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步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大家都叫他“立波”，当面则称“立波同志”。虽然他是湖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跟他在一起，根本没有“官本位”这个概念。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人称呼他的官衔，叫“周主席”或者“周书记”的。但在湖南文艺界老少同仁的心目中，他的地位却是至高无上的。
从资历上讲，立波同志是红军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左联”的老战士，做过八路军总部的翻译和三五九旅南下抗日支队司令部的秘书。而他的学问更是了得，翻译过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多布罗夫斯基》、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捷克作家基希的长篇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等外国文学名著，堪称学贯中西；他的两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一部《暴风骤雨》荣获斯大林文学奖，另一部《山乡巨变》，还有一系列反映农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说他著作等身，一点也不夸张。他每发表一部作品，都会掀起一股阅读热潮，甚至可以影响那一时期的文学潮流。但他没有因身居高位而盛气凌人，也没有因创作成果丰硕而趾高气扬。他平易，亲切，随和，甚至还有一股浓重的书卷气。他因此受到人们一致的敬重。
我第一次见到立波同志，是1965年冬天。那时，我在农村做基层工作，受好文学，坚持业余创作。1965年4月，我在《湖南文学》发表小说《县委书记》，报刊很快就有评论鼓励。立波同志读到了这篇作品，就问编辑部主任王剑清：“这个作者是哪里的？”王剑清告诉他：“是平江县一个农村干部！”立波“噢”了一声，说：“下次他来了，要他来找我，我要见见他！”
大约是12月下旬，省里召开青年作者会，我接到了通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省里的文学会议，那种高兴自不待言。到达长沙的当晚，王剑清同志就把立波的话捎给了我，我更是激动不已。立波同志是我们青年作者心中的偶像，自己的作品能得到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大作家的关注，那当然是莫大的荣誉。
第二天上午，我们准时去中苏友好馆开会。在大门口，王主任正和一位面容清癯，戴金丝眼镜、五十开外的同志说话。我猜想那就是立波同志。王主任把我招呼过去，果然是他。他握住我的手说：“你的小说我看了，很有生活气息，文字也很朴实。当农村干部，写熟悉的人和事，路子对头！”当他听说我已在农村工作了十年，笑道：“在解放区，参加革命十年，就是老革命了罗！”立波同志这样风趣幽默，我和他的距离便立刻拉近了！
那天上午，主要是听立波同志讲话。那时的文学青年不像后来那么多，大约只四十多名青年作者与会，大家聚精会神，都做笔记，生怕漏掉了什么。立波同志讲读书，讲深入生活。既有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又旁征博引。其中有一些话，至今都感到亲切。他说，作家要有生活基地。最好在一个十分熟悉的地方，花一点精力，费一点光阴，做长期打算。描写熟透了的地方和人物，往往笔尖一接触稿纸，形象和场面自然从脑子里泛溢出来，那样写出的东西，才会真正有生命，才能深深打动人……其实，他自己正是这么做的。1954年11月，他从北京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在益阳县邓石桥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过了一年，他干脆把家也从北京搬来了，妻子林蓝和四岁的女儿都来了，一家子住在清溪村他的那幢祖传百年老屋里，一直到1958年，他都没有离开。他先后担任了乡里的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乡党委副书记。白天跟群众一起劳动，晚上跟他们一起开会。了解群众的心思，关心他们的痛痒，为他们分忧解难。这样，他结识了数以千百计的干部群众，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因此获得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不幸，他们的女儿百穗，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因病在乡间夭折。舔犊之情，人皆有之。周立波将失犊的伤痛，深深埋藏在心中，坚持深入生活的第一线。由于他的执著与坚持，使他的创作形成了又一次“井喷”式的高潮，不仅产生了《山乡巨变》这种里程碑式的作品，还有一大批烩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相继问世。创造了一系列具有湖乡特色的、栩栩如生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形象，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文学人物画廊！
立波同志的言传身教，激励着鼓舞着大家。在那次会议上，青年作者们纷纷表示，要深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长期扎根，力争写出好作品来。
然而，好景不常。大约只过了半年，“文革”就开始了，党和国家都陷入了一场灾难。文艺界是个重灾区。我已经从报纸上知道，立波同志受了冲击。1967年春天，我因事到长沙，顺便去省文联的办公地中苏友好馆，想去看看立波同志，也去看看一些朋友。在那个院子里，却见立波同志正和另外几个人在搞劳动，他手里拿的是一个长柄扫帚，在清扫垃圾。我上前招呼，他冲我点了点头，指指胸前的白色符号，示意旁边有人监视。在那人妖颠倒的日子里，政治上打入另册的人，都得佩戴这种羞辱的标志。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只觉得这很荒唐，也很尴尬。我怏怏地离开。出门的时候，我想起立波同志在自己的处境十分艰难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不要连累别人，更加显出他人格的高尚。
也是这次到长沙，我得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周立波毒草集》。那是造反派为了诬陷立波同志，恶意编印的。那天我去一位朋友家，他正好弄来了一本。这些年来，凡立波同志的作品，我都找来读。我缠着他要，他便让给了我。另一部《文学界》，是一种杂志，是在坡子街一个旧书摊上发现的。1936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4期，共四本。后来我读《鲁迅全集》，方知《文学界》杂志只出版了四期就停刊了。这就是说，这四本是杂志的整套。因为杂志连载了立波同志的翻译作品《秘密的中国》，我便想买了回去。但要价贵了一些，那时我工资不高，犹豫了好久，最后咬咬牙，买了！我把这两部书带回家，后来我调去湘赣边界的大山深处做公社干部，我也把书带去。立波同志的作品，过去囫囵吞枣地读过一些，山区偏僻闭塞，又无书可读，正好可以细细地研读了。于是，在山区的土屋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在煤油灯下为立波所描绘的生活故事所陶醉。所谓《周立波毒草集》，其实都是一些精品。其中的《山那面人家》和《扫盲志异》，尤其使我着迷。《山那面人家》诗的意境，鲜活的现场感；《扫盲志异》出其不意的情节安排，使人百读不厌。而在《文学界》杂志连载的《秘密的中国》，使我了解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抗日的描述。须知，那是一个文化荒芜的年代，而我又是在一个山高水远的地方，能有这些书籍在我的身边，实在是一种幸运。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品咂，在把玩，在感受一种文化的存在。四十多年过去了，这几本书至今仍然在我的手上，这是立波同志留我的丰厚馈赠！
2006年9月，我有机会去立波同志的故乡益阳邓石桥乡参访。清溪村背倚青山，风景秀丽。我们在田畴阡陌上流连，在茶树林里寻觅，遥想当年的生活场景。这时，我突然发现，立波同志作为一位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党员老作家，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与党的中心工作有关。比如，《暴风骤雨》写土地改革，《山乡巨变》写农业合作化，《扫盲志异》宣传扫盲，《山那面人家》写青年突击队……然而，他的笔触更关注的是在乡土环境下的人生现状，更执着于对乡村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述，作者对迷离月光下的乡村夜色和茶子花清淡的芳香更是绘声绘色。他借助当时中心工作的画框，演绎着乡土人生故事。如此，他的作品便于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乡村叙事风格。有学者指出：当那个特定的时代烟云消散之后，周立波作品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述与对生计问题的执著关注，便成了人们阅读他的作品的主要动力。人们常常抱怨当年某些作品没有生命力，是因为配合中心图解政策所致。立波同志却没有这种尴尬，他的作品至今都闪烁着独特的思想和艺术光芒，有的成为永驻艺术魅力的经典之作。这时我想立波同志四十多年前对我们说过的话：要花一点精力，费一点光阴，深入生活。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才会真正有生命！
立波同志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他的文学宣言。对于后来者，他是一个样板，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