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博导、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
著名作家周立波逝世后不久，立波夫人林蓝同志来到北大，想寻请一位外国文学教师协助整理出版周立波在延安鲁艺的讲稿。她说，讲稿内容大部分涉及外国文学，尤其西洋文学。周立波写时匆忙，使用了简字、代号和外文，有待于辨识和注解。听了来意，我便欣然答应，并约同孙凤城教授一起来做。当时我们两人正在为中文系、图书馆学系及三个外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分别讲授俄国和西欧文学。
我同林蓝此前并不相识，之所以立即答应，是出自我对周立波这位名作家素来的崇敬。中学时代读过他的小说《暴风骤雨》，那是新中国作家首次荣获苏联（也是外国）的国家奖——斯大林奖金（1951年同批得奖的还有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进了北大俄文系以后，我又常接触到这些获奖作家的俄文人名和书名，发现周立波的创作极受苏联的注意并得到好评。他们几乎跟踪翻译了立波周志的新作。1951年翻译出版《暴风骤雨》俄文第一版（鲁得曼和卡林诺科夫译并序，莫斯科），1952年俄文第二版（同译者，舒普列佐夫序，莫斯科）。1957年译出《铁水奔流》（伊凡科译，阿凡纳西耶夫序，莫斯科），1960年译出《山乡巨变》正篇（俄译本书名为《春到山乡》，克里弗佐夫译并序，莫斯科），1962年译出《山乡巨变》续篇（俄译本书名《清溪》，克立弗佐夫译并序，莫斯科）。此外，1953年出《中国短篇小说集》俄译本（卡拉谢夫编）也收入周立波的小说。而且周立波的名字早已收入苏联60－70年代的百科全书了，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林蓝同志，让她非常高兴。
总之，周立波不但是受苏联人欢迎的作家，而且是中俄（苏）学术界研究两国文学关系中很受注意的个案，我们系就有师生研究周立波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和他对该国文学的评价。
我和孙凤城来到了位于三里河的南沙沟公寓，初次见到手稿。据林蓝介绍，那是立波同志1940－1942年两年间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讲授“名著选读”课时陆续写下的。只见讲稿用印有方格的各色油光纸竖行写成，纸张有大有小，有的是简要的讲稿，有的是讲课提纲，有的仅列篇名或章、节名，还有的是残稿，字跡辨认起来相当困难。用的纸是久违了的那种油光纸，我在抗战时期上小学用的练习本就是那种纸，质地发脆，正面光滑，背面布满小小的纸颗粒，用铅笔写时要小心躲开小颗粒，以免划破纸面。由此足见延安时期物质条件的困难。我想，那也见证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经济的萧条和生产技术的落后，一个发明造纸术的古国，居然造不出比较像样的白纸，如今的人们是难以想像的。
据说，讲课的名著有《阿Q正传》、《红楼梦》等中国作品，多数则为外国文学。有许多手稿已丢失，目前我看到，仅存的有蒙田、莱辛、哥德、司汤达、巴尔扎克、梅里美、莫泊桑、纪德、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绥拉菲摩维奇、班台莱耶夫、涅维洛夫，法捷耶夫等人的名著，在所有22讲手稿中（包括残稿共约10万字），俄国分占了三分之二。西欧部分较少；所以后来孙凤城就不去了。
在1981－1982年有整一年时间，我多次来到南沙沟公寓，有时要呆一整天，大量的工作是辨认字跡和读解原意。讲稿并非都是成文，仅系讲课的详细提纲。讲课前后随时补充，增删。所有稿纸上打了各种标记，加入许多段落，随意填写在稿纸上，几乎占满了一切空白处，也有许多英、德、法文的书名与人名，包括作品主人公的名字，以及收入的英文句、段。讲稿经年累月随主人南征北战，时间的磨损，已令字跡模糊。故此需要反复读诵和猜度，直至与人共同讨论确认。整理的工作最为艰难。
为了保护手稿，使之免得再受磨损，林蓝极为细心，她在辨认过每一篇文稿并在讨论确定之后都亲自动手，有时也请别人帮忙，把已确认的内容重抄一篇。所以后来我们用以作注的都是整齐的抄清稿子。幸亏她有在鲁艺亲身聆听讲课的经历和体验，加上她本人也是作家，具有文学素养和文字功底，在理解原稿原意上有时更能独具慧眼，破解文中的难题。而我们则是在相关的外国文学作品内容和历史背景上，以及对作家的创作思想方面贡献意见。
关于林蓝的情况，我在共同的整理工作中才了解，她早在鲁艺就已是文学系协理员，后来长期做记者和编辑工作，解放后在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职。作有小说集《红棉袄》和电影文学剧本多部，包括把小说《暴风骤雨》改编成电影剧本。其中据她的剧本拍摄的电影《祖国的花朵》中，有一幅剧照：一对可爱的儿童放飞和平鸽，在50－60年代成了风糜城乡的招贴画，许多家庭都有张贴。
我们所做的事有三类，一是辨认难解的字句，加以确定和填写，包括代号或代称。如“T”为“托尔斯泰”，“朵”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依据篇章内容及上下文，比较好认定。实在难定的，或讲稿已被磨掉的字跡，则加入方格“ ”，留待今后有可能再填入。二是引用外文的段落，作者有时只引了小说外文书名及某一段的头尾几字。那就需要查出他依据的原著外文，全文照录，并相应引入已有中译本的文字（少数情况是无中译文的，则代为译出）。三为数量是比较大的是加注解，或注明他所讲到的作家（生平著作）、作品（内容要点）、主人公（在作品中的地位、作用），或注解其所涉及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的要点。但这一切均以方便读者读懂为限，避免冗繁或过分解读周立波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批评观点。
读解讲稿之后，我发现周立波的讲课具有外国文学的全面系统知识，甚至有文学史的脉络。他讲的虽是“名著选读”，实际上已经涵盖了欧洲文学史的各个时期，以俄国古典文学为例，历来讲到文学史上的六大名作家，即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他都已列入。至于苏联文学，至30年代大的名作家，他在40年代初也及时选入：高尔基、绥拉菲摩维奇、法捷耶夫等，这与我在80年代参编的《欧洲文学史》（杨周翰主编）和《俄国文学史》（曹靖华主编）可以说也吻合。足见《讲稿》具有当代性。同时说明延安培养的文艺骨干也具有外国文学方面很高的素养，绝非有人误以为的那种“土包子。”
《讲稿》还表明，延安时期很注重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引进和宣传教育，欧洲古今的文艺学说，尤其苏联当代文学理论，包括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文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讲稿》都有涉及。苏联当代文艺家巴赫金在30年代初提出的“复调小说”理论，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特点是，让各种人物汇集在一起，对同一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观点互不相同，互相对立。而作者只作客观的描述，不加评论，也不加干预，造成作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此谓之“多声部”，或称“复调”。巴赫金此论提出甚早，但在我国正式全面译翻和推介则是80年代的事。可是立波同志在40年代初就已敏感到这个特点。他在讲陀氏的《罪与罪》时，说陀的作品：
“在俄国文学中有特别的地位，正常传统以外的一个”特点：“维持兴趣的是他对于对话的把握，对话多……对话中的抑扬和节奏可以看出个性……用‘独白’写成的作品”。
周还用别的作家作对比：
［普希金］“在整个小说中，人物说着作者的言语……不是人物独立的说话……［女主人公］她的演说构造不会比古代的演说家差。17岁的姑娘是分析的天才”。
从这里看出，周立波文艺观的敏锐，如果不说他的文艺批评超前，至少可以说他与文艺观点独到的巴赫金理论遥相呼应。
从《讲稿》出发，我们还敬佩于周立波广泛的文艺天才：他集创作、评论和翻译于一身。即以外文而言，稿中使用多种语言，所引英、德、法文都有。所译作品甚至包括俄国古典文学作家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40年代出版，1981年群众出版社再版）。至于周立波译的苏联名著肖洛霍夫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更是闻名避迩。该书转自英译，解放后已据俄文本校译过，1950年三联书店出版，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可谓经典名译，无人超越。小说的译名业已广泛传开，已为学界习用。不知何故80年代有后起的译者以书名《新垦地》出了新译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倒使人感到不习惯了。其实对于原书名俄文“Поднятаяцелина”来说，两种译法相比，显然前者（周译名）更贴切，更形象，也更抽象，不仅雅致，而且还富于哲理意味，而后者（新译名）则失之于具体化，太俗而不利于想像。也许新译者出于好意，用心在不与前译者雷同，但从中看出其文艺性却不相同。周立波毕竟是有文艺创作经验和修养的老作家，其翻译水平也是和创作水平相匹配的。
《讲稿》在注解完毕后，经过联系，终于争取在武汉华中师大主办的杂志《外国文学研究》先行分期连载，名作家徐迟写了评论，尔后再出版单行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使它得到广泛宣传，影响更大，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现实意义。这令人感到欣喜。
《讲稿》后来收入《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