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媛媛/湖南长沙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作家，在诸多事业中选择作家作为自己终生事业，就意味着对社会对人民负责，对社会对人民有所担当。作家的写作应该扎根人民之中。周立波生前曾鼓舞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要到生活中去，去自觉承担对社会对人民一份责任，这样才能写出时代的风貌，人民喜欢的东西。周立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周立波出生在战争年代，他没有躲在炮火下关紧房门来写作，而是积极投入到战争。他首先做了个战士。他用自己的才华，给八路军总部作翻译，给三五九旅南下抗日支队司令部作秘书；给延安“鲁艺”的做文学教员。解放后，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又使他激情澎湃。他带着妻子和四岁的女儿从繁华的北京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住到清溪村他的那幢祖传百年老屋，做起了乡里的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乡党委副书记。白天，他跟农民一起干农活、当了个正儿八经的农民。晚上，他边给农民讲文化课，走村串户，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当地土改工作。他是先做战士、农民，工作组，然后才是作家。他的《暴风骤雨》出版了半个多世纪，他工作过的黑龙江元宝村人民都还满怀眷眷之情，念念不忘这位来自湖南水乡的周区委。《山乡巨变》更是表现了益阳人民的心声。
也是周立波这种紧抱故土不放，怀着对人民的深切疼爱，以他独树一帜的山乡牧歌式的笔调，描绘益阳农村和东北农村。他的深入基层，走向农民，为我们树立了为创作榜样。
生活比小说更精彩，这句时下人人都能说的行话，有多少人能做到？有的作家既没有气魄真正深入到人民中去接受人民群众的痛苦和思想，更谈不上将其变成自身创作的源泉。还有的作家只图把文字写得行去流水，如花似锦，而躲在一角沾沾自喜地称赞自己的文字是一流的，别人弄不出的。其实这样的文字再好，也就像一束摆在房里的塑料花，鲜艳夺目，但闻不到一点花香。还有的作家干脆躲在家里看影碟，看得昏天地暗，然后直接把外来的搬来变成自己的东西，变成一篇篇好读好看时尚的东西。还有的作家刚写出了一两部受人们喜欢的作品，马上做起了官或办起了文化公司，小车洋房也就跟着来了。文学让个别人捞了一把。
我们许多作家是从农民出来，成名之后却渐渐脱离农民，走向高贵了。而我们的周立波是一个大官；他翻译过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多布罗夫斯基》、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捷克作家基希的长篇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等外国文学名著，可以说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写了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一部《暴风骤雨》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一部《山乡巨变》和他的一系列反映农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影响那个时期的文学和几代人，可以说他是个知名的大作家。然而，他并没因为获得成功而放弃对农民的热爱和关心，而是他把农民痛痒更放在心上了，更有能力地为他们分忧解难，为他们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了。周立波就是凭着一颗“永远的农民心”使他成了中国卓越的优秀作家。
再读周立波那些带着泥土香的作品仍然觉得耳目一新。那些人那景就像是一幅跨越时空和地域的农村长卷画，一幅幅带有哲学思考的农村长卷画。尽管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情景早已成为历史，尽管那些作品在当代青年读来有些隔世的感觉，但恰恰这些距离让他们了解中国的农村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没有周立波的作品，后代人怎么去了解那场历史环境和农村运动给中国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没有周立波的作品，怎么去了解农村出现那些欣欣向荣和蒸蒸日上的新景象？没有周立波的作品，后代作家怎么去了解当时的文学运动和文学状态？
实际上，农村无论怎样的波澜壮阔，怎样的惊心动魄，如果作者不注入情感，不站在巨人的高度思考，给读者留下的只是一幅农村平面图。然而周立波那些跳动在血脉里的火辣辣的文字，就像北宋画家范宽那幅有声有色的长景画。范宽绘画是“对景造意，不取繁饰，写山真骨，自为一家”。那个时代的农村风貌和农民形象在他笔下栩栩如生。如《山那边人家》的酒精脸兽医、《艾嫂子》里的刘艾珍、《卜春秀》里的卜春秀、《新客》里的胡菊英、《盖满爹》里的盖满爹，他们在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上幸福快乐地建设自己的美丽农村。作品写出了一个美丽的农村首先是由幸福快乐的农民营造的。
在当前文学日新月异，文学的语境和内容“多元化”表达，鉴赏标准和审美趣味日趋繁杂的今天，其实人民还是希望读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读到一些他们自己的东西。那些无病呻吟，纯粹私人化的小情小调只能给人民产生阅读疲劳。万变不离本，就是本着对文学的虔诚，从深处表现人民的痛苦和愿望，为人民孜孜不倦地写作。
周立波虽然离开我们30多年了，但他的创作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