在评价“十七年”文学时，许多人一直以“现实主义”要求来进行简单的规范。参见拙文《论广阔的现实主义》，《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第三，“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理想表现与现实的关系是复杂多元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之间存在着阶段性的巨大差异，作家们的书写也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对于这些状况，远非完全的否定可以概括，而是需要细致客观的辨析。
二
理想是一个具有哲学内涵的概念，但既然谈文学的理想，应该主要遵循文学的原则，换言之，需要按照文学的标准、从文学创作的独特性来考察。以文学个性为出发点，文学理想所关联的最基本内容应该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的精神世界；二是作品所描述的生活世界。因为任何文学都只能由作家和生活两个要素构成，任何对文学的评价也应该建立在这一前提上，文学理想的评价自然也不能例外。
以之考察，作家心灵的真诚是考察文学理想的基本标准之一。因为文学是心灵的产物，它的真诚与否既直接决定文学的某些本质，也会直接影响文学对现实表现的真实性。如果作家是带着真诚来描述的，内在蕴含着作家对未来的期待和梦想，其理想就至少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单纯的真诚不能构成理想的完整合理性，它不能离开与生活的结合。因为文学表现生活世界，它需要遵循生活的主体权利，要受到生活的制约。也就是说，文学理想的合理与否，另一重要标准是文学所展现生活是否具有主体性，是否符合事物本身的特征和本质，是否代表了它的要求和愿望。作家精神与生活主体的和谐统一自然是文学理想的完美境界，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因素之间是有很大程度一致性的，因为作家的真诚往往是反映生活主体特征和要求的重要基础。当然，也会存在有二者相背离的情况，就是尽管作家满怀真诚，但由于种种原因限制（如作家拥有的生活基础以及对生活的认识程度）并不能真正反映生活的主体要求，其理想是虚幻和与生活相背离的。
具体到“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其理想蕴含着作家们的真诚是基本没有疑问的。因为几乎无一例外，其创作者们都来自乡村，既与乡村有很深的精神和血脉联系，又都很熟悉乡村生活，了解乡村多方面的情况和发展要求（像赵树理、柳青等作家都针对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撰写过专门的文章和意见书，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都发表过针对性的意见或批评），而且，他们大都对乡村命运有真诚的关切，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乃至个人生活与乡村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文学为关爱乡村的一种方式。如周立波、柳青为了文学创作长期安家到农村，赵树理也始终保持与农村的密切联系，为了写作《三里湾》，到农村长期蹲点。浩然、李准、王汶石等作家对乡村也深有了解，生活积累很丰富。在这一点上，孙犁对他写作《铁木前传》的表述很有代表性：“我选择了我最熟悉的生活，选择了最了解的人物，并赋予了全部感情。”[孙犁：《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鸭绿江》1979年第12期。]
这种感情投射在作家们的创作上，最显著之处就是作品的价值立场和关注点。“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表现出较鲜明的乡村本位价值立场，也就是说，作家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价值偏向都是以乡村为本位的。城乡关系是一个较直接的体现。因为长期以来，农村和农民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十七年”的城乡差距虽然不像后来显著，但也颇引人注目。在这方面，作家们普遍表现出对乡村立场的维护。最典型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作品借种种方式揶揄城市生活，对乡村生活进行美化。这种价值偏向是如此之剧烈，以至于有批评者进行质疑，认为它是“在一种假想的状态中彻底否定城乡之间存在的现实不平等”。[参见邱雪松：《农村与城市：关于〈山乡巨变〉的另类解读》，《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同样，赵树理的《三里湾》等作品也表示了鲜明的乡村价值观。在对马有翼、范灵芝等回乡知识青年与王玉生、王玉梅等本土农村青年之间，赵树理对后者的价值偏向非常明显。在《卖烟叶》等作品中，赵树理更谴责了那些想离开农村到城市发展的青年农民。
这一点更体现在如何对待乡村青年前途的问题上。在城乡差别明显的中国社会，农村青年的出路是一个很现实也容易让人产生矛盾的问题。从青年的发展出路着想，离开乡村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在当时城乡之间人才的流动还比较宽松的情况下），但是从乡村发展着想，留住这些人才又非常有必要。正是在这些有冲突性的选择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作家们以乡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当然，这并非说持相反态度写作的作家就对乡村没有感情，只是因为他们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一样。典型如1980年代的路遥，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中充分站在农村青年的角度，对他们匮乏前途的生活满含同情，对他们渴望离开农村、发展自己的愿望表达了深刻认同和明确支持。这与时代环境有关，也与作家的思想理念有关，很难说谁对谁错。]。这些作品塑造了许多优秀农村青年形象，如《山乡巨变》中的盛淑君、陈大春，《三里湾》中的范灵芝、马有翼，《创业史》中的改霞，以及《黑凤》中的丁黑凤、李月艳，刘澍德《归家》中的李菊英等。在人物个人前途和乡村前景的冲突间，作家们也常常会陷入到矛盾中，但绝大多数作品的选择是让青年们留下来建设乡村。对此，有批评者予以指责，但其实是作家们对乡村的热爱战胜了对人物的热爱，是作家们对乡村美好前景的期盼超越了对个人的感情[参见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8-103页。]。
作家们对乡村的关注，最突出的当然是现实政治运动。撇开其复杂政治内涵不谈，运动中蕴含的一个关键点是对乡村的改变。姑且不论其结果如何，至少它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作家们期待乡村发展的主观愿望。或者说，作家们之所以那么积极地投身于对现实乡村运动的书写，是因为他们有通过运动改变乡村面貌的真诚期待。正因为这样，作家们在热切关注运动本身之外，还醒目地表现了与乡村发展相关联事物的热情。前面所谈的乡村青年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乡村的科技改革。在“十七年”时期，乡村科技是改变乡村面貌、发展经济的重要前提，作家们的创作中也普遍有所关注。如《创业史》中写到水稻密植，《三里湾》中更是对王玉生从农具到种植方法等多种科学探索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大量赞美，《耕云记》叙述了萧淑英的科学天气预报，西戎的《丰产记》和马烽的《韩梅梅》则分别关注了玉米品种改良和科学养猪的问题。作为这种心理更急切也更直接的表现，是一些作家在作品中明确表达了对乡村未来的憧憬。《不能走那条路》和《创业史》都通过鲜明的新旧对比，以农民们昔日幸福追求的不可实现来映衬现实和未来的美好。《山乡巨变》则通过陈大春与盛淑君两个农村青年充满热情的幻想，描绘了一幅乡村未来的美好蓝图。《三里湾》更是直接描画出“现在的三里湾”、“明年的三里湾”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不同图画，反映了作家略显急迫的理想心态。
由此可见，“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中的乡村理想与作家们的乡村情感、乡村立场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对乡村的深厚感情和期待乡村更美好的真诚愿望，既使作家们拥有乡村的价值立场，也使他们很自然地认可现实中的合作化运动，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对其进行某些美化，忽略掉其中的阴暗面。不排除这中间也可能会羼杂时代政治要求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至少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作家们的乡村情感与现实政治运动之间是有较多契合的，正是这种契合决定了作家们理想描画的真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